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俊华 梁晓阳：“中”：从方位坐标到文明基因

汉字“中”，是解读中华文明特质的一个重要符号。从早期文字的“旗帜”伊始，逐步演化出超越空间方位的深层含义。既是设旗立中、立杆测影的地理中心，也是圣君相授的治国心法，孕育出儒家中庸之道的智慧。既贯通于文化文明血脉之中，也为破解现代文明冲突提供跨越时空的启示。

方位坐标之“中”。本立才能道生，了解“中”字的始义，须从早期“中”字的写法中一窥端倪。在甲骨文与金文中，“中”字的字形不下数十种，在常见的写法中，其形状像一条竖直的中杆，中杆上有一圆圈，圆圈上或有风幡飘动，大体上呈旗帜状。关于这面“旗帜”，历来众说纷纭。

在比较主流的说法中，首先是“设旗立中”说，如唐兰认为其“最初为氏族社会中之徽帜”，古代部落举行重要仪式，要立一面旗帜作为标识，以此号召四方之民汇聚于此。其次是“立杆测影”说，古时历法，需要依靠立杆测影，而测影时中杆一定要放正，且测影地点要定在天下之中的地方，如周公测影台就选址于登封嵩山，因为在当时，该地被认为是天下之中。此外，还有几种说法，如认为这面旗帜与军事相关，是古代“中军”的军旗;或认为与射箭相关，释为“射箭中的之中”等。

但无论是“设旗立中”“立杆测影”还是“中央”“中旗”等概念，都表明早期“中”字，在很大程度上与空间地理相关，是一种方位坐标。不难想象，设旗立中之地即为“中央”，是部落大众所依附听从的权威。而立杆测影所定址的“天下之中”，亦是天下归心的地方。因而，这面以视觉统号人群的旗帜，所建构起的权力中心的神圣场域，实质上完成了从空间地理中心向政治权力中心的跃迁，亦是人心所向的旗帜。

这一方位坐标之“中”，在后世典籍中，也进一步用来标记时间、等级与状态等。当其引申到事物内部空间之“中”时，它表示事物的内部、里面。如《说文解字》就认为：“中，内也。”《诗经》记载：“于以采蘩，于涧之中。”而当“中”用来标记时间或过程的“内部”时，便有了时间之“中”的字义。如《左传》：“夜中，星陨如雨。”时至今日，我们的日常用语，如中央、中心、心中、空中、中空、中秋、中流砥柱等，都是“中”的时空字义。

“中”字的坐标功能，亦可用来标记程度与等级，表示等级上的“中间状态”与程度上的“适中”“恰到好处”。如《战国策·齐策一》记载：“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周易》中的“中行”“中正”，皆指事物发展至不偏不倚的最佳状态。而今天河南人还习惯说“中”，就是在表达“恰到好处”的意思。

道德义理之“中”。自唐尧、虞舜，经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实践层面，“中”尤其注重用来规范圣君的道德行为。当尧传帝位给舜、舜传帝位给禹时，所托付的是天下与百姓的重任，谆谆嘱咐的就是这个“中”字。《论语·尧曰》记载尧诫舜道：“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大禹谟》记载舜诫禹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土文献《保训》，作为周文王的遗训，通篇强调的亦是“中”的重要性。“中”字，显然成为早期圣君承继天命、治国理政的德性认证，这也正是所谓的以“德”服人。

当统治者以“中德”继承天命时，民众亦需以“中”为道德行为准则。《尚书·盘庚》篇记载了盘庚迁都于殷时，对不愿迁徙的百姓训诫道：“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要求民众秉持中正之心服从政令。就此而言，在早期君民关系中，通过“执中”与“设中”，形成了“君民共中”的德性契约。

当我们视“中”为圣君继承天命的德性认证时，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是“中”与“德”的字形耦合。一方面，在甲骨文中，“德”字上部为目视标杆之形，下部表示在途中行进，而行进途中眼睛要看什么，应该就是向“中”这面旗帜看齐。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德”，所谓十四人一心，十四为概数，表示多。德的意思也就是说，要使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就要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旗帜。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仅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中”的心要，且以此为表征的“中庸之道”，更使“中”的义理进一步系统化，成为义理之“中”。在伦理层面，将“中庸”视为“至德”，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本体论层面，视“中”为“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方法论层面，将“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等，用来规定人的思想行为，极具辩证色彩。治理实践层面，“宽猛相济”“为政以德”“守中尚和”等，成为治国安邦的大智慧。

概而言之，在儒家学说中，从宇宙法则生生之德到人性根基天命之性，再外化为德治范式与知行方法，最终回归个体修养。使“中庸”既是道德律令，又是宇宙规律，更是政治智慧，展现出儒家思想所独具的“中和”特质。

文化文明之“中”。如果说早期甲骨文中的这面“旗帜”，关联着中华民族“居天下之中”这一地理空间。那么后世政治实践，尤其是儒家经典对“中”的义理建构，则映射出今日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的文明取向。“中”字历经三千年语义嬗变，最终凝练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这一基因深植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彰显在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古人观天象以北斗为“中”，天上斗转星移，北斗岿然不动;二十四节气以四时八节统合天时，春种秋收暗合阴阳律动;建筑以中轴对称构建空间秩序，飞檐斗拱彰显力学与美学的中和;音乐以五音对应五伦，宫音定调喻君臣有序;书法以中锋运笔为骨，侧锋取势为韵，在提按顿挫间实现刚柔相济;中医以阴阳五行统摄经络气血，“调和致中”理念贯通诊脉用药。这个“中”字，显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内核”。

在当代，面对百年变局，“中”的智慧转化为文明互鉴的实践动能，正在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范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体现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平衡逻辑;中老铁路跨越山河打通贸易动脉，中欧班列以“钢铁驼队”实现陆海联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中”升维为文明对话的北斗坐标;《昆明宣言》践行“万物并育”生态观，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破解气候谈判僵局。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以“中和”思维破解零和博弈。这组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基因与当代实践的对话证明，“中”不仅是时空坐标，更是破解文明冲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和合密码。

面向未来，这面从时空坐标跃迁至文明基因的“旗帜”使中华文明在“致广大”中包容万象，在“尽精微”中守正创新。就中华文明自身意义而言，从甲骨文“中旗”到今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后者正以制度创新践行文明理念。就人类文明而言，当人类面临极端化、碎片化危机时，“中”的智慧恰似北斗星，既指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文明对话之道，亦昭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共生哲学。这或许正是古老“中”字给予人类文明的终极启示：真正的文明韧性，不在于征服他者的锋芒，而在于和合共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