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坡：桐城派“文章介韩、欧之间”辨

方苞早年在京师与王源、姜宸英论学，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先生文偶抄序》）为行身祈向，遂在道统与文统两个层面为桐城派确立了“家法”。从“继”与“后”看，桐城派显然是尊奉程、朱之学为正统，而“介”与“间”则表明桐城派虽然以韩愈、欧阳修为师法对象，但仍有调和两家以取长补短的意味。在桐城派作家看来，韩愈与欧阳修的古文应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典范。这两种典范被桐城派作家视为可以调剂的资源，经转化后，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桐城派乃至清代文坛的构建。

学界已经注意到唐宋文在清初逐渐超越秦汉文、六朝文，成为文章的“正体”，这既与唐宋文原于道、生于心、精于法的内在特征有关（郭英德《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也与清初推尚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潮及推行清真雅正的文风相契合。桐城派自觉以唐宋文为师法对象，这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表现，也不排除以唐宋古文为时文寻求科举成功的选择。就唐宋古文而言，多以八家为代表，八家之中，又有高下之分，如袁枚质疑茅坤有关“唐宋八大家”人选道：“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书茅氏八家文选》）在袁枚看来，三苏之文相近，只需选出苏轼一人之文以为代表，曾巩的文章亦不能与欧阳修及王安石并肩。顺着袁枚的话题，继续对诸家展开比较。王安石因熙宁变法的失败，“立德”与“立功”均难以得到后世主流话语的认可，其文章的传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剩下的韩、柳、欧、苏四大家，两唐两宋，至于桐城派为何在唐代取韩舍柳、于宋代去苏举欧，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韩愈与欧阳修分别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二是韩愈与欧阳修的古文可视为唐、宋文的代表，前者可以代表唐文的雄奇，后者可以代表宋文的平易；三是柳文虽精悍而失之过密，苏文虽纵横快利却需要才气支撑，且晚明推崇苏文的高潮已经回落，清人对于苏文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综上所述，韩愈与欧阳修被视为八家的代表，他们的文章成为包括桐城派在内清代文人学习的典范。

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无论是在立意取材，还是艺术表现等方面，皆为后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丰富资源。但因每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有别、文化思潮有异，后世读者对于韩文、欧文的接受则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即韩愈、欧阳修哪些文章进入接受者的视野从而被奉为典范，这些文章的哪些方面被接受者称赏与取法。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坛，他们对于韩文和欧文的接受，既是韩文与欧文经典化历程的重要环节，也可以借此考察韩文与欧文如何参与清代文坛的构建。《古文辞类篹》（以下简称《类篹》）虽然是姚鼐编纂的一部古文选集，但向来被视为最能代表桐城派古文旨趣的重要着作。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类选出了一批典范的作品，为后世提供了足资借鉴和模仿的对象；二是《类篹》后世的评点本汇聚了桐城派作家关于选文的评论，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评点者如何转化和利用前贤的文章。《类篹》选八家文415篇，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八家之中，选韩文最多，共136篇，欧文次之，共65篇，王安石文59篇，苏轼文52篇，柳宗元文37篇，曾巩文27篇，苏洵文24篇，苏辙文15篇。从选文数量上看，韩愈无疑是最多的一家，其他诸家不能与其比肩，苏辙的文章仅有15篇，占比实在不高，这也能说明袁枚的质疑并非全无道理，以及前文就八家高下所做出的推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韩文与欧文成为清人古文学习的典范。以类而言，《类篹》选录韩文10篇以上的有：碑志类33篇，书说类24篇，赠序类23篇，论辨类13篇，哀祭类11篇；选欧文10篇以上的为：碑志类28篇，杂记类12篇，序跋类10篇。这些分类选文能够看出韩愈、欧阳修擅长的文类，如姚鼐指出“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即强调韩愈在赠序类文章的贡献；“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肯定了欧阳修在序跋类文章的地位。

在如何转化和利用前贤的文章资源以构建当下的文坛，桐城派作家亦做出有益探索，而这种借鉴和学习往往通过评点的方式加以呈现。因分类选文的经典性，《类篹》显现出较强的吸引力和生成性，即桐城派后学不断围绕选文展开相关的评点，徐树铮等又将众多评点汇聚一书，辑成《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一书。如韩愈《原性》，文后附录方苞、刘大櫆、曾国藩、吴汝纶等人的评论，大都肯定韩愈此文“辅弼孔论”之功。《讳辩》，刘大櫆以为“结处反覆辩难，曲盘瘦硬，已开半山门户，但韩公力大气较混融，半山便稍露筋节，第觉其削薄”；曾国藩以为“此种文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又如欧阳修《岘山亭记》，刘大櫆以为“欧公长于感叹，况在古之名贤兴遥集之思，宜其文之风流绝世也”；姚鼐以为“欧公此文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壒者，绝世之文也，而‘其人为谁’二句，则实近俗调，为文之疵颣”。桐城派作家肯定韩愈文章的载道之功，看到韩文力大气混，也点明需要警惕韩文“快利”的不良倾向；肯定欧文的深情和神韵，也指出欧文为追求行文纡折而引入的“俗调”。这些有关韩愈、欧阳修文章的评点，正可以看出两家文章如何经桐城派作家的阐发而为清代文坛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从上面的举证可以看出，桐城派作家虽然以韩愈、欧阳修文章为学习的典范，但也注意到韩文与欧文的不足之处，要成就自家面貌，必须取长去短，即方苞所谓“介韩、欧之间”。大略而言，韩愈文章通常被视为具有阳刚美的代表，欧阳修的文章则为阴柔美的典范。姚鼐《复鲁絜非书》即指出：“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实际上姚鼐的文章亦偏于阴柔一途，姚鼐也能够学习欧阳修“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姚鼐在《海愚诗钞序》中积极肯定朱孝纯为“今世诗人足称雄才者”，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心目中的“异己者”，包括好友朱孝纯，也包括前贤韩愈，这从《类篹》所选韩文的数量及点评即可知晓。姚鼐之后，桐城派文章逐渐落入空疏、窳弱之境，曾国藩以为，欲救柔弱之弊，需要“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加张裕钊片》），韩文仍是救偏补弊的良药。韩愈以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韩文亦以气盛着称于后世。但如上举《讳辩》一篇，王安石已难以模仿，致有“露筋”“削薄”之讥，更遑论一般的文人士子。故而桐城派作家在学韩文之时，又时常参考欧文，以欧文的迂曲调和韩文的雄直，又以欧文的韵味调和韩文的盛气。后世以为姚鼐“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司马迁、韩愈”（《清史列传》），又以为“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清史稿》）。同样是“高简深古”，却有不同的师法对象。姚鼐之文既非韩文，也非欧文，以为近韩文者，主要是从声气的角度着眼；以为近欧文者，主要是从色味的层面加以体会。

实际上包括方苞、刘大櫆、姚鼐在内的桐城派三祖，梅曾亮等姚门弟子，以及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马其昶等，各人的学识、性情乃至处境多不相同，即使皆向韩愈、欧阳修取法，其间的多寡、进黜亦各不相同。桐城派通过揣摩韩、欧等文章，对古文文法做出系统总结，即所谓“自有昌黎而古文之名始尊以立，自有桐城而古文之法始严以备”（袁思亮《跋姚郎中手稿卷子》）。欧阳修为善学韩愈而自成面目者，桐城派诸家为善学韩愈、欧阳修而各成面目者，使得桐城派古文与韩文、欧文一同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作者：卢坡，系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