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30 日下午 3 点半,杭州萧山森与海之城小区的黄女士裹着浴巾走向阳台取衣物时,突然被窗外的异物惊得浑身冰凉 —— 一架银灰色无人机正悬停在距窗台不足 2 米处,机身下方的摄像头清晰可见,正对着她的私人空间。“我整个人都懵掉了,愣在原地不敢动,喊男朋友的瞬间,无人机才匆匆降落消失。” 黄女士事后回忆时仍心有余悸。

男友王先生当即下楼搜寻飞手未果,物业排查也无进展,夫妻俩随即报警。当晚 8 点,萧山浦阳派出所传来消息:飞手是隔壁单元的业主,其无人机存储卡中仅存有一段 “从拍风景转向居民楼” 的视频,在画面切入黄女士阳台时戛然而止,无直接偷拍证据,警方最终以批评教育收场。这个结果让黄女士难以释怀:“就算没拍到,贴着阳台悬停十多秒,难道不算侵犯隐私?”
这场惊魂遭遇并非个例。该小区业主群早已因无人机问题炸开锅:刚乔迁的陈先生在十一期间深夜被无人机轰鸣声惊醒,亲眼见其在窗台上下盘旋;一位摆摊业主在 10 月 4 日深夜 11 点多,用手机拍到无人机在居民窗口定格十多秒的画面。小区保安证实,近一周内多次在白天目睹无人机贴着楼道飞行,物业却以 “警方已介入” 为由拒绝回应。
此类事件的激增并非偶然。最高检数据显示,随着无人机产业高速发展,“黑飞” 引发的偷窥侵权案件近年呈爆发式增长,仅 2024 年相关报警量较三年前增幅超 200%,但最终立案追责率不足 30%。上海博和汉商(杭州)律师事务所邵斌指出,问题核心在于法律监管的滞后性:2024 年实施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仅明确 120 米以上为管制空域,对居民区低空飞行未作禁止,且处罚仅局限于罚款或停业整顿,难以形成震慑。
更令人担忧的是技术带来的监管难题。浙江某无人机企业运营负责人叶先生透露,市面上 80% 以上的消费级无人机可实现实时画面传输与远程删除,这使得取证成为最大障碍 —— 即便飞手存在偷拍行为,也可在警方介入前清除证据。而电子围栏、反制系统等监管技术的全国覆盖率不足 40%,不同品牌无人机的技术标准差异更让协同监管形同虚设。
在维权路径上,受害者往往陷入被动。腾讯网法律专家梳理发现,此类案件维权需过 “三重关”:首先需固定无人机悬停画面、飞行轨迹等证据,其次要证明飞手存在主观故意,最后还需证实隐私被侵犯的实际后果。但现实中,像黄女士这样能及时反应并报警的受害者不足半数,且超过 60% 的案件因 “证据不足” 无法追责。
业内人士提出多重破局思路。检察机关已开始通过公益诉讼介入治理,如河北廊坊检察院曾对无人机 “黑飞” 侵害国防利益案提起诉讼,推动责任认定细化。邵斌律师建议参考日本经验,直接立法禁止无人机在住宅上空飞行,将 “潜在风险” 纳入监管范畴,而非等待损害发生。对普通人而言,安装防窥窗帘、记录无人机编号、第一时间报警成为必要防护手段,部分小区已试点引入无人机探测设备,预警响应时间可缩短至 30 秒内。
“以前装防盗窗是为了防贼,现在得防空中的‘眼睛’。” 黄女士家的窗户已贴上磨砂膜,但她仍心有不安。当无人机这一科技产物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在技术便利与隐私安全间找到平衡,成为摆在立法者、监管部门与每个公民面前的紧迫命题。正如一位资深飞手所言:“真正的飞行素养,不是避开监管,而是守住他人隐私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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