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启功（1912.7.26—2005.6.30），中国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满族。姓爱新觉罗，雍正帝九世孙。长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着《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论书绝句百首》等，出版《启功书画留影集》以及多种书法选集。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逝世，享年93岁。

1957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

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

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

我是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而且别的右派大都有“言论”现行，即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说了些什么。我是全没有。

事情的经历和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解放后的前几年文化艺术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我的绘画事业也在不断前进。

比如在1951～1952年期间，文化部还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举办过中国画画展，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参展。展览后，这些画也没再发还作者，等于由文化部“收购”，据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卖给了日本人。

文革后，又不断被国人买回，有一张是我最用心的作品，被人买回后，还找到我，让我题词，看着这样一张最心爱的作品毫无代价地就成了别人的收藏品，我心里真有些惋惜，但我还是给他题了。

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着名学者、书画家叶公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

当时叶公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

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入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

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曾夸奖说：“贵胄天湟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

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党内的，掌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

而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

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

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

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

叶公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

当然这场运动胜利之后，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了。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

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

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

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

不管拿在谁的手中，反正随时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险，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吗?日久天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别人回答：“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呢。”

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

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鳞”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鳞”的罪名，他们当然想不通。

但我深知我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当时我老伴也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我就这样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幸好母亲她们刚去世，要不然让她们知道了还不知要为我怎么操心牵挂、担惊受怕呢?”

这里虽有劝慰的成分，但确是实情，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老伴非常通情达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踏下心来和我共渡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彻底、正式平反。

我当时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总支书记刘模到我家宣读了正式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来的不实结论。我当时写下了几句话，表达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诚感戴对我的教育和鼓励”。

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彻底平反，正式明确原来的右派是不实之词，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谈?所以他还问我这句是什么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

其实，我一点讽刺的意思也没有，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从今我更要处处小心，这不就是对我的教育吗?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后，那位给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和我寒暄周旋，真称得上“翻手为云覆手雨”，“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要说右派的故事，还要属叶公绰先生。他可是真冤啊。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又是受周总理亲自邀请真心诚意地抱着报效国家的愿望回来的，但回来没落个别的，却落个右派，怎么能不冤?

他也到处申诉。怎么向别人申诉我不知道，但通过陈校长我却知道。他和陈校长是多年的至交，在辅仁时期即过往甚密，打成右派后，他给陈校长写了很多信，既有申明，又有诉苦，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右派，并想通过陈校长的威望告白当局和大家。

陈校长也真够仗义执言，冒着为右派鸣冤叫屈的危险，竟把这些信交到中央，至于是交给周总理还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也就摘帽了，继续让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叶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善于汲取教训。毛主席曾给他亲笔写过大幅横披的《沁园春·雪》，从此他把它挂在堂屋的正墙上，上面再悬挂着毛主席像。毛主席还给叶先生写过很多亲笔信，叶先生把它们分别放在最贵重的箱子或抽屉的最上面，作为“镇箱之宝”。

后来，更厉害的“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前来抄家，打开一个箱子，看到上面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再打开另一个箱子，看到上面又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不知这位有什么来头，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悻悻而去。也凭着他的信多，换了别人还是不行。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时候陈校长都帮助了我，援救了我，但这次政治运动中他想再“护犊子”似的护着我也不成了。可陈校长此时的关心更使我感动。

一次他去逛琉璃厂发现我收藏的明、清字画都流入那里的字画店，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难，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不但不再开玩笑地说：“这是给我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