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林：重读罗素：中西哲学的互鉴之旅

尽管20世纪涌现出许多分析哲学的前辈大家，但罗素无疑是分析哲学的直接创始人之一。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是对19世纪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拒斥。罗素的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逻辑、数学基础和知识论等方面。他认为，认识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分析将事物的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实在。换言之，只有把复杂的东西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我们才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信念。

罗素首先是一位莱布尼兹研究者，他在自传中曾经说过，早年他摆脱孤寂感的主要途径便是同莱布尼兹穿越时空的神交。罗素认为，莱布尼兹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向：一个是人所共知的，作为《人类理解新论》《神正论》《单子论》的作者，戴着假发，穿着华服，奔走于欧洲的宫廷之间；另一个则不为时人所知，作为数理逻辑的探索者，留下了大量手稿和书信。罗素于1900年出版的《对莱布尼兹哲学的批判性解释》，揭示了莱布尼兹作为数理逻辑探索者的形象。

从莱布尼兹开始，不断有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的模糊性会造成对哲学命题的误解。莱布尼兹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人的语言特性对塑造人的社会本性的作用，甚至通过考察语法成分的特点来说明人们的思想结构。莱布尼兹综合笛卡尔等思想先驱提出的人工语言理论，系统阐述了通用语言的构想，用一套人工符号系统去改造传统逻辑以及其他知识门类。某种意义上，罗素和怀特海合着的《数学原理》实现了莱布尼兹这一构想。

早期的分析哲学家希望构造一种完善的人工语言。罗素心目中理想的人工语言，就是《数学原理》中构建的语言，这种语言会直接显示其命题的逻辑结构，从而显示其相应的事实的逻辑结构。罗素从世界与语言的同构性引申出逻辑原子主义本体论的结论：世界的本体是原子事实，而原子事实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世界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因此，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拒斥新黑格尔主义的一元论。一方面，罗素把科学的求真态度与神秘洞见相结合；另一方面，他又把知识探求与善好生活相关联。在罗素看来，真正配称知识的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东西。

罗素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究，而是一位“介入式”的知识分子。他乐于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传播和平主义的主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身自由。分析哲学不近人情，并不意味着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要远离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比如，老子的思想就启发了罗素对战事频仍的欧洲时局的思考。老子把“道”的运行描述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罗素非常推崇这种处世态度，多次引用《道德经》中的这段表述。“道”生长万物而并不据为己有，化育万物而并不自恃其能，成就万物亦不自居其功。正因为道家的圣人不自居其功，所以他的功绩反而不会泯灭。罗素认为，在西方，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热衷于追求的恰恰就是占有、自恃以及统治，这是占有性冲动的直接体现。

罗素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源于冲动和欲望，过去的政治哲学通常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并将欲望作为人类行动的源泉。罗素的政治哲学则基于“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更能塑造人的生活”的信条，冲动是生命的表达，没有冲动意味着死灭。相当多的人都有与他人冲突而非和平共处的冲动，唯有在打击或抵抗共同敌人时，人与人之间才可能亲密合作。个人生活如此，国家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德两国均是情绪冲动，罗素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描述英德两国之间占有性冲动的直接表现：“你，英国，臃肿而衰老，你阻碍了我的生长。你腐烂的枝丫挡住了阳光对我的照耀，妨碍了雨露对我的滋养。你伸展的枝叶必须被剪掉，你对称的美必须被毁灭，我才可以自由生长。”罗素认为，国家的权力正是通过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而获得的，“备战、打仗，接着从战争中恢复”是现代欧洲的常态。精力充沛的人需要某种竞赛，某种克服阻力的冲动，从而感觉他在锻炼自己的能力。孔武有力的人宁愿生活在充满恐惧的世界，而不愿生活在令人乏味的乌托邦，比如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慧骃国。

因此，罗素区分占有性冲动和创造性冲动，他强调我们并不是要削弱冲动，而是要引导它朝向生命和创造，而非朝向死亡和朽坏。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竞争、无休止的变化、永不满足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非工业文明的传统美德要想得以存续，似乎希望渺茫。问题是，如何使工业化同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特别是同艺术、个性自由相结合？一个社会只有既使用机器，又不崇拜机器，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1918年12月至1920年1月，中国思想界的先锋梁启超游历欧洲；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罗素访问中国，梁启超发起的讲学社承办了罗素来华的相关事宜。这正是一百多年前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梁启超为了实现“少年中国”的梦想去欧洲取经，罗素为了替他心目中的“老欧洲”寻找新的希望而踏上来中国的旅程。没想到，他们殊途同归，在对西方文明的现代病有所洞察后，都发现中国智慧具有疗治这一病症的启示价值。尽管罗素的数理哲学深奥难懂，并且他给中国提出的现代化方案“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导致罗素的中国之旅激起的浪花没有达到预期，但罗素的分析哲学还是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层层涟漪。

就笛卡尔以降的近代西方哲学而言，金岳霖认为，休谟、康德、罗素代表持久而可靠的思想路向。受罗素《数学原则》和休谟《人性论》的影响，金岳霖从早年的新黑格尔主义转向分析哲学，认为日常概念的精深分析就是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是分析哲学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重要成果，运用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来处理和解决知识论领域的种种问题。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一书中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金岳霖的代表作《论道》同样认为逻辑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论道》用罗素的分析方法，对无极、太极、理、性、情、体、用等传统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

此外，牟宗三也认为，莱布尼兹、康德和罗素代表西方哲学的正统。他提出，莱布尼兹的逻辑代数发展出了罗素的数学原理。牟宗三以罗素的分析方法区分两种真理：一种是外延真理，比如“2+2=4”这种数学真理；另一种是内容真理，比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的“仁”乃是需要通过个体生命来表现的真理。名理研究逻辑，数理研究数学，物理研究自然，这些属于知识的学问，追求的是外延真理，正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而中国文化的精华集中在性理（儒家）、玄理（道家）、空理（佛教）这些属于生命的学问，追求的是内容真理。牟宗三从真理的区分来廓清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可见，原始道家的思想启发了罗素的政治哲学，罗素的分析哲学则影响了新道家的代表人物金岳霖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思想。罗素强调，“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西方哲学，既不必自我矮化，迷失在西方哲学的概念大厦里，也不能自我封闭，拒斥可以启发我们的东西，而是应当考量如何利用一切优秀的哲学资源来激活中国思想，重塑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在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浙江树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