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洪：中国式现代化塑造新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关于“理解与改善人类共同生活”的智慧之学。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命题在于通过现代国家实现共同的善，即塑造公共秩序、保障和发展公共利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形成的发展突破与理论创新，内涵不仅涉及国家治理方式等内容，更在于深化了现代化理论与政治文明的发展实践。作为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和组织社会的重大政治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具有多重重要的政治学价值。

作为大时空的政治进步实践和持续性的重大知识现象，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范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于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这一现代化进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以政党组织化的方式替代了过往的宗族权能结构而形成对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事务繁巨的历史文化大国的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自身实践，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思想和治理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继承，赓续了中华文化的文明性并衔接当代国家治理有效性，在国家的稳定有序与治理有度上创造了大量公共产品，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级大国发展政治文明的进步性与当代政治价值。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基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主体性（或独立自主）、以党的坚强领导所展开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发展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

现代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现象，但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正处于迫切需要转换拓展的窗口期。这既缘于过往学说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非凡成就，亦与难以恰切理解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探索相关，同时也与先发现代化国家遭遇的结构性治理困境紧密相关。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引发了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性进步和文明发展，而且将引致包括从思维、价值到方法的一系列知识更新，从而撬动新一轮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公共利益。中国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舞台上的现代化实践，不在基于传统—现代、神圣—世俗、价值—工具、伦理—法理、专制—民主等二元对立思维，而在于自身的革命实践和治理建设。这有助于走出基于原子化个人权利设置的西式政治制度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政治上可理解为合意的集体行动或“群众路线”。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通过“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实践机制，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普遍动员和资源整合，在国家与社会的共融互构关系优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秩序的动态调适和有序发展，因而也就具有显着的中国特色。如果接续古典传统中政治是共同的善之基本观点，现代政治学就需要为这种现代政治之善提供思维基础和政治框架，从而塑造公共秩序和发展公共利益。

中国式现代化重塑现代政治叙事。与西方式现代化以“断裂—新建”为中轴来解释现代化发生发展的所谓“普遍性”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在发端和展演的过程中，呈现的是不同于西方式的现代政治逻辑。对现代化进程和模式作“传统—现代”“封建国家—民族国家”等标签化的线性设置，伴随着西方的先发优势和海外殖民，成为所谓的“普适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及与之相关的支配—被支配、中心—边缘、主导—依附等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以鲜活的案例告诉世人，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民主发展进路。恰恰相反，现代化路径和模式的多样性，正好真切地表明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需要扎根政治发端的问题情景、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基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观和政治设计之于政治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新的历史性结合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历史叙事、世界叙事和文明叙事，从根本上讲是中国政治逻辑的新叙事，它通过汇聚政治思想力量和学术力量，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释放政治文明新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引发对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政治结构的混合性、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变迁的往复性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如果要认清西方式现代化，就需要具象到西方式政治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具有两重“隐性”过程特征，即作为特殊经验理论，具有隐蔽的时空嵌入性，会产生对外输出的“普适性”；以及伴随二元对立思维一并输出的隐藏的理论规范意图，从而导致不顾成立前提与适用情景的脱域性植入与“理论殖民”，引发种种不适甚至政治灾难。除却原生性的西方式现代化相对比较惯序性发展外，其他扩散开来的现代化“复制版”或“推广版”，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水土不服”。这种“排异性”告诉我们，政治发展的起始条件、要素累积与路径选择，与所在地域、区域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心理机制等要素紧密相连。这就需要相关国家和人民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根脉与现实问题情景理性选择适用于自身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这一悠久且从未中断的文明体所孕育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劲的国情根植性和文化共生性。

中国式现代化打造政治学研究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让“中国作为对象”和“中国作为方法”的政治学研究，成为国别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分支领域的重大知识现象。在获得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将引发海内外学界重思政治学思维、重构政治学范式和重组政治学方法的新探讨，使得对“多重普遍性”探讨成为可能。譬如，塑造融合政治挑战或分化资源竞争性政治的新可能，以文明型国家治理现代化直面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分析，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选主”民主的颠覆性探讨，以制度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的政治有效性消解西式合法性论判的脱嵌式裁剪，以共同富裕替代贫富分化、以和平发展替代扩张掠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破环境剥削模式的辩驳拓展，以及数字时代超越西方价值教条和制度霸权而探讨政治学研究的新题域和新体系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历史案例，将持续引发对政治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新探讨，以及对权力观、政党观、国家观、政府观、社会观、民主观、法治观、秩序观和效能观等一系列论域的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为政治学研究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因而，它是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的实践反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则是这种磅礴实践的学术凝结和学理证成，代表着基于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原创性解释体系，并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展现出壮阔的新图景。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范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实践新范例，呈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以践行体现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深化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彰显了中华文明鲜明的自主性、包容性、和平性精神底色。在现代化进程中，深化民主形式创新、资本规制机制、文化认同建构等核心议题，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展开建设性对话，从而为全球政治学理论谱系和世界政治文明注入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从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创造了时代契机和实践依据。从学科上讲，中国式现代化以强大的实践力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断开辟解释和改造政治世界的新境界。从学术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以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重大价值，拓展着政治学学术研究的重大理论和重大题域，有助于形成一系列新认识。从话语上论，中国式现代化则以不可辩驳的解释力阐述着政治学的新政治逻辑和面向世界和平的政治学新话语，型构着人类政治的新文明。因而，这也意味着，中国以政治学的新发展为人类“世界精神”作出新的贡献，便成为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研究”（20AZD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