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衣肯：汉代北方民族南迁及其融合发展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南迁及其融合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纵观汉代至明清两千余年的历史，古代北方民族因种种原因南迁，从而促进了北方民族之间以及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乃至融合发展。汉代北方民族的南迁及其融合发展无疑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以匈奴、乌桓和鲜卑为例加以说明。

诸族南迁

汉代匈奴、乌桓和鲜卑渐次壮大于中原北方并曾南迁。汉初匈奴主要分布于今阴山—河套及河西—祁连山一带，乌桓居今大兴安岭南段、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鲜卑分布于“鲜卑山”（东部鲜卑分布地，在今辽宁朝阳县东南）和“大鲜卑山”（拓跋鲜卑分布地，在今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一带。

汉初匈奴兴盛，成为中原一大边患。汉武帝即位后，征伐匈奴，将其逐出漠南地带，置朔方、五原、酒泉、张掖、敦煌、武威等郡，移民实边，建障塞，筑亭燧，同时招徕乌桓，使之迁居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辽西（今辽宁辽西宁义县北）五郡塞外，“为汉侦查匈奴动静”。东部鲜卑随之向西南迁至乌桓故地。

公元前60年，汉取代匈奴领有西域。匈奴失去河套—阴山、河西和西域后经济陷入困顿，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动荡局面。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不抵郅支单于攻势，率部众南下归附汉朝，迁居雁门（今山西石玉县西北）、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北）等上谷郡以西至敦煌郡的缘边郡县。呼韩邪单于在汉的扶持下最终统有漠北。

公元48年，匈奴内乱再起，呼韩邪单于之孙薁鞬日逐王比率众归汉，南迁至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和代缘边八郡塞外。翌年，光武帝招徕乌桓大人，使其率部众迁入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 、雁门、太原、朔方缘边十郡，助汉防御匈奴、鲜卑。东部鲜卑亦随之南进。公元1世纪末漠北匈奴衰亡，东部鲜卑乘机徙居漠北草原，拓跋鲜卑则从“大鲜卑山”南迁至“大泽”。东汉末，拓跋鲜卑进一步南迁，徙居“匈奴故地”。

总之，自武帝征伐匈奴，乌桓随汉招徕两次南迁。匈奴两度分裂，呼韩邪单于及其孙日逐王比率众前后南迁附汉，鲜卑则随乌桓南迁及漠北匈奴的衰微徙居漠北草原和漠南河套—阴山以北地带，南迁后的诸族部落交错居杂于汉北方边郡地带，与汉的交往日益密切。

诸族交往交流

诸族南迁后与汉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互市、朝贡遗赐和吊祭慰赐等。诸族南迁入居的汉边郡为传统的农牧交错地带，宜耕宜牧，南迁后的诸族部落早期多保持着游牧经济生活，与中原农耕民互市，换取谷物及其他农产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公元49年，乌桓南迁入塞后，汉在上谷郡宁城置护乌桓校尉，从此乌桓、鲜卑牧民与汉边郡农民“岁时互市”。207年，鲜卑徙居汉边塞后诸部落大人“求通市”，都突出反映了这种需求。通过互市，北方诸族得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而牛马骡驴及其他畜产品，以及“鼲貂狐貉”裘皮和“采旃文罽”等毛织物得以进入中原社会，丰富了汉人物质生活。

元正大朝会是汉“亲仁善邻”的重大礼仪性庆典。“蛮、貊、胡、羌朝贡”是其重要环节。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表示“愿奉国珍朝（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翌年呼韩邪来朝，汉“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接济其部众。此后呼韩邪再朝，汉“礼赐如初”，黄龙元年（前49年）正月又赐“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宁元年（前33年）所赐“皆倍于黄龙时”，可谓遗赐丰厚。东汉时，南单于遣侍子入朝，贺元正，汉遗赐如故。

此外，在南匈奴祭亡立嗣时，汉要“慰赐”之。譬如，公元56年南单于比去世，汉“中郎将段郴将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护卫之”。左贤王莫立为单于，汉“遣使者齐玺书镇慰，拜授玺缓，遗冠帻，绛单衣三袭，童子佩刀、绲带各一，又赐缯彩四千匹，令赏赐诸王、骨都侯以下”。以后单于死，都按此规格吊祭慰赐。朝贡遗赐、吊祭慰赐无疑丰富了匈奴贵族的物质生活，也济助了广大匈奴牧民。

匈奴、乌桓、鲜卑朝贡所献多为名马貂裘，诸族与汉之间的朝贡与遗赐以及汉的吊祭慰赐，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需要说明的是，汉对朝贡诸族遗赐之物，在“与所献相当”的原则下，还要视诸族与汉的关系，对叛服无常者的遗赐，自然没有对属臣的丰厚，吊祭慰赐限于汉的属国或属部。

自东汉明帝始，大朝会元正朝礼后，还要举行上陵礼和三雍礼。公元59年正月大朝会行上陵礼时，“百蛮贡职，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三雍礼毕，明帝“正坐自讲（经）”，“观听者亿万计”，其中当有匈奴、乌桓、濊貊等诸族。礼毕宴飨“奏食举之乐”时，来朝的四方诸族也要奏乐，之后还有西方的舍利（兽）戏和中原的绳技等百戏杂艺表演。大朝会集汉礼乐和诸族乐舞于一堂，包括匈奴、乌桓等在内的诸族耳濡目染汉礼乐文化自不待言，汉百官宗亲也得以闻观诸族风俗乐舞，使彼此多所了解。

诸族融合发展

南迁后的诸族部落与汉边郡农民错居杂处，共同生活，浸染华风，逐渐融入中原社会。以匈奴为例，自呼韩邪部众南迁后，经过长期与汉边郡农民杂处，至汉末，匈奴“名王”“豪右”开始供职于当地幕府，壮者被招为“勇力吏兵”，随官军作战，其家属则与汉户一样从事农桑，匈奴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随之改变。

在与汉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匈奴的生活习俗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譬如，匈奴效仿汉，单于谥号加“若鞮”（即“孝”）。又如，匈奴俗祭天神，归附汉朝后，南单于兼祠汉帝。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于是“匈奴亦遣子入学”，其“子弟亦游大学”。南匈奴后裔刘渊“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建汉国，“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置百官，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大鸿胪、太常等，一如汉官，同时设“单于台”管理境内“六夷”。其族子刘曜建赵国后，仿汉魏旧制，立太学、小学。

南匈奴至十六国时期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习俗和文化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拓跋鲜卑自“大鲜卑山”南迁“大泽”，徙居阴山地带，后建魏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徙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再迁洛阳。拓跋鲜卑不断南迁发展的过程，也是其经济由早期的狩猎、牧业转向以游牧为主兼营耕作再到农耕经济，游牧部落社会转向封建农业社会，拓跋鲜卑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的过程。

汉代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民族因图谋生存和发展而南迁，徙居汉缘边郡县，与汉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频繁，并在长期共生中逐渐走上融合发展的道路。在匈奴、乌桓和鲜卑南迁过程中，诸族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现象也很突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及融合发展往往是双向的，这种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国、慕容鲜卑诸燕政权，以及拓跋鲜卑所建北魏王朝都是胡汉文明交融发展的结果，诸族吸收汉文明融入中原社会的同时，也为中原社会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养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