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嬴：汉文帝霸陵邑的探索

考古资料显示，汉文帝霸陵的位置并非世传的“凤凰嘴”，而是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东侧的白鹿原上。考古工作者又以此为基础，基本探明了陵园的形制布局，以及相关文物遗迹的分布状况等。但作为陵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陵邑仍然没有任何线索，笔者拟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对霸陵邑的相关问题尝试做一探索，以期对霸陵邑的研究有所裨益。

西汉在宣帝杜陵之前均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文帝霸陵也不例外。汉初，高祖刘邦的长陵、惠帝的安陵两座陵邑的设置情况，因文献缺载，只能做一推测。拙文认为：“长陵的始建时间应当在汉九年前后。”《汉书·高帝纪》载汉九年（前198）十一月高祖下令：“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同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二者应为同一事件，如此长陵邑的设置与陵墓营建时间应该相差不大，至于其先后，因资料缺乏，不便推测。

汉惠帝安陵邑的情况，《关中记》载：“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女啁陵也。”《太平御览》又载：“孝惠帝葬安陵，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这两条资料所记史实相同，唯后者明言安陵邑是惠帝逝后所置。惠帝即位后，吕后秉持朝政，残酷迫害曾与其争宠的戚夫人，将其制成“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惠帝骇怖，病卧经年，“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吕后因而认为惠帝喜欢倡乐，因此，很有可能是在惠帝入葬后，吕后才下令设置安陵邑，并迁徙关东倡优乐人入居。

文帝霸陵邑的设置，《汉书·地理志》载：“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没有记载设置时间。但《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文帝九年，……以芷阳乡为霸陵”。明确指出是在文帝生前设置。拙文推测，霸陵可能始建于文帝四年至七年之间。如其不误，霸陵邑的设置比陵墓营建推迟了二至五年。有学者认为“陵园营建初期，陵邑为陵园建设提供人力、物资支持；……皇帝入葬陵园后，陵邑承担着侍奉功能。”也就是说陵邑起着帝陵营建工程的后勤保障作用，所以应该提前设置。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因与京城长安仅一水之隔，距离较近，长安城直接承担了帝陵工程后勤保障的功能，因此，提前设置陵邑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但霸陵距离长安城近20千米，其后勤保障功能显然力有不逮，因此，霸陵在营建了一段时间后可能遇到颇多不便，亟需就近建设一座“后勤保障基地”，于是在文帝九年设置了霸陵邑。

此后，陵邑在皇帝生前设置形成制度，时间大约在帝陵营建工程之前或与其同时。如汉景帝四年（前153）“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即在四年岁尾设置陵邑，次年三月开始营建陵墓。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初置茂陵邑”。《汉书》载：“平陵，昭帝置。”宣帝朝丞相韦贤“以昭帝时徙平陵”，可见平陵邑为昭帝生前设置，很可能也是在陵墓营建前所置。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说明杜陵邑的设置与陵墓建设同时进行。

霸陵邑与西汉其他帝陵的陵邑同属太常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同书《元帝纪》载永光四年（前40），“诸陵分属三辅”。二者时间虽有差异，但西汉后期陵邑划归地方管理却是史实。《汉书·地理志》载：“京兆尹……县十二：长安，……霸陵。”可见，元帝永光之后，霸陵邑归京兆尹管辖，改称霸陵县。新莽天凤二年（15），王莽更霸陵县为水章县。更始帝刘玄元年（23），复水章县为霸陵县。东汉继续沿置霸陵县，仍归京兆尹管辖。曹魏正始五年（244）改霸陵县为霸城县。有学者认为，当时霸陵邑不仅改名，位置也发生变化，“汉霸陵城（邑）在两汉称之为‘霸陵城’、南北朝时称为‘霸陵故城’、唐代称为‘汉霸陵’，位于长安东南，距汉文帝霸陵较近；魏晋霸城，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霸城’、唐代称为‘故霸陵’，位于长安东或东北，与汉文帝霸陵无涉”。此后，霸陵作为县级行政单位名称遂消失，其城邑可能也逐渐废毁。

西汉陵邑大多有徙民的记载，如景帝“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宣帝本始元年（前73）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元康元年（前65），“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但文帝霸陵却无徙民的记载。有学者认为文帝“因山为葬”，“较渭北平原而言，霸陵并不是宜居佳地。”另外，文帝素号“节俭”，再加其面临的政治形势复杂，“其施政自然尤需清静无为，若徙民霸陵，不仅扰民而且很可能会引来各地诸侯的反对。”因而“当时朝廷似未曾下令徙民至其地。”此论笔者不敢苟同。汉初，大臣刘敬因言：“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班固也认为：“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可见，徙民陵邑表面看是供奉皇帝陵墓，实则是消除关东不稳定因素，稳固政权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这个角度来看，霸陵是否宜居、文帝是否薄葬的因素与徙民似乎关系不大。

《西都赋》描述陵邑情景曰：“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该赋虽为文学作品，但其作者却是修撰《汉书》的史学家班固，当初陵邑徙民的情况班氏应了然于胸，因此，其中所涉内容值得重视。葛剑雄认为“所谓‘三选七迁’，是指徙陵的三种主要对象：吏两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和对七个陵县（不计南陵、云陵和奉明县）的。”可见，霸陵邑亦有一定数量的徙民。韩国河根据白鹿原一带发掘的大量中小型汉墓基本为关中地区的斜坡墓道砖室墓、斜坡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等形制推测，“霸陵邑中的新迁居民很可能来源于长安附近地区”。这些墓葬资料也反映出霸陵有移民的情况，至于其来自何处并不重要。

另外，霸陵在置邑之前也有关东之民徙居于此。前文述及，汉初曾徙楚昭、屈、景、怀，齐诸田等贵族于关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曰：“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索隐案：小颜云“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也。”史书虽未载汉初齐之诸田徙阳陵之事，然《汉书·酷吏传》却有田延年“先齐诸田也，徙阳陵”之言。可见，汉初徙民遍布关中各地，霸陵近在京城眉底，亦当有徙民迁入。《旧唐书·王徽传》载唐末重臣王徽“魏为秦灭，始皇徙关东豪族实关中，魏诸公子徙于霸陵。以其故王族，遂为王氏。”《新唐书》则曰王氏“谱言其先本魏诸公子，秦灭魏，至汉徙关中霸陵，以其故王家，为王氏。”二书虽记王氏迁徙时间不同，但作为魏国宗室的王徽家族早前即已徙居此地却是史实。

《关中记》载西汉时，“徙民置县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据此推测，每座陵邑徙民五千户应该是基本数字。上引汉惠帝安陵“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以及汉成帝“徒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均可佐证。葛剑雄指出：“《关中记》载惠帝安陵徙户五千，正与昌陵数合，当非偶然。”如此推论不误，霸陵徙民亦当有五千户左右。葛剑雄推测，霸陵邑徙民2.25万口。《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西汉的县级行政单位“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可见户数超过万户者视为大县，其行政长官秩级较高，而县境人口低于万户者，则秩级较低。高后六年（前182），“秩长陵令二千石”，有学者认为“高后始增陵县长官秩为二千石，此后遂成定制”。汉制郡守秩二千石，陵邑长官既与郡守同，其治下之民虽不如一郡，但至少会达到大县标准。因此，霸陵邑前、后徙民再加当地原有居民，其总人口当会在万户以上。葛剑雄推测，西汉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为单位）“平均每户人口绝对低于4.67”。若按每户4.5人计，则霸陵邑人口约有4.5万人左右。

关于霸陵邑的位置，考古调查勘探未发现相关遗迹。《史记》载文帝“以芷阳乡为霸陵”。《汉书》亦曰：“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秦芷阳县治在今西安市灞桥区灞河以东的洪庆村一带，此处曾出土有不少带“芷”字陶文的陶器。刘庆柱认为，秦芷阳“县治在今西安灞河以东洪庆村一带”，“霸陵县邑与芷阳县城相距不远”。韩国河等推测，灞桥区洪庆街办西北核技术研究所以北约1千米处“也就是霸陵邑的所在位置”。李建超根据调查资料确认霸陵邑“应在今霸桥公社谢王庄附近”。另有学者认为“秦芷阳、汉霸城（即霸陵邑）是一个地方，……而霸城应在临潼县的油王、地窑村附近。”近年来，在陕西西安东北郊发掘的新寺遗址发现了古道路、夯墙遗址，出土了汉代砖瓦残块、排水管道、云纹和文字（“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瓦当等文物，有人认为与霸陵邑有关。谢王庄与新寺遗址相距不远，可视为同一地点（图一）。

图一　汉文帝霸陵位置图

上述推测的霸陵邑位置均在灞河东岸，距离霸陵陵园过远，而霸陵之前的高祖长陵、惠帝安陵两座陵邑均置于其陵园北侧，二者仅一墙之隔。霸陵邑的位置不但有违前制，且无法发挥其“奉山园”的基本功能。上文论及，陵邑在帝陵建设阶段起着后勤保障的作用，皇帝入葬后，又承担着侍奉帝陵的功能。霸陵邑如在灞水东岸，不仅距离陵园过于遥远，而且灞水横亘其间，陵邑至陵园需绕道汉长安城东的灞桥渡河，距离过远且迂回曲折，交通颇为不便，根本无法起到陵墓建设的后勤保障作用，也不能实现其供奉守护陵园的职责。如要切实发挥陵邑的功用，以当时的交通状况来看，其位置应当不会距离陵园过远。

杨武站认为“更名诸陵邑虽为‘更名’，但从考古发现和地望来看，仍然属于‘置’，均为新建城市。”并推测汉景帝“更以弋阳为阳陵”，“仅将弋阳县更名为阳陵，并未沿用其旧址，而是在其境内择地新建的一座城市。”以此类推，霸陵邑也未必沿用芷阳县治原址，很可能也是在芷阳县境内另择新址建设的一座城邑。有学者研究推测秦芷阳县、汉霸陵县（邑）的辖境范围大致为：今西安市东郊“长乐坡整体属于芷阳县，台原西缘八仙庵—西安交大—沙坡一线当为县界。”也就是说这一线当为秦芷阳县、汉霸陵邑的西界。“铜人原一直是秦芷阳、汉霸陵县（邑）辖地。铜人原北边缘在今临潼芷阳村—洪庆村—西张村—代杨村—灞桥吕家堡一线，此即霸陵县（邑）东界。”“汉代霸陵县（邑）北界一直是秦汉时期的渭河故道，在今未央区席王村至高陵区耿镇一线维持不变。”“霸陵县（邑）西界当与（汉长安城东）城墙平行，自魏家湾直向北延伸至秦汉渭河故道，即今未央区魏家湾—河址西村—吕小寨—韩家湾一线，韩家湾是霸陵县西北界点。”按照上述秦芷阳县（汉霸陵县）的辖区范围，汉文帝霸陵所在的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任家坡一带均在芷阳县辖区内。因此，如果在霸陵陵园附近新建城邑也可视作文帝以故芷阳更名为霸陵邑，与文献记载并无抵牾。南宋学者程大昌认为“汉霸陵在县东南十里，不与霸上、芷阳同为一地。”清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咸宁县志》卷二载：“汉志言霸陵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即霸城也。”前代学者的这些认识颇有见地。

另外，笔者认为《史记》所载“文帝九年，……以芷阳乡为霸陵”句可能有脱字。《三辅黄图》载汉武帝茂陵“本槐里县之茂乡，故曰茂陵，周回三里。”《三辅旧事》亦云：“武帝于槐里茂乡徙户一万六千置茂陵，……”。西汉后期，汉成帝营建昌陵，“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文献所见西汉帝陵选址涉及县、乡者，均明确记载县、乡名称，而文帝霸陵却仅言芷阳，并无具体乡名。笔者推测，“芷阳”后可能原有乡名，后传抄脱漏，造成缺字。如此论成立，也可作为霸陵邑并未沿用原芷阳县治的一个间接证据。

霸陵邑既不在芷阳县治原址，又当在何处呢？

根据西汉帝陵规制的沿革和陵邑所起的功能来看，最有可能的位置就在霸陵陵园附近，即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任家坡一带。霸陵陵园东西残长1206米，南北长863米，其西至白鹿原西坡，东界灞河河谷。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其陵园南、北两侧无汉代城址，东侧濒临灞河谷地，显然无法安排建筑设施，这就排除了霸陵邑在霸陵陵园东、南、北三侧的可能。霸陵陵园西侧下延至浐河二级台地，该区域地势相对平坦、宽阔，是霸陵周边地势地形较好的一处所在。但因江村（约1280户4500人）坐落于此，居宅鳞次栉比，道路也均已硬化，无法进行大范围详细勘探，故其地下情况不详。但据当地村民提供信息，早前在翻盖房屋处理地基时，曾挖出大量砖瓦残块，其中有很多绳纹瓦片。另外，“江村大墓（即汉文帝霸陵）西北区域共发现陶窑40余座，这些陶窑大多位于江村周边。”其出土文物绝大部分为西汉前期的砖、瓦材料，应为霸陵营建供应建筑材料的陶窑作坊遗址。在江村西侧还发现汉代道路一条，“整体呈南北向，残长860米，宽5.5~13米，距地表0.4~1.1米见踩踏面，厚约0.15~0.3米”，自南向北通往陶窑作坊区。囿于地形限制，霸陵邑被置于陵园西侧江村一带的可能性非常大（图二）。

图二　霸陵邑位置蠡测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在白鹿原西坡的灞桥区枣园苏村一带发掘汉墓94座，“其中西汉墓葬集中分布于东部，东汉墓葬则散见于东部以外的其它各处。”此次发掘的汉墓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根据勘探及发掘资料，“发掘区的周围，特别是东部和北部仍分布有大量墓葬。其中东部以汉代墓葬为主，而北部则多为隋唐及后代墓葬。”说明该墓地范围很大，墓葬数量应该不止百余座，而且汉墓向东延伸，主要分布于白鹿原西坡。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最早的应该在西汉早期，其下限应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最晚者至东汉晚期，其中大部分墓葬为汉武帝中期至昭、宣时期。该墓地周边距离较近的城邑只有霸陵邑，其发掘区枣园苏村距江村约3千米，而且其延续与繁荣时间与霸陵邑基本吻合。

另外，这批汉墓正好位于汉文帝陵西司马门道延伸线北侧，而其东南即为已被确认为霸陵陪葬墓的马家沟汉墓。从相对位置来看，枣园苏村汉墓位于霸陵陪葬墓偏后的位置。这与汉景帝阳陵邑居民墓葬情况类似。阳陵陪葬墓大多在景帝陵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但在其偏后的位置也发现了大量小型汉墓，“从已发掘的一些这类墓葬来看，其随葬品也较薄俭，因此推测这些墓葬应该就是陵邑中的居民墓葬。”因此，枣园苏村汉墓很可能是霸陵邑居民的一处公共墓地。这也从侧面提供了一个霸陵邑位于江村一带的证据。

汉文帝霸陵邑的设置与废止时间，因有文献记载当确定无疑。霸陵邑的居民情况，根据相关资料来看应有一定数量的徙民，其居民应会达到西汉当时一个大县的人口规模，即在万户4.5万人左右。至于霸陵邑的位置，因文献记载匮乏，且目前尚无有价值的考古资料，我们只能根据地形地势以及与陵园的距离，并结合周边发现的中小型汉墓、陶窑遗址、瓦片堆积等情况推测，位于霸陵陵园西侧的江村一带很有可能就是其位置所在。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霸陵邑的具体位置还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来确认。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