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飞：九一八事变后的“睡狮”书写与抗战救国

摘要：在近代中国，“睡狮”一词被普遍使用，寄托着时贤对民族强大与复兴的强烈渴望。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前后的这段时间里，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与抗战救国的现实需求深刻影响了关于“睡狮”的书写。就“睡狮”的价值意蕴而言，已不再满足和止于“先睡后醒”的未来期待与潜在实力上，而是着力书写“睡狮”醒来的紧迫性。基于“睡狮”一词所带来的诸多消极影响，有些人甚至把“睡狮”定义为一个负面性质的词汇；有鉴于“睡狮”醒来的艰难性，对中国的“睡狮”资格都产生了质疑乃至否定。与此同时，把全民觉醒作为“睡狮”真正醒来的衡量标准成为一个突出特征，也由此引发了针对“睡狮”醒来短暂性、反复性进行批评的书写现象。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于“睡狮”的书写中，蕴含着促进国民觉醒与抗战救国的努力。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睡狮　觉醒 抗日战争　救亡图存

在近代中国，“睡狮”是国人较为常用的话语，通过对“睡狮”进行书写来表达情感与理想较受欢迎，常见于诗词歌赋等各种体裁的文本中。关于“睡狮”的书写，常与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等并行使用，蕴含着在国弱民衰环境中，唤醒国民进行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从总体上看，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关注和探寻“睡狮”的最早倡导者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意识。从“睡狮”相关研究成果所关注的时间段来看，主要集中在清末时期，民国以后却是较少，至于“睡狮”话语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面临的命运变迁尚鲜有讨论。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并把魔爪逐渐伸向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急需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凝聚社会共识，更大程度上团结各族同胞，这也直接深刻影响了对“睡狮”的认知与运用。在关于“睡狮”的书写中，同时围绕着“睡狮”话语的价值意蕴、“睡狮”资格、“睡狮”觉醒的衡量标准等问题展开。这些颇具反思性的书写深刻展现了促进觉醒与国民抗战救国的诉求与努力。

一、关于“睡狮”价值意蕴的书写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开启了灭亡中国的殖民计划，抗战救国成为迫切的时代任务。这一时局危机也对“睡狮”话语的运用与书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就连该话语所要表达的意蕴也进行了重新定义。其一，“睡狮”话语继续强调醒来后就会强大的以往惯性内涵，同时把焦点从期待醒来转变到迅速醒来、不得不醒的紧迫性上。其二，把“睡狮”界定为一个负面性质的话语，认为该话语的流行空有积极意蕴，却在实际上对部分国民产生着诸多的消极影响。

晚清以降，“睡狮”隐喻出现以后，关于一觉醒来就会驱逐敌人的相关美好想象始终持续存在，甚至成为不断遭受挨打时的生存信念。九一八事变后，关于“睡狮”话语的书写也延续了自“睡狮”出现后就一直拥有的内涵意蕴，在很多关于“睡狮”的书写中，大都依旧将其视为一个具有正面激励价值和意义的话语，所侧重的是描述中国拥有战胜日寇的潜在力量。在抗战救国的时代需求下，“睡狮”主要强调的是醒来后就可以击败侵略者，诸如“中国是一只‘睡狮’意思是目前吃些小亏，总有一天给你们一个落花流水”等类似的书写话语均表达了此种意蕴，以此鼓舞国民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斗志。

关于“睡狮”即是强大的意蕴表达，较为常用的一个书写逻辑主要表现在狮与其他动物的对比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尽管侵略中国的敌人在现实中强大，但在相关形象化的书写中，却通通被比喻成较狮子更为弱小的动物类群。如1931年，萧鹤在他撰写的《睡狮》一文里表达了“狮”在众多动物中为最强的理念：“狮是猛兽，一切野兽都怕他的。”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睡狮”的处境极为艰难，但其拥有的潜在实力以及终将会醒来，受到一致认可。1932年的《睡狮之国》一文就秉持和表达了这样的理念，“若仍自命是睡狮，更应该醒起来，虽说是负创的狮，我们还相信他有他的威风”。

然而，在抗战救国的时代诉求下，关于“睡狮”之醒的书写不再沉浸和满足于只是对未来会觉醒、总有一天会觉醒的遥远期待与渴望上。就“睡狮”的意蕴而言，主要关注和思考的是醒来的紧迫性与迅速性。1931年，《大众医刊》杂志专门在“读者之声”栏目里刊登了《睡狮》一文，用来表达时人希望“睡狮”迅速醒来的急切心声：“睡狮！睡狮！睡狮！睡狮！现有人来唤你，现有人指导你，你快些醒来哩！你快些醒来哩！努力！努力！努力！努力！”1934年，谭灿宏在其撰写的诗歌《怒吼吧睡狮》里也表达了对“睡狮”醒来的强烈呼唤：“怒吼吧！睡了多少年头的狮。”同年，胡宝三在他的《睡狮》中继续表达“睡狮”醒来后必然会强大的同时，也喊出了应当快速从睡梦中醒来的激烈声音：“狮呀！动物中尔为最大，群兽中你是捷狡；千秋的英杰，百世的雄豪。……醒醒罢！快打破你的迷梦，奋扬你旧日的雄豪！”毋庸置疑地，关于“睡狮”迅速醒来这一意蕴表达的背后，是日寇残暴侵略时局下，呼唤国民拿起武器加入抗战这一焦急心境的真实表达。

在关于“睡狮”迅速醒来的书写中，还注重从反面来刻画“睡狮”继续沉睡所带来的严峻后果，以此达到告诫与警醒的目的。1932年，《睡狮醒吧》一文着重阐释了九一八事变后“睡狮”应尽快摆脱“睡”的状态的紧迫性，在该文中运用了“刻不容缓”一词来表达“睡狮”的觉醒不应再有拖延，“受到这种重大的刺激，觉悟到自己的不挣扎，不准备，所以如雨后春笋般的奋发，切齿之仇对付他，各人怀抱牺牲个人之一切，要永远自卫，以求民族之生存，刻不容缓了”。1933年，《睡狮速醒》也以拟人化的手法语言表达了同样的理念，“狮乎狮乎汝再不寤，汝之肉，将葬虎豹之腹，汝之皮，将为虎豹所寝藉矣。狮乎狮乎，速醒速醒”。而同年《时代日报》所刊登的《睡狮醒吧》一文直接指出，“睡狮”如若不醒，则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睡狮醒罢！醒罢！再不猛醒就没有重见天日的日子了”。1936年，《大日报》在《呼声》中喊出了“醒吧！睡狮！是最后的五分钟，是最后的刹那间”这一震撼人心的时代声音。

也应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睡狮”作为正向激励的词汇在中国流行已久，然而无法忽视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中国始终无法完成救亡图存的任务。基于此种现实情况，在反思“睡狮”所起到的作用之时就有这样一种观点，“睡狮”的长期流播并未能够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反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把“睡狮”界定为一个负面性质的词汇。“睡狮”蕴含的“时下弱，以后会强”相关心态，非但不能促进觉醒，反而容易成为部分国民继续沉睡的借口与理由。

有些人就明确指出，“睡狮”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可以继续沉睡”的消极心理，“睡梦中也以为是狮子。这种思想，对于我们的自觉，能够助长不小，但是，我们自己竟以为是狮子，一旦醒了，人家都怕我，不敢来欺侮，所以整年的睡下去”。也就是说，部分国民自诩为“睡狮”，其实并没有发挥实际的用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想象的力量反而是消磨意志，“时艰至此，而中国所以依然唱着‘胜利终于是我们的’，大约便是因为自己以为‘狮’的原故”。1936年，巴八在《睡狮醒矣》中指出，“睡狮”给人带来的是“这头睡狮必有醒觉的一天”的强烈印象，实际上就是“聊以自慰”而已。也有人将“睡狮”话语对部分国民产生的影响，形象比喻为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近年来，许多中国人也确具有阿Q这种伟大的‘精神胜利’的精神了；外国人打到来的时候，总会躲到看不见太阳的角落里去自慰道：‘这只睡狮’将来醒起来，胜利终于是我们的”。这可谓是辛辣道出了该话语所具有的负面作用，即让人不断陷入自鸣得意的状态中，从而忘记救亡图存这一现实使命。可以看出，对“睡狮”负面影响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部分国民存有的不必迅速醒来、甘愿挨打的不抵抗心理。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关于“睡狮”意蕴的书写，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就是，赋予了“睡狮”要迅速实现觉醒的理念，这也是时局危机下最为真实和迫切的强烈渴求。而关于“睡狮”负面影响的深刻揭露，则是认为“睡狮”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消极影响的话语。

二、关于“睡狮”资格的书写

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于“睡狮”的书写中，与呼唤“睡狮”紧急醒来声音并行的是，对“睡狮”醒来艰难性的描写。在“觉醒”的艰难性下，时人产生了“睡狮”究竟还能否醒来的疑问，进而出现了对中国是否还有“睡狮”资格的质疑，乃至替代“睡狮”词汇的出现。这些均展现出对部分国民未能迅速进入抗战状态的焦急、焦虑乃至痛斥心情。

在关于“睡狮”觉醒的书写上，九一八事变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此种书写所要表达的理念就是，把九一八事变看成走向觉醒的时机：“‘九一八’事件，诚为吾国民族空前巨深的国耻！我们对于这一个警心怵目痛澈心脾的悲惨国难，应该怎样的卧薪尝胆般困苦自励的警醒觉悟，发奋为雄，方能够上下一心，雪耻救国，洗却睡狮的混号！”然而，伴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中国并未迅速出现令人期待的团结抗战局面。有鉴于此种情况，也就出现了对“睡狮”醒来艰难的认知与书写。1933年的诗文《睡狮》完全运用动物化的形象比喻描写了“睡狮”难以醒来的状态，狮子身处危险形势之中，依旧保持着平静状态，“他现在是睡着了，他已经睡了一百多年了。那些豺狼虎豹等动物，都乘着这个机会来侵略，有的扯去他块皮，有的咬下他的耳朵，有的竟咬了他的肉来吃了。但他还不觉得，依然是呼呼的打盹”。1936年的《睡狮未醒》一文在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睡狮”依旧处在大梦正酣的现状，运用了“连刀子割到我们身上，也不觉得痛痒”的激烈话语来进行生动的刻画。

与此同时，关于“睡狮”为何醒来地如此艰难这个问题，也受到了高度重视与关注。一些人从中国人自身寻找原因，认为部分国民面对日寇侵华时，存有消极抵抗的意识，这成为“睡狮”很难醒来的重要原因。1932年的《中国是睡狮吗》一文，描写了部分国民在面对侵略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麻木行为，“眼看那帝国主义的暴日，侵占‘东北’，进犯‘热河’，我们政府的哀哀诸公，终日在那里乘汽车看戏，装病，坐飞机兜风，抱姨太太取乐……，管什么国家大事，任凭外力侵凌，活活变成‘睡尸’了”。这是对当时部分国民不觉醒状态的真实揭露与讽刺。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强大外敌不断入侵造成了“睡狮”不能拥有觉醒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也就是说，外国侵略者既可以对“睡狮”的觉醒形成刺激，但同时也成为“睡狮”走向觉醒时的一大阻力，“现在环伺狮子之侧的，都是饿虎饥鹰，于是这个睡狮苦了”。

关于“睡狮”醒来艰难性的认知与书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睡狮”资格的高度怀疑。由“睡狮”醒来艰难性到中国并无“睡狮”的资格，成为当时一种比较自然和自觉的书写逻辑。在“睡狮”资格质疑方面，既体现在对“睡”的状态的否定，即中国虽是“狮”，但并非为“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或“病”或“死”的别样状态。也就是说，中国可以为“狮”，但在如此强烈刺激下却还未醒来，同时也看不到将要醒来的迹象，因此这只狮子的状态恐怕并不是一直被认为或想象的“睡”。《申报》刊文《与子同仇》就对“狮”的状态进行了重新定义，称“狮”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病”着的状态，“其实我国早成一头奄奄待毙的病狮。丝毫不中用”。1934年的《睡狮在中国》一文也认为，以部分国民当时的痿痹麻木现状来看，显然并不是在“睡”着：“中国人向来自称‘睡狮’，并因这只‘睡狮’老是酣睡不醒，便常常致其慨叹，其实，中国的酣‘睡’在哪的。”明显地，“病”与“睡”相比，是更加糟糕的状态。如果说“睡”还可以在外界刺激下终究会醒来的话，那么，“病”则是需要“医”的治疗手段进行干预，其难度自是更大。

在关于“狮”的状态表达与书写上，还有比“病”更为严重的状态，那就是“死”，中国或可为“狮”，但究竟属于什么状态的“狮”，则需要重新予以评估。这实际上是在表达这样的一种观点，既是永远不会醒来的狮子，那就直接可以定义为“死”。1933年，潘铸辛的《睡狮？死狮？》以颇为醒目的标题直接质疑了“睡狮”话语的运用与客观事实的符合性，作者较直白地提出称为“死狮”较为恰当，“我以为比较还是把‘死狮’譬喻适当些”，其理由是：“何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打上身来吗，还是漠然不醒呢？”这一“死”字的运用显然是在表达对“睡狮”无法醒来的担忧与恐惧。很明显，一部分人认为，“睡”字并不适合描述“狮”的状态，而是倾向于运用“死”字来进行界定，“咱们中国，在这年头里！经过了若干次的大事变，不但没有把他惊醒，反而更使他沈沈入睡，这光景，以后大约是不能再醒了，所以应该是一匹死狮”。毋庸置疑，无论是“病”还是“死”的状态描述，都是对“睡狮”醒来艰难性的书写与表达。

对于“睡狮”资格的质疑也直接体现在“狮”本身上。出现的一个书写现象就是，以其他诸如“猪”等更弱的动物来取代“狮”，此种书写行为蕴含着对“睡狮”极为猛烈的讽刺与抨击韵味。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被认为是到了必须对入侵者进行坚决反抗的时刻，却出现了让人失望的“睡狮”该醒却未能醒现象。因此，一部分人认为，或许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并不是一只“睡狮”，“我们将自己比作睡狮，这未免似乎太奢望了，因为天下决没有子弹穿过腹背而不醒来的狮子”。这种对于“睡狮”本身质疑的逻辑思路是，被称为“睡狮”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能够醒来，在看不到“睡狮”醒来迹象的现状下，自是不能再拥有“睡狮”的资格。

运用实力弱小的动物来代替“睡狮”，出现了颇具讽刺意义的如“猪”等动物，这是直接用来抨击部分国民在遭受侵略和挨打时的不抵抗状态。1932年，《睡狮与死猪》一文对“睡狮”醒来的艰难性持悲观和失望态度。该文认为，由于“睡狮”应该醒却未能醒，看不到醒来的希望，实际上并不具有“睡狮”的资格，“经九一八后，受了倭寇的长枪利刃，刺着鼻头，便是再怎样的瞌睡汉，也该清醒白醒了。可是现在清醒白醒的结果如何，经这一回事的证明，中国并不是睡狮，乃是一只死猪”。这实际上是着重讽刺了不抵抗行为。1936年，邱墟以《睡狮变为睡猪》为题表达了对“睡狮”资格的强烈否定，认为“睡猪”一词的运用，是对部分国民甘愿任人宰割的形象化描写，“中国人向称睡狮，现在已由睡狮降到睡猪了。如再不知警觉，不知振拔，恐四邻睨视的屠夫，将一致起来，把我们推到俎上”。此是以一种近乎“辱骂”的方式来试图唤醒沉睡群体进行救亡图存。该类书写带有比较激烈的情绪，其目的是痛批部分国民的不抗战、不救国行为，蕴含着恨铁不成钢的焦急心理。

总之，由“睡狮”醒来艰难性认知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对“睡狮”资格的质疑乃至否定。这既有关于“睡”的状态的质疑，由此出现了“病”与“死”的表达词汇；也有对“狮”的直接质疑，出现了诸多其他的代替性象征动物，这彰显出对于抗战救国的焦急、无奈等复杂心情。

三、关于“睡狮”觉醒标准的书写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关于“睡狮”的书写，还深刻展现在围绕着抗战救国对“睡狮”之醒衡量标准的确立上。就“睡狮”觉醒的状态而言，着重反对觉醒的短暂性，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是持久的觉醒；与此同时，强调“四万万”全体国民均是觉醒的对象，而不再满足某些或部分群体的觉醒。全民族抗战格局的形成，被认为是“睡狮”真正走向觉醒的标志。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系列抗战行为均被赋予“睡狮”醒来的意义。如1932年，《申报》在关于《追悼沪战殉国将士》一文中，就对淞沪抗战中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顽强斗争精神进行了高度赞扬，以此认为“睡狮”已经在走向觉醒，“光荣之战绩，实足昭示世界，以睡狮今已觉醒，我民族尚未丧失其立国之精神”。此外，民众中出现的抗日举措如抵制日货、倡导国货等行为，也同样被认为是“睡狮”觉醒的表现。也正是基于此类抗战救国的行为，有时人颇为自豪地对外宣称，中国已然洗刷掉了“睡狮”的称号：“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可比，尤非任何外国暴力所能强压者。前外人辄好以远东之睡狮，名之中国，殊已不合时宜。”以抗战救国作为“睡狮”觉醒的表现，也是出于鼓舞抗战、反对投降的现实需求。

然而，应看到的是，对“睡狮”的觉醒也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尤其是出现了对短暂性抵抗热度的警惕与反思，确立起以驱逐日寇为最终目标，并将其视为“睡狮”真正觉醒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表达出持久抗战的时代诉求。事实上，在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不断侵华所并行的是，不乏抵御外敌的呼吁，尤其是很多轰轰烈烈乃至彪炳史册的行为在当时也都被认为是“睡狮”觉醒。然而，很多救亡图存行动虽给人带来极大希望，却又因不同程度的短暂性，并未实现反帝的目标，尤其是诸多抗战救国运动以遗憾的失败结局而告终。

从希望到失望的持续反复，既具有迷惑性，更是对心理和精神的不断折磨。基于此，九一八事变后，关于“睡狮”之醒的书写中就出现了极力抨击短暂抵抗的现象，这其中更是对历史上中国出现的相关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表达出以史为鉴、警示当下的意图与目的。1932年，《春芽月刊》创刊号刊登的《如睡狮之中国》一文，就运用拟人化的书写揭露了“睡狮”醒来的反复与短暂特征，“后来因为这狮子受得痛苦太大了，便一跳起来，可是他们便赶忙隐藏在树后。狮子抬头细望，也没有看见什么。就仍旧睡去。他们见狮子又睡，于是就又一齐出来动手。如是者数次，这狮子终是睡而复醒，醒而复睡”。1935年，《申报》刊登了《继“阿Q”而来的时代》一文，此文指出：“出版物中就有‘醒狮’与‘狮吼’之类问世，不过这只是刊物的名称而已。这就是五四时代，当时大家也似乎以为你没有死，但是在自己身上抓抓痒又睡着了；北伐时代又似乎醒了，大家也似乎以为你没有死，可是裂裂嘴又睡着了。”也就是说，并未否认这些行为在当时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只不过不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因此，呼唤“睡狮”真正醒来的声音就集中在了如何保持持久性上。1936年，张佩英在《中国睡狮醒矣》中虽承认“睡狮”已醒，却表现出对其如若再睡，恐将不会醒来的担心，“知道国家的命脉已到了最后的阶段，那么，这已醒之狮，还可以让他再睡吗？如果这个已醒之狮再睡下去，我们深信是不会再醒啊”。这显然是基于以往“睡狮”醒来短暂性和反复性现象引发的忧虑。

关于“睡狮”真正觉醒的标准中，把全体国民参与抗战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睡狮”觉醒。张其昀就在《申报》上发出了全民族觉醒等同于“睡狮”觉醒的呼唤，“致中国于健康中国的病，不单是头痛救头的问题，是整个的民族的觉醒问题。睡狮不醒，国家必亡”。而1932年的《睡狮与笨猪》一文则揭露了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生死关头，在关于“自救的方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除“极少数觉悟者”外，“大多数人还在马马虎虎，答不出所以然来”。从而表达出应是大多数人觉醒方为“睡狮”真正走向觉醒这样的衡量标准。1933年，《睡狮到底醒不醒》一文一方面赞扬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义勇军抵抗、救护队组织这些抗战举动，同时指出离真正的觉醒还是有所差距。因此，在定义这些抵抗日寇的行为和举措性质之时，称之为“睡梦中的转身，不是苏醒以后的挣扎”。同年，《湘潭民报》刊登的《睡狮》一文指出，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群体依旧集中在“要人”上，而缺乏大部分国民的觉醒：“民众们，也就嬉游谩骂叹气而已，以为救国的责任，只在要人们身上。唉！空负睡狮之名，宁不自愧？国亡无日，泣恳国人觉悟，各负责救亡！”这深刻反映了全民族参与抗战已经成为强烈的诉求。

七七事变前后，全民族参与抗战的格局逐渐形成，长久以来被强烈寄予期望的“睡狮”觉醒得以真正实现，这也直接影响了对“睡狮”的书写。关于“睡狮”何以醒来的焦虑和“睡狮”资格的丧失等相关书写热潮迅速降温，转变为对“睡狮”真正觉醒的高度赞扬，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觉醒给予了深刻肯定。全面抗战前夕，孙克敏在《睡狮怒吼了》中强调，“黄帝的子孙，已经觉醒”，这是“睡狮”真正的觉醒。揣得为的《睡狮醒了》也指出，“睡狮”真正走向觉醒的标志就是中国“四万万”人的觉醒，“民族意识，就是抗敌情绪，必死的决心，自动的，不由的弥漫在四万万人的心田里”。全面抗战开始后，杨虎在《庆祝国庆与全面抗战》就以比较激动的情绪和口吻宣称：“当前抗战的炮声，正象征着睡狮已醒的怒吼，我民族兹以全面抗战的精神，来纪年今年的国庆。”实际上，这就是以觉醒群体对象的全民性来定义“睡狮”觉醒。

总之，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于“睡狮”标准的书写也有了新的特征，同时包含着对觉醒状态与觉醒群体的要求。毋庸置疑，全民族能够持久地参与到抗战中来，是摆脱“睡狮”称号的关键所在。

四、结语

“睡狮”一词自出现以后，所被赋予的核心意蕴是要表达国弱民衰、被动挨打处境下，当时睡、未来会醒的一种状态转变。用“狮”来形容中国，侧重的是“狮”与其他动物相比所拥有的天然优势，以此刻画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强大潜在实力。“狮”虽被定义为“睡”，但极易呼之欲出的是由“睡”到“醒”的状态转变。也就是说，描述的是“睡”，注重的却是“醒”，方为“睡狮”话语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民族危机，使抗战救国成为时代的迫切任务，这也对“睡狮”的认知与书写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延续了以往的“先睡后醒”意蕴，用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却更加关注“睡狮”醒来的紧迫性。这应当是在民族危机下的紧急呼吁与表达。与之并行的则是，对“睡狮”持续流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进行了反思，将其定义为一个具有负面意义与性质的词汇。这是为着重告诫部分国民，勿要以“睡狮”醒来会强大就甘愿继续“沉睡”下去。抗战救国与“睡狮”相结合所引发的另一重反思就是“睡狮”醒来的艰难性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未能形成全民团结抗战的格局，也就产生了对“睡狮”醒来艰难的恐惧，乃至于出现了否定中国“睡狮”资格的书写现象。较为明显地，关于“睡狮”的觉醒已经完全融入了抗战救国的现实思考，把抗战救国作为“睡狮”走向觉醒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尤其是以全民的持续觉醒作为“睡狮”真正觉醒的标志与表现。

中华民族的觉醒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全民觉醒的关键事件，这一时期民族觉醒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睡狮”的书写、认知、流播都深刻反映出对抗击日寇、救亡图存的深刻呼唤。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成为“东方醒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毋庸置疑，揭示和研究抗日战争这段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深刻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