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成义：迦陵仙音百年传颂的卓绝意义——看叶嘉莹先生的文脉传承与文明交融

一、万里相识的殊胜因缘

有的相遇看似偶然，实质必然，都遵循一定的因果，关键是我们能否了解其背后的奥秘。或许从一个更大时空的视角来看，我与叶先生在异国他乡的相识就非例外。

我与叶先生结识是在卑诗大学亚洲图书馆（也是亚洲系所在地）的地下休息室，外面就是卑诗大学着名的网红打卡点——泰山石雕刻的“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时间是2006到2008我在那攻读硕士期间的一个午餐或晚餐时间。我们都去那使用微波炉加热自带盒饭。记不清是怎样接上话的，但无疑首先得归功于叶先生的和蔼可亲，广结善缘和广种福田。她的清淡饮食，比如水煮西蓝花给我印象深刻。再后来适逢叶先生需要人手帮着整理书稿，所以就有幸增加了接触并到了她家里。当时她家里的那种朴实无华而又书香四溢的氛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现在想起来都依然历历在目。不过说来很惭愧，当时的我对诗歌真可谓是一窍不通，对叶先生的成就自然也知之甚少。虽然也曾跟着去听过几次叶先生在温哥华开设的公益课程，但是囿于当时研究生阶段的繁重负担，对诗歌总的来说是无暇他顾。尽管也经常跟好友去校园美丽海边高声诵读《道德经》等传统经典，但后者本质属于哲学，而不是诗教的传统。直到如今，虽然自认为已开始效仿苏东坡“吟啸且徐行”“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生活，并开始留心于自然万物之美，间或也能体会到生发感动，但是通过诗歌将其发于外对我来说则依然遥远。

虽然与叶先生的万里结缘看似偶然，但从大观视野来看又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在《叶嘉莹作品集》的总序中，叶先生开篇即提到了因缘，并指出虽然自己对佛家的三世因缘尚未证悟，但是对于现世事物的缘起和结果还是有比较真切的感受和体会的，并举了她作品出版的例子。后生如我，对三世因缘的妙理自然是不敢置喙的，但是因为这里采用的是一种大观的视野，而在这种观照下，叶先生已不再是一位传奇的活生生的个体，更是中华文化美育诗教传统的化身与载体。如果说她代表着传统贵族的高雅文化血脉，那么来自社会底层并且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起来的我则或许代表着对诗歌陌生的新生代的大多数人。我成长在西南云贵高原静谧而又闭塞的大山里，初中毕业有幸入选全国首家“希望之星班”到东海之滨的温州就读高中，然后作为五位幸运儿之一辗转加拿大获得本硕学位，最后到中西会通的香港读博并学成归国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大学教育的十年（2002-2012）也碰巧是中国入世飞速发展的十年。这些经历让我对祖国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发展脉搏有了较为切身的体会。

二、美育诗教的文脉担当

中华文明有“文以载道”“依于仁，游于艺”的伟大传统。如果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比喻为大江大河，那么美育诗教无疑是其中最为内核的源头清泉。而叶先生作为“诗词的女儿，风雅的先生”，无疑可以看作是这一核心文脉的担当者和化身。

孔子编着六经，《诗经》是最早着手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论语》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足见孔子对诗教定位之高。《毛诗序》中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则是对诗教功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概述。《韩诗外传》采杂说以推衍诗义其实是春秋战国的惯例，外加《诗经》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可以凸显《诗经》的极高地位。诚如年轻学者曲黎敏教授指出：

所谓“经”，就是根本，是永恒不变的精神家园。纵观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诗为经”的伟大民族；不仅如此，还以《诗》为群经之首，这更彰显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特异性。……用美育诗教代替宗教，是中国之圣教。

而叶先生则是沉潜涵泳于这一传统文化最为清澈的内核源头之中并得其真传，并以普传仙音为毕生的使命。这从叶先生那种无私、纯粹和朴实无华就可见一斑。正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道不欲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叶先生的传奇以及她的那种感人肺腑的力量或许都来源于此。

正如叶先生90多岁高龄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的第一首《诗经·秦风·蒹葭》中所隐喻的那样：“溯回从之”则是“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其右”，“溯游从之”则“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换句话说，要“转向”“归家”的路是又高又远又曲折，而随波逐流则如同追寻那水中月、镜中花一样看似近前实质虚无缥缈。叶先生百年的追寻，一如具有万世师表之称的孔子那样，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许该书选的第二首诗《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里已经隐含了她的心迹：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当然，诚如叶先生经常引用的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也正是诗词的力量赋予了叶先生直面多舛生活时的那种坚韧、淡定和从容的力量。正如该书所选第三首和第四首陶渊明的饮酒诗所言，那是因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三、多元一体的血脉写照

除了文脉担当，叶先生的特殊身世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的写照，在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显学的情况下尤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如滚雪球般不断发展壮大，从多元走向一体。伟大的文明铸就了伟大的民族。在起源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然后伴随着从秦汉到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一直在更深和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向前发展，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下脚步。

文化与血脉的水乳交融在叶先生个体身上也有着很好的体现。“脉”的一个含义是事物如血管连贯相承有条理者，当然血脉更加具体可观，而文脉更加抽象不显，所以后者较难达成广泛共识。中国当代学术大家、文学史家杨义先生通过他的《鲁迅文化血脉还原》一书将“文化血脉”概念推向了学界前沿。从这个角度看叶先生的身世，其祖先是满洲正黄旗叶赫那拉氏，和清朝着名词人纳兰性德同祖同宗，清朝末年时才改汉姓为“叶”。她的祖父叶中兴是清朝光绪时期进士，父亲叶廷元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生，母亲李玉洁也出身书香门第。在这个书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叶先生3岁时就开始认字，4岁时就背唐诗，6岁时已经开始读《论语》。这里不去深究文脉与血脉的差别和关联，只是断言过去百年我们可以对叶先生发出诗教传统“文不在兹乎”的感慨。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而叶先生已经百岁老人，不可能对自己的天命没有思考和感想。这当然不便由叶先生对外宣说，但她选择其本家纳兰性德的词《长相思》结束《给孩子的古诗词》全书，或许也暗示了她的一种担当和自觉。

四、汇通中外的文明典范

此外，叶先生的学术建树以及百年历程也是中西合璧的文明典范。这百年中既有与时偕行的西游之筚路蓝缕，也有归家的满腔赤子情怀，最后则是会通中西的天下文明，这些或许都昭示了中华民族正在探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现样态。

受生活所迫，叶先生初到国外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最主要就是语言方面的障碍。正如叶先生指出，她“本来是一个完全从旧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对古典诗文的熟读和背诵”，虽然同为老北大外文系毕业的父亲和顾羡季老师都经常提醒她学习外文的重要，但是因为她初二时赶上七七事变后英文课时受到极大压缩，工作后也再没有接触过英语，而且初到国外时还要用英语来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全家的重担也都压在她一人的身上，其生活之不易可想而知。那时候“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工作，每天要查英文生字来备课，经常工作到深夜两点”，叶先生在一篇序里如此写道，“不过即使有如此的艰难，也并无伤于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所致力的也仍然是要把诗文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因此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却极好”。也正是通过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砥砺前行，叶先生最后冲破了重重障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北美，最后回归祖国怀抱，叶先生的归家旅程也实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诚如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多年来我在海外文化不同的土地上，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

另一方面，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叶先生有着满腔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所以在1978年大陆开启开放的大门时，她第一时间向教育部提交了回国教书育人的申请，并曾留下绝句表露心迹：

构厦多材岂待论，

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

难忘诗骚李杜魂。

一百载坎坷人生，叶先生经历了太多的离乱与苦难，然而，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却只有坚忍与淡定、优雅与从容。她将这些都归功于古典诗词带来的力量，那种生生不息、心灵不死的不竭源泉。叶先生矢志不渝的理想就是要把诗词的瑰丽世界以及长生不老的秘诀播撒到每一位华夏儿女的心里。事实上，归家是中外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其中更是预示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叶先生百年历程中这样的“一往一回”恰恰带来的是中外合璧的天下文明。首先来说，诚如《红楼梦》第一回即借佛道仙之口道出红尘的一个实情：“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儒家的《中庸》也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这一铁律也适用于不同的文明，皆有所长，然都有不足，所以需要不断交流互鉴改进完善。极受中国传统士人喜爱的《维摩诘经》亦要求“自守戒行，不讥彼阙”。关键就是要对彼此的长短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叶先生在诗词理论方面的探索和造诣就是中外合璧的一个典范。虽然叶先生很谦虚地主张自己“从来没有什么结合中西诗论的高远的理想”，但是她的诗词理论和观点却被广泛认为是会通中西的结晶。当然，其中中西方的特征和优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叶先生多次提道：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以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如果说中国诗教传统中蕴含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是其最闪光的东西，那么西方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哲学传统最擅长的则是通过对万物的“解剖”得来的“学问知识”：前者重在对生命的参与和感悟，总体以“益生”为目标，后者则重在旁观剖析，以“害生”为实际后果。这其实也呼应了传统五方的学说：东方主木，主生发，西方主金，主杀伐。当然后者也有其价值，就如叶先生指出：

每遇到西方文论中似乎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则不免为之怦然心喜，而且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逻辑性的理论诠释时，偶然引用一些西方文论，也可以使我们师生都有一种豁然贯通之乐。

叶先生上述提到的遇到暗合时的“怦然心喜”以及“豁然贯通之乐”其实在古圣先贤那里已有伏笔，如庄子所言“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如果将人类文明用一棵树来做比喻，那么中华文明是志于“本”的，而西方文明是志于“末”的，它们各自的特征和优缺点也都与此有关，但两者包含的信息也是等量齐观的，所以最后也都是殊途同归。

叶先生已远远超出独特个体的意义，她的身上折射的是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美育诗教、多元一体伟大民族的百年历程以及中外合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写照。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翻检先生的诗集，如同与一位高洁灵魂的坦诚对话，如同倾听近一个世纪的民族的歌哭，如同清风拂面，如同明月朗照。”她那几十年不变的声音确如迦陵频伽的仙音一样，将中国传统瑰丽的诗词带进了有缘听闻的华夏儿女的心里，带到了世界各地。叶先生曾多次指出她的首要身份是一位教师，而不是诗人和学者。“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叶先生无疑是诗人何为的典范。正如叶先生在百岁寿辰时所言的那样：

不向人间怨不平，

相期浴火凤凰生。

柔蚕老去应无憾，

要见天孙织锦成。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织就一个诗教大国21世纪应有的锦绣华章。

本文发表于《博览群书》（2024年第10期），原题为《叶嘉莹先生百岁华诞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