20世纪以降的西方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神话的运用持自觉的态度，造成了神话在文学领域的复兴。发端于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之初同样关注到了传统的神话。不论是“五四”前后的神话研究热潮，还是“五四”新文学作家运用神话题材创作的大量神话题材文学作品，无不显现出神话传统的文化链条并没有因“五四”时期强调理性和科学的启蒙思潮的盛行而断裂。
“五四”时期的神话研究热潮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吸纳西方的各种先进文化观念，试图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当他们在对西方文化追本溯源之时，一致发现了神话在西方文化中的源头地位和巨大影响，进而对神话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神话研究热潮。
周作人对西方神话与神话学理论的介绍作出了很多贡献。早在1907年，周作人就将英国作家里哈葛德与安度阑依据荷马史诗合创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译介了过来，并在该书的译序中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英国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他还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神话》等域外着作，向中国读者介绍希腊的神话。此后，周作人又接连发表了《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神话的趣味》等一系列文章，就神话的起源与性质、神话与文学的关系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以评论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的茅盾在1917年至1925年期间编译了多篇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中国神话研究ABC》《北欧神话ABC》《希腊文学ABC》等研究着作。“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对神话也有浓厚的兴趣。1923年11月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文艺论文《神话的世界》集中体现了郭沫若对神话的理解。诗人闻一多在神话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他在借鉴西方神话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神话的考据与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发表了许多神话研究的文章，收录在《神话与诗》的专着中。此外，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赵景深的《神话与民间故事》、汪倜然的《希腊神话ABC》、方壁的《北欧神话》等着作在传播西方神话与神话学知识方面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大量刊发神话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总之，从“五四”开始，神话研究便在中国盛行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研究神话的知识分子中很多都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新文学作家。尽管他们关注或研究神话的视角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神话研究都是在受到西方神话与神话学理论的启发后而展开的。对于这些研究神话的新文学作家来说，除了自身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外，最大的目的还是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源、认识西方的文化与文学，从而更好地借鉴不同的文化理念，更好地促进新文学的发展。
“五四”新文学中的神话题材创作
正是在“五四”时期神话研究热潮的影响下，新文学作家们对神话这个文化遗产有了更理性的态度和更开放的视野。他们既对中国的古代神话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又大胆地吸收西方神话理论和神话素材，悉心挖掘和利用中外神话题材进行文学创作，丰富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面貌。
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首取材于古希腊神话的新诗《爱之神》，开创了“五四”新文学运用神话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鲁迅还通过改编中国神话传说，先后创作了《补天》《奔月》《铸剑》《理水》四篇神话题材小说。李健吾的《终条山的传说》也是一篇借古老的神话传说来剖析现实社会的启蒙小说。冰心用模拟神话的方式创作的小说《最后的使者》，表现出用“爱的哲学”来拯救现实世界的黑暗和人心的萎靡。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之再生》等作品与“五四”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十分契合。汪静之的《精卫公主》、冯至的《蚕马》都是取材于神话的爱情诗，共同书写了反抗封建思想束缚、宣扬爱情自由的主题。诗人徐志摩也以神话题材创作了一首诗歌《人种由来》，诗中表达了人类只有拥有智慧才能真正实现主宰自己命运的主题思想。
“五四”新文学作家们创作的这些神话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戴着“神话”的面具，但面具下隐藏的恰恰是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由于借用神话题材进行文学创作，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往往侧重于对民族精神的探寻以及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思考。神话中人类先祖那种原始而粗犷的力量之美、敢于同大自然搏斗的抗争精神、面对死亡与灾难的无畏态度、对美好生活与理想世界的追寻意识，无疑给了新文学作家们极大的启发。他们用心良苦地从神话中取材进行创作，利用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营养——神话的意蕴去滋养现实中羸弱的民族精神和被束缚的生命人性。
在一个神话基本消亡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广泛开展神话研究，新文学作家们也不约而同地从中外神话传说中取材创作神话题材作品。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它是以神话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基因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时期的特殊表现，同时也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新文学作家们自觉追求和有意创造的结果。他们的目的无不是借助神话来探寻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寄希望于现实中的民众不仅要继承我们祖先的伟大品格，同时也要积极地吸吮西方的现代思想，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文明。“五四”之后，神话传统仍然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延续。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些将传统神话题材用于文学创作的质料，并根据创作的需要进行自由改编和合理阐释的神话题材文学作品，我们该如何去评价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创作意义，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同神话传统、创作主体、时代语境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作者系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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