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等：经济结构调整下湖南农民工返乡就业困境与对策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

在经济结构深度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期，农民工群体呈现“回流潮”与“就业难”并存的复杂态势。湖南作为“劳务大省”，其就业格局直接关系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以劳务输出大县衡阳县为例，2025年春节前后返乡农民工达18.3万人，其中4万多人未能返岗，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就业的深层次矛盾。如何帮助返乡农民工走出就业困境，既承载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命题，也伴随产业衔接不畅、收入增长乏力、社会风险传导等多重挑战，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农民工返乡就业的现实困境：多重压力交织

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升级与区域重构，首当其冲的是出口贸易受阻，沿海外向型企业用工普遍减少，加之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就业结构急剧变化，农民工面临“城市难留、乡村难进”的双重挤压。衡阳县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前后开展的60场就业服务活动虽覆盖2万余人次，但农民工返乡后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

1.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压缩城市低技能就业空间。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构深度调整，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用工大户受到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冲击，农民工城市就业遭遇“挤出效应”。对衡阳县调查显示，未返岗者中41.7%因“岗位减少/工资过低”滞留，反映出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背景下，农民工“被动返乡”的趋势明显。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农民工未返城的原因是“不好找工作”或“工资太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农民工跨省就业人数较2019年下降10.1%，而省内就业占比首次突破60%，标志着农民工就业格局从“外向型”向“本地化”转型。

2.返乡规模扩大与收入锐减构成双重矛盾。在农民工城市就业遭遇困境的背景下，返乡规模逐渐扩大，普遍面临“就业难”与“增收难”双重压力。衡阳县2025年返乡农民工占21.9%，收入层面，城市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萎缩导致农民工就业岗位减少，议价能力降低，即使找到工作，也往往面临工资水平低、不稳定的问题。调研中发现一个48岁的农民工月收入从6000多元降至不足3000元，“做几天停几天”成为常态。而衡阳县维权服务活动显示，2025年春节前后处置欠薪案件300余起，为402人追回工资428万元，凸显薪资保障机制的脆弱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2024年，本地就业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农民工老龄化趋势明显，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也逐渐降低。

3.县域经济承载力薄弱导致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县域产业基础薄弱制约就业容量。衡阳县虽通过“市民化服务活动”开展5场惠民演出、吸引3000人次参与，提供31500人次临时岗位，但由于产业基础薄弱，新兴产业发展滞后，难以支撑长期就业。同时，创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等要素短缺，使得农民工创业面临诸多阻碍。调研发现返乡的一个农民工开办香菇合作社，因缺乏冷链物流和市场渠道，积压的20吨香菇最终腐烂，直接经济损失超百万元。而县城快递分拣员岗位因要求智能终端操作技能无人胜任，凸显“低技能岗位不愿干、高技能岗位干不了”的结构性矛盾。

4.就业压力向乡村社会传导潜在稳定性风险。农民工返乡规模的扩大，也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返乡农民工聚集乡村，就业竞争与资源分配容易引发邻里矛盾和劳资纠纷。加之社保缺失、医疗负担重等问题，增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衡阳县关爱服务虽投入100万元开展留守儿童护航、困难慰问等活动，但未根本扭转就业竞争引发的社会矛盾。调研一个农业乡镇发现，2022年土地纠纷调解案件同比上升43%，部分农民工因失业滋生酗酒、赌博等问题，与衡阳县未返岗群体中1051人“暂不外出”形成潜在风险对照。

二、困境根源：发展转型期的多重结构性矛盾

农民工返乡就业这场“逆向流动”，其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困境背后是规模化替代、技术革新与能力断层引发的深层失衡，折射出经济发展转型期的多重结构性矛盾。

1.城乡规模经济双重排挤效应凸显，加剧“非农非城”困境。城市规模化企业通过裁员压缩人力成本，农民工因技能单一成为首要调整对象，其中2024年建筑业农民工较2014年减少超1800万人。农村土地流转加速下，规模化农业替代传统小农。如黑龙江北大荒一台无人收割机日作业量相当于200劳动力，导致乡村“剩余劳动力”激增。衡阳县农民工省内就业占比提升至60%，但县域产业园区吸纳能力有限，形成“城市留不住、乡村回不去”的困境。

2.技术革命与人力资本断层，导致技能供需失衡。城市产业升级带来“去人力化”，工业机器人替代一线工人，调研长沙的一个电子厂智能生产线使用工量从2000人减至500人。农村产业升级带来“高门槛”，在山东寿光的智慧大棚，温湿度传感器、自动灌溉系统取代了传统种植工人。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和智能设备取代，而农民工普遍存在新职业技能不足的问题，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导致技能匹配失衡呈现“断层效应”，就业空间进一步被“替代”。衡阳县虽通过60场就业培训覆盖2万人次，但培训内容多集中于传统工种，与智能制造、电商运营等新业态需求脱节，能力断层成为就业瓶颈。

3.传统技能体系与新业态需求脱节，放大结构性失业。视频电商、智慧农业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难以满足新型产业的用人需求，导致结构性失业。人社部数据显示，仅15%的农民工具备新职业技能。衡阳县“就业服务”活动培训2万人，但实践中，年龄在50岁及以上的学员难操作智能手机，乡村旅游项目因缺专业团队客流量不足预期的30%，凸显数字技能与运营能力短板。

三、破解农民工返乡就业困境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返乡就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关系社会稳定和乡村振兴的系统工程，需以技术赋能为引擎、资源整合为载体、制度保障为基石，激活返乡就业内生动力。

1.技术赋能创造新业态就业机会。技术赋能要与乡村新兴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针对新型产业的需求设置电商运营、智能制造、家政服务等培训课程，提高农民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以湖南省衡阳县为例，在“春暖农民工”活动中，政府通过线上直播等方式推广就业服务，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要进一步加大技术赋能力度，构建全链条新技能培训体系，为不同年龄层次的农民工提供定制化课程。

2.特色资源赋能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充分挖掘农村地区的特色资源，如特色农产品、民俗文化、自然风光等，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品牌化运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发展乡村旅游、民俗文化体验等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这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吸引和容纳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以衡阳县为例，春节期间通过组织专车、专列等方式运送农民工返岗复工，既体现了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地方劳务品牌的资源赋能。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3.农地改革赋能释放增加农民收入红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改革，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让乡村沉睡的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完善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租赁等形式参与规模化经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同时，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贷支持，解决创业资金难题。这些措施将多方释放红利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提供有力保障。

4.社会保障赋能筑牢农民生存最后一道防线。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金待遇。同时，出台就业扶持政策，如就业补贴、创业奖励等，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创业风险补偿基金，为返乡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5.龙头企业下沉乡村赋能联农带农。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下沉乡村，通过建立产业基地、发展订单农业、开展合作经营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农村投资兴业，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创新龙头企业的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方式，建设乡村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拎包入驻”的创业空间。这将有助于实现农民工返乡就业与乡村振兴的双赢局面。

（课题组成员：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陈文胜 陆福兴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