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广将：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东南亚区域知识生产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国际关系学久矣。斯坦利·霍夫曼曾给国际关系贴过一个标签：这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有学者更是指出，基于西方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研究什么”“什么值得研究”以及“如何研究”。为了摆脱对西方知识的“过度依赖”，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非西方地区纷纷呼吁构建基于本区域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东南亚独具一格。

东南亚区域知识的独特价值

东南亚的知识生产和实践为推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在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东南亚的区域知识生产实践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思想及范式创造性地进行了知识重构。例如，经典现实主义强调的大国均势政治被东南亚创造性地发展为小国的大国平衡战略；西方的权力政治被东南亚以“东盟方式”改造为独具特色的规范政治；自由制度主义刚性制度设计被东南亚创新为灵活务实的软性制度框架；西方一体化区域主义在东南亚也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发展，引发了关于开放区域主义、发展区域主义和监管区域主义等术语的辩论。

第二，东南亚的区域知识生产注重本土知识与政治实践的结合。这种创新不仅突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也提供了应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独特路径。东南亚学术界正从古代东南亚文明中发掘国际关系理论概念、思想及哲学基础。其中，古代东南亚的曼陀罗思想被重新阐释为一种国际秩序观。这为理解东南亚国家的世界观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冲突调解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此外，东南亚在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以“对冲”为切入点生产出了许多理论性较强的区域知识。这些扎根于本土实践经验的知识创新正在重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图谱。

东南亚区域知识生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虽然东南亚的区域知识丰富了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概念，但其理论化程度仍然有限。

第一，东南亚知识的多样性限制了其理论化程度。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经常受到理论脱离现实的批评。抽象现实的理论构建在东南亚亦遭遇多样性的挑战。一方面是在经济、政治、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多样性现实，另一方面是理论构建的困境。现实的丰饶与理论的贫瘠并存。

第二，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失衡。在东南亚区域知识生产过程中，政策实用主义主导着知识生产体系，而理论导向的研究面临困境。在东南亚学术界，基于政策、外交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比理论研究更受重视。这种失衡导致两方面限制因素：一方面，理论创新群体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规训下，深陷新古典现实主义、双层博弈等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本土理论建构的驱动力不足，始终未能突破零散化、碎片化的阶段。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东南亚研究和教学中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尽管很多东南亚学者已经意识到，基于本区域文化、世界观或历史经验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重要，但是从教材编纂到课程设计、从研究范式到学术评价，整套知识生产链仍在持续强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比较普遍。此外，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由于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难以跳出习以为常的理论窠臼。西方中心主义限制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不是因为非西方的缺失，而是因为西方国家早已以一种内化的方式被纳入了非西方的知识体系，即使非西方国家自省，也很难摆脱这种西方基因。这导致许多标榜本土特色的理论创新往往沦为西方理论的衍生产品。

东南亚区域知识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东南亚的区域知识生产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建构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应在全球化和空间去中心化的背景下生产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东南亚知识生产需要将时间视角从西方的历史叙事中转移出来，否则难以摆脱东方学中“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述”的窘境。东南亚的知识生产轨迹或时间印记与西方存在许多差异。例如，《马来纪年》等文学作品体现了东南亚独特的时间线，盲目地应用西方“基准日期”不仅会扭曲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为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二是尽管人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支配地位表示担忧，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不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天下二分为“西方”与“非西方”。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掩盖了各自内部存在的差异，西方内部存在美国学派、英国学派、法国学派、德国学派、意大利学派等不同流派。非西方内部也可分为中国学派、日本学派、非洲学派、拉丁美洲学派等。二元对立只能人为制造“西方”和“非西方”的虚假对立形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去本土中心”与“去西方中心”一样艰难。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旨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全球性的学科理论体系。既要去西方中心，又不能排斥西方理论；既要以本土知识为核心构建理论，又不能从西方中心转向本土中心。

总之，以本土历史经验为轴心的时间线和以东南亚为轴心的空间定位，构成了东南亚学术思维模式和政策制定的坐标系。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更加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学科。时间轴上，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包括当下热点问题或未来的理论走向，而且还包括历史上那些被西方话语塑造的，以西方历史叙事的历史事件、历史概念、历史人物等。这些都需要以非西方的时间线重新解构和重构。空间轴上，通过跨区域对话，以多元视角拓宽对国际关系概念、思想的理解，才能真正构建起容纳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

（作者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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