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刑罚发挥着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旦曾告诫康叔封应当合理运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随着刑罚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逐渐孕育出了“恤刑”的传统。恤刑，指在实施刑罚的过程中应当对犯人抱有忧悯、体恤之心，避免刑罚的过度适用。恤刑原则展现了中华法系的精华，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并随着历史发展在实践中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在思想层面，恤刑理念主要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孔子继承并发展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思想，倡导“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主张以礼为主、礼刑并用，认为执政者应当用道德教化来治理人民，不可专任刑罚。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的观点，认为执政者治理国家应当爱民、重民，刑罚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而不仅仅是惩罚。基于此，儒家主张恤刑、反对酷刑，认为执行刑罚时应当具有矜恤之意，以达到教化百姓和引导社会正向发展的目的。
在儒家经典文献中，恤刑的理念频繁出现。例如，《尚书·舜典》中关于帝舜制刑的记载，就明确表达了恤刑的思想：“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孔颖达疏云：“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这里的“惟刑之恤”，指在施刑时应当怀有忧恤之心，确保刑罚轻重适中，避免滥用。《礼记·曲礼上》也提到了西周时期对老幼犯罪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在立法层面，对老年人、幼童、妇女等特定群体予以优待，是中国古代成文法中恤刑理念的主要体现。汉初，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法律思想。西汉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汉朝的统治者为了显示“仁政爱民”，以西周“矜老恤幼”“三赦”等原则为基础，数次发布特敕诏令，对老年人、幼童、病人以及妇女等特殊群体在定罪量刑上给予特别优待，对恤刑理念正式进入成文法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汉以降，随着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朝历代均以明文规定的形式为恤刑的法律化作出了诸多尝试。
作为法律儒家化的集大成之作，《唐律疏议》被形容为“一准乎礼”，在恤刑方面的规定比前代更加详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后世恤刑立法的典范。如《唐律疏议·名例律》为老、幼、废、疾者规定了不同的刑事责任：“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 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唐律对老、幼、废、疾者进行区分，允许他们免刑或适用赎刑，使得刑罚与他们实际的生理、心理状况相契合，从而更好地实现对特定群体的关怀和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在确定犯人是否符合恤刑的标准时，唐律也表现出了宽免的特征：一方面，当犯人犯罪时未达到年龄或疾病的标准，但事发时达到标准的，仍按“老”“疾”对待；另一方面，当犯人犯罪时尚年幼，但事发时已长大成人的，仍按“幼”对待。对于孕妇犯罪亦有特别规定：“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在刑罚之外，《唐律疏议·断狱律》还免去了对特殊群体的拷讯及作证的要求，以确保审理过程中的轻缓对待。
在司法层面，中国古代将“亲亲”“尊尊”“恕及妇孺”“恶恶止其身”等儒家伦理道德融入司法实践，围绕恤刑理念建立了一系列的特殊制度。这些特殊制度主要表现为对狱囚的悯恤，在减少冤假错案、教育感化囚犯方面卓有成效，体现了古代司法活动“宽猛相济”的特色。例如，汉代制定了“录囚”制度，即上级司法机关官员定期审查下级司法机关在押犯人的情况，以平反冤案、清理滞狱。通过录囚，官员可以重新审视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有疑点的案件进行复查，对确有需要的犯人给予救济，确保其权益不受侵害。恤刑的核心在于仁政与德治，录囚也被视为“善政”之举，有时甚至会得到皇帝的支持，“唐太宗纵囚归狱”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录囚事件。
此外，北魏时期还出现了“存留养亲”制度，即对某些犯人暂时免除或减轻刑罚，使其留在家中照顾年老或病重的直系亲属，直至亲属去世后再执行原判。存留养亲旨在解决罪犯家中无人侍养老弱亲属的问题，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维护了“家”这一当时社会的基础单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是“仁政”“恤刑”的典型体现。在此基础上，清代确立了“秋审”制度，每年秋季对各省上报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核，以保证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秋审的结果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四种情形，其中的“?留养承祀”即由存留养亲发展而来。通过秋审，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确保没有冤情，同时对有特殊情况的犯人给予适当的宽宥。
中国古代恤刑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维护社会秩序、调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当代法治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恤刑传统关注个体的特殊情况，针对老弱病残等群体给予适当宽待，并且根据犯罪性质和情节采取差异化的处理方式，既维护了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又展现了法律的人性化，避免了机械司法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继承并发展中国古代的恤刑传统，不仅能够为司法实践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色彩，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当代法治的历史深度和文化认同感，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本土经验支持和历史文化滋养。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3月1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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