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美德如何重返现代

如果我说人世间的一些事常会让人偶生天意苍茫的感慨，你一定会怀疑我是否过于诗意浪漫，甚或留有宗教神秘主义的心理残余。倘若我说人际缘分难得巧合，你或许会有些感同身受。五月二十日起稿赶写一篇会议致辞。思虑再三，我决定这一次不再将就习惯性的贺颂惯例，选择专业学术性的开言方式说点自己想说的，这样或许更能表达我对会议的尊重和敬意。在好几个拟题中，我选择了“美德如何重返公共？”一题，并且两次引用麦金太尔的原文，也是全篇中仅有的两段引文。次日深夜成稿，未想到第三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二日打开手机，便接到好友汪晖兄的微信：“麦金太尔先生今日逝世。”竟有如此巧合？我有些意外，因为近三十年虽无缘当面讨教学术，只能偶尔通信请安，但多蒙加持雅扶，正欲有所表示便惊悉噩耗，心里格外伤感。先生享年九十又六，当合“仁者寿”诵，按中国习俗，宜称喜丧，可先生之生似乎更当斯时斯世：一个极度缺乏美德的时代对美德伦理和美德伦理学家的吁求必定也是极度迫切的。

出于我们之间的学术友谊，我当然应该写点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曾在北大哲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一门“现代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读”课程，其中，因刚好在校对麦金太尔先生的一篇论文，我便将之纳入课程内容，是文题为“不可公度性、真理和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关于美德的对话”。我选择该文的理由是，它直接论及中国儒家美德伦理与亚里士多德式美德伦理之间的差异，其中的一些判断明显还缺少足够的互文支持，也留下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空间，这让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产生了直接撰文与之商榷的冲动。不久，在一次中美哲学家的新世纪对话中，我提交了题为“儒家美德伦理与麦金太尔的亚里士多德式美德伦理的视差”的讲稿。殊感意外的是，我很快收到麦金太尔的回应文章《再论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答万俊人教授》。

对于麦金太尔的答文，多年来我内心从未些许淡忘，一直想找时间作文回应，以表达我这些年来念兹在兹的一个关于美德伦理（学）问题的思考，也是我想再次向麦金太尔请益问学的问题之一，即美德如何重返现代？或曰：在日趋公共化的现代社会里，一种始终仰仗古典道德目的论的美德叙事或美德伦理，如何重返现代公共生活世界？我将之作为五月会议上的致辞标题，正是想借此预示此一写作意向，怎料想，文章未竟，此约成仁。我的特别致辞竟然成了一种延迟的学术悼念。呜呼！

众所周知，麦金太尔以其现代性道德哲学之批评和传统美德伦理复归之吁求而着称于世，可批评与吁求似乎是两种复杂交织而非简单平行的学术姿态。对麦氏而言，前一种姿态颇为激进，后一种姿态则极其保守，二者集于一身看似合理却又并非尽然，这一特点构成了麦金太尔独特的思想品格，仿佛两股相互激荡却又终究汇合一处的思想之流。这种思想品格的形成首先归因于青年时代的麦金太尔同时深受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蕴涵的思想文化影响：一种是基督教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早期巴特神学的影响，以及中后期经院神学时期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及其仰仗的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长期浸润；另一种是激进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浪漫主义激励。前者让他迷恋于一种基于目的论原理的美德伦理学，后者让他始终对现代社会及其哲学伦理学论理方式保持高度警惕和深刻怀疑。所以，麦氏既不相信形形色色的现代规范伦理或所谓普遍理性主义道义论伦理学，也不相信几乎所有主流伦理学理论，被另一位当代着名哲学伦理学家纽斯鲍姆归于当今极少数“反理论”的伦理学家之列。学界传言，很大程度上因为麦氏的这种逆现代、反理论学术性格，使其为学初期便在英国本土的学术人生并不顺利，随后转入美国，先后在波士顿、圣玛丽等多所大学辗转执教，最后落脚在圣玛丽大学。直到一九八一年他的《追寻美德》一书出版，麦金太尔才终于登上华山，成为享誉当代国际的伦理学大家。

麦金太尔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启蒙运动所建构的普遍理性主义道义论规范伦理，后者关注现代公共社会的规范重建和现代公民对公共规范（规则）的责任承诺。应该说，启蒙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们的关注与努力是有其道理的：现代社会脱胎于也超乎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即是突破马克思“封建社会”意义上的封闭隔离式社会基本结构，走向日趋公共化——以经济市场化和科技普世化为双轮驱动——的开放型社会，因之对普遍行为规范（规则）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日益增长。然则，在强调普遍行为规范与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启蒙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似乎忽略了问题的其他方面，比如，如何让浸淫于市场经济时代日益兴盛的商业实利主义或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甚或利己主义的现代社会个体，自觉承诺和遵循普遍行为规范？进而，一种哪怕是能够获得普遍合理性证成的行为规范系统又如何内化为现代公民个体的行为动机和自觉行为，从而获得普遍有效性的实践证明？这些都还是真实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麦金太尔的判定是：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主义“道德谋划”已然彻底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它忽略或者未能把握普遍规范（规则）与个人美德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美德与法律（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链接，因为只有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知道如何运用法律（则）本身。”所以在麦氏看来，重要的不仅是热衷于为人们制定普遍合理的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自身美德品格的主体养成。

然而，一俟问题关乎美德，便变得复杂起来，其复杂性甚至远超建构普遍理性规范本身。显然，人之德性及其教化不单涉及个体心性品格，还涉及不同个体所处的不同生活共同体，以及不同生活共同体各自历史地形成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它们各自殊为不同的道德教化传统。人们常见的许多道德文化案例表明，在某一社群、族群被当作美德的品质，在另一社群、族群里却被视为恶习，或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习性。譬如说，英国现代元伦理学家黑尔在其《道德语言》一书中引证，某些太平洋岛屿的原居民一旦发现父母长者生病且长时间不愈，便采取终止其生命的方式弑之。因为在他们的伦理观念里，让长者长期承受病痛才是最背离孝顺美德的。这样的伦理观念显然无法为中国人乃至深受儒家伦理观念浸润的文化社群所接受。而且，同一种美德称谓，在不同的社群和族群中也可能拥有迥然不同甚或截然对立的价值意味。比方说，我们熟知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美德伦理，显然难以为西方人所理解，更难以认同。不要说现代西方人的法律规则意识难以容忍如此以“隐”为“直”的美德伦理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那里便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当年轻人请教苏格拉底，自己的父亲做了有损城邦的偷盗之事，自己该如何对待时，苏氏的教诲简单明了：控告其罪，让作恶的父亲受到应有的正义惩罚。

更为麻烦的是，当人们深入诸如伦理社群或道德文化共同体、传统、历史等语境中时，道德美德的多样性和文化价值多元论的事实便给所有形式的普遍理性主义规范伦理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何跨越这些障碍而建立人们普遍认同并可望他们共同践行的道德行为规范，始终是一个棘手的甚至是难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无论是旧式的所谓“金规则”和“银规则”，还是最近三十年由欧美宗教学伦理学界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给予大力支持的“普遍伦理谋划”（the project of a universal ethics），似乎都未能明显推进这一难题的解决。这样说并非想证实麦金太尔乃至所有当代美德伦理学家的主张多么富于洞见，而只是说，在西方主流哲学伦理学界已然习惯于纵情鼓呼启蒙运动以降，理性主义哲学的伟大凯旋之大势下，清醒反思和批判性反省西方现代性的总体理性主义道德价值谋划，显得多么必要和珍贵。它始终是我们需要直面并有所解释的现实问题！

同样，承认并赞同麦金太尔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的病症诊断，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时认可其所开出的美德伦理学治疗方案。我这一判断的灵感来自罗尔斯在其“政治哲学史”课程上说过的一句话。他在讲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讲到，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拯救了资本主义。其时，同时选听此课的何怀宏和我都对此一论断存有疑惑，课后我问罗尔斯为何如此断论，他反问我：“万，面对一位生病的患者，你认为最紧要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治疗。”罗尔斯有些严肃地接着说：“更确切地讲，最紧要的首先是正确的诊断。马克思是一位高明的大夫，他正确地诊断出资本主义社会有失公正的病症和病源，但他开出的治疗药方值得商榷，因为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不公正的正当有效方式是基于民主政治和创新社会契约的制度改进，而非简单的社会暴力革命。”类似地，我想拷贝罗尔斯的这一说法，合理有效的治疗现代理性普遍主义规范伦理之“病”的正当方式，恐怕不只是麦金太尔所推崇的简单替代性的“托马斯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方案，而很可能是，如何使美德和美德伦理重返现代公共社会！

早在欧洲开启现代化之初，人们便开始关注长期制约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制度难题，首先如何突破千年中世纪凝固既久的政教合一之神政化制度藩篱，最终的解答是“把耶稣的还给耶稣，把恺撒的还给恺撒”。随后是如何安排世俗化以后的社会基本生活秩序，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将生活世界划分为两个领域：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与之相应的是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公共生活领域由政治料理，私人生活领域则诉诸个人道德。表面上，这确乎是对亚里士多德构想的回归：政治学料理城邦国家事务，伦理学料理个人幸福生活；实现并维持城邦国家的公共生活秩序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主题，而实现并促进个人的“实践智慧”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这一美德目的则是美德伦理的主题，此所谓“大善”与“小善”之二分。可实际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普世公共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现代公私之分曾经是一个艰难的社会演进过程，是人类历经无数次血与火的长期奋斗才换来的现代性的文明成果之一。然而，比这一过程更为艰难的是如何重新连接已然分开且日趋隔离的公私两个生活领域。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没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地承受人格双重化的代价，过一种“两面人”的生活。确实，现代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不同的生活场域扮演不同的角色，或作为父母儿女，或作为某一自由选定的职业者，抑或作为某一被动安排的公共角色，等等。可是，无数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许多人而非个别人，却常常表现为扮演着一位仁慈父母或者孝顺儿女的同时，却是一个十足的贪官污吏或社会恶霸。反过来，人们确信，一个连家庭责任或社区秩序都无法真诚承诺的人，很难成为一位正直负责的公职人员，除非他或者她已然成为人格分裂的“两面人”。也就是说，所谓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之两分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一两分只能作为现代人职业化生活与业余生活的相对区别，而不能作为人类个体生活本身的截然两分。毋庸置疑，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过程，一个同一而不可分割的人格。

由此可推，即便是现代生活世界确实形成了所谓公私之分，并且公私两个生活领域有着不尽相同的行为规范与秩序要求，个体的私人德行与其公共表现仍然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进而，公共领域的规范秩序与私人领域的美德修养也是难以截然两分的。对此，麦金太尔应该了然于胸，但不知何故，他却仍然执着于一种“托马斯主义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方案。在其新着《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一书中，他仍然这样自信地申言：“我所设计的论证表明，唯有从一种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式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充分地刻画发达现代性（advanced modernity）社会秩序的某些关键特征，而这种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经过马克思洞见的知会——能给我们提供建构现代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诸种资源，这些资源使我们能够且要求我们从现代性内部采取反现代性行动。其结论是，对于理解实践生活和道德生活来说，某种叙事是不可缺少的。”

我斗胆猜测（幸好不是正式学术论文写作！），麦金太尔大概忽略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且日趋严重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世界不仅早已“公私分明”，而且呈现一种极不平衡甚至有些畸形的困境。一方面，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张，私人生活领域因之不断萎缩，前者对后者的挤压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随着诸如网络信息、虚拟时空、人工智能等前沿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单公共生活领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被格式化、同律化和虚拟化而快速丧失其真实可认的失真风险，而且私人生活领域更是面临着越来越单薄或稀薄的被透明化、同律化和虚拟化的流失风险。最近出现的多所大学贺电完全同文同句同字现象，个人隐私被疯狂网暴现象，通过虚假信息构陷以图泄私愤报复现象，利用人工智能考试作弊现象，诸如此类，足为显证。

如何化解这一困境？不应是某种单一的方式或者非此即彼的抉择。麦金太尔似乎过于迷恋其“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美德伦理方案了，而且仅仅依靠传统的美德叙事而缺乏合理有效的伦理学理论支撑恐怕远远不够。传统美德伦理当然是现代伦理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没有人或社会能够在忘却或遗失传统的文化断裂处持续其文明生活，对于一个儒家主导几千年的“道德文明古国”来说，遗忘或丢失传统既不可能，更不可取。但任何传统都不是既定不变的旧物件，而是如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所说的那样，传统是一种流动的积累，或者，一种积累性流动，一如黄河长江。站在现代性的立场来看，传统的现代挑战是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进入现代社会，汇入无边无际风高浪急的汪洋大海。具体到化解上述公私两分困境，重要的不只是借传统美德伦理——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类型的美德伦理传统——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传承并改进传统美德伦理的教化方式，使其能够合理有效地养护现代人必要的自由生活意义，并通过理性的社会道德教化和自觉的个体美德修养，将基于公共理性的社会伦理规范或规则有效地内化为每一个人自觉的美德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重新建构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进而是政治制度（法律）与道德规范之间的有效链接，俾使二者不再相互隔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换句话说，要在已被分离且日趋隔阂的公私两岸架设政治伦理之桥，如此，美德和美德伦理方能找到重返公共、重返现代的可行路径，从而不只是充当麦金太尔所期待的“从现代性内部反现代性”的道德牛虻，而且也能成为从现代性内部和外部改进现代性自身的伦理助推器。我想，作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美德伦理之现代复兴的当代伦理学家，这样的愿景一定是麦金太尔最乐意看到的。于是，我决定尽快以学术的方式回应麦金太尔当年的《再论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答万俊人教授》一文，以学术的真诚告慰先生的学术美德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