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俊：外部风险意识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六大突破口

高风险叠加迸发，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特征。当前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也随着这一特征而发生重大变化：发展逻辑仍是基础中的基础，安全逻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全球化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发展和安全两端都面临严峻考验。受多重外部风险影响，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领域都变成关键领域，衍生出许多跨国、跨行业、跨专业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生产力层面的，也有生产关系层面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关键六边形”研究框架。区域国别学有必要建立外部风险意识，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应变之策。

生产力层面的三个研究突破口

一是关键产能。关键产能包括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产业及技术研究是实现跨界融合、交叉创新的重要机遇。跳出文本化、理论化、学科化的藩篱，跟踪关注诸如信息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化工、人工智能、工业智造、先进装备、军工制造、海洋船舶、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关键产业及关键技术，掌握一些产业及技术思维，有利于形成更为扎实的智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把相关区域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法律规则以及代表性企业的经营模式、成败得失、变革趋势等研究清楚。

二是关键资源。关键资源主要指关键矿产与关键物资。“矿政治”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存发展竞争的主线之一，今天的关键矿产之争也是如此，本质上牵连着新一轮产业及技术竞争。受全球范围内“泛安全化”趋势的影响，关键矿产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些稀有金属。工业部门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勘探、开采、加工、冶炼、化工制造、回收利用等业态，都值得关注。随着矿业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突破口，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分析西方资本矿业垄断的历史和网络，也要分析相关区域国家的关键矿产现状及政策，跟踪关注全球矿产经济业态、大宗矿产交易模式及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更要分析中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与应变之策。除了关键矿产，粮食、能源、淡水、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大宗消费品消耗品等基础性或战略性关键物资也不容忽视。在全球高风险时代，关键矿产可以“卡脖子”，关键物资则可以“饿肚子”。有必要跟踪研究关键物资的全球性生产、经营、流通机制，把握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并为可能到来的紧张局面做好策略准备。

三是关键设施。从广义上看，全球关键基础设施至少有五类：一是合作基础设施，即全球性或区域性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联盟、战略倡议、经济合作框架等。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既包括大的战略通道、海空航线以及海陆走廊，也包括具体的港口、铁路、运河、边境公路、口岸等。三是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国际传播体系、媒体平台、网络平台等软件，也包括卫星、通信基站、陆海光缆、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算力设施、大模型等硬件。四是金融基础设施，既包括制度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金融组织、货币储备机制，也包括技术性的国际清算系统、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交易市场、货币互换机制等，还包括地下金融暗网、新兴货币形态等。五是资源基础设施，例如重要的能源管网、核电站、水电站、新能源设施、淡水系统、热力系统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布局、重组、更新以及背后的地缘政治经济逻辑，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真问题。

生产关系层面的三个研究突破口

一是关键规则。规则标准制定权是最高权力。关键规则主要指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规则、法律规则、经贸商业规则以及约定俗成的潜在规则，例如管辖规则、主权豁免规则、经济制裁及管制规则、国际仲裁调解规则以及一系列国际性行业性标准等。区域国别研究尤其要关注这些规则标准在国际秩序转换期内的调整、重塑及衍生效应。关键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对应的是正式经济体系和非正式经济体系。当今世界实际上存在两种体系：一种是美元霸权主导的以西方规则为基础的正式经济体系；另一种是美元霸权之外的西方规则所不容的非正式经济体系。随着美式制裁的加码升级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非正式体系的功能更加突出，对这一体系的国际需求持续上升。研究如何灵活用好这两种体系及其规则，在此基础上推动创制更加公正合理的新规则新标准，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课题。

二是关键主体。至少要关注和研究“4+1”五类主体：第一类是重要支点型国家，主要指一些地区强国或关键小国。有的长期重要，如印度、伊朗、土耳其、巴西、新加坡等；有的随着条件变化而凸显重要性，如印尼、南非、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基斯坦、墨西哥、阿联酋等。第二类是重要跨国组织，包括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国际机制。第三类是重要跨国企业。第四类是具有全球性或地区性影响力的特殊集团，包括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团体、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等。对于后三类主体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组织形态、分布网络、发展趋势及政治经济影响力。通过研究这四类主体并进行知识整合，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摸清第五类主体——主要大国或权势集团在全球的战略布局与资源网络。

三是关键在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本质特征。今日世界之所以发生剧变，就在于人的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个基础性变化是“人口危机”。面对正在发生的全球人口危机、中国人口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形态剧变，有必要基于全球比较视野，研究应对之策。第二个基础性变化是“人种危机”。过去三十年“文明冲突论”之所以经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包裹在文明外衣下的族群利益矛盾没有消失，还不断以新的形式爆发。相比美国在“大熔炉”整合多民族失败之后利用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大搞种族政治化、部落化、对抗化的做法，我们基于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国家繁荣的正道。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对种族、民族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有国内视角，更要有国际视野，对西方种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国际移民、跨境民族等开展深入研究。第三个基础性变化是“人心危机”。当下全球范围内的人心之争愈演愈烈，不仅涉及叙事权、解释权等争夺，也涉及精英与草根、自由与保守、世俗与宗教等社会力量或社会思潮的二元对立。回应这些世界性争议、为人类找到精神出口，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应有责任。不仅如此，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开裂、世界遭遇方向困惑的窗口期，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形成全球开放叙事体系的历史契机已然到来。新一轮思想革命方兴未艾，亟待知识界共同努力。

（本文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8月5日 第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