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战终战80周年：曾经有过的纪念和倡议

就在我们赴欧洲的中国民间投资考察团紧张地准备相关的法律资料的最后阶段，我提醒团队年轻成员们注意：我们考察欧洲中部的几周期间，极有可能会碰上当地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80周年的活动。而那几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民族、教会，在战前和战争期间，都有过非常不一样的经历。我们作为来自中国的考察团（包括以香港为操作地的公司），要具备应有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敏感意识，千万不要随便对欧洲媒体发声表态。万一你的讲话无意中冒犯了当地的社团或政党，就有可能影响你们筹划许久的投资项目。尤其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令整个欧洲都焦虑不安，而且有些政治组织对北京的相关政策极为疑虑甚至公开指责。

于是考察团的几位年轻成员建议我对二战的结局与目前的国际关系作些分析，帮助他们在与外国机构讨论投资意向时，在大背景上做到心中有数。鉴于这类考察团每段时间去的地区不一样（我下次要陪同他们去东南亚），成员们建议我回顾二战的评论系列从中国周边开始，也就是从亚太战区讲起，这当然合情合理。5月10日，中国内地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之一的海外发展部主管继续在与我讨论：为什么不同区域，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有不同的说法？这些问题牵动无数人（包括其家庭的前辈，有些死于大战）的经历、记忆和情绪，也渗透进他们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脉络，影响他们的决策。我决定花费时间作些解读，首先是服务于我们周边，从亚太区域开讲。本篇评论的标题在5月19日凌晨发给考察团征求反馈，立刻有一位身在新加坡的李博士回应：“ ‘曾经有过’ 四个字，真是忧伤难掩。” 他把这个标题翻译成英文，转发给他们的海外投资通讯网：“80 years after the guns fell silent: Fading echoes of memory and action”.

我对二战的认知分成两大阶段，1984年8月之前与之后。从1994年起我以香港教授的身份，参与了几个非常有意义的内地纪念二战的项目，从中学习到切实的地方战情。同时我也尽量对多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和媒体讲解，1984年之前的35年里，内地的教育和宣传包括各种文化艺术展览节目，对二战的描述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更不持平。若不把全球学术研究界几十年客观的考证成果系统地翻译过来，让公众自由阅读，内地各界人士与国际上学术界和严肃媒体讨论二战史，很难相互理解。对内地公众的认知密切相关的事态包括：纳粹德国与苏联在1941年6月巴巴罗萨开战之前的勾结、合谋对欧洲秩序和安全的破坏。苏联在希特勒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前，已经对周边的中小国家进行蚕食和进犯。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制度是从苏联借鉴来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就开始建立集中营，两国在劳改营和集中营（名字不同，实质一样）大门口布置的口号也是一体贯通：劳动是光荣的！苏联对犹太人等少数民族也实施了种族主义虐待政策，虽然没有达到整体灭绝的程度。苏联的卫国战争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拨给的巨量军火和制造业物资援助，然而1945年战争结束后，斯大林要拼命鼓吹苏联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赢得战争，命令尽快消除美国援助的记录，甚至把战争年代在远东海港专门经手接纳美援的苏联军民限制居住在特定地点，防止她们（青年女性为主，有些与美国士兵亲亲相爱）向外诉说真相。苏联红军追击德国军队的一路上放肆强奸当地妇女，至少有10万以上的受害者。若是怀孕了，许多母亲宁可溺死婴儿，也受不了永远与强奸者的孩子共同生活。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期间，在波兰街头就有临时树立的雕像——苏联红军士兵强奸当地妇女。不要以为这是仅仅发生在欧洲的惨剧：苏联红军攻占中国东北后，四处强奸当地妇女，掠夺财富。你如果问问老一代的东北人，他们会告诉你，老毛子（当地人俗话称呼苏联官兵）对东北人的野蛮行为，远超过日本占领军。苏德战斗的最后阶段，两边交换战俘和人质，斯大林严令：凡是苏联人必须遣返回国，不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去向。于是许多苏联战俘和人质纷纷从交换地点的大桥上跳水自尽，不愿再回到祖国。二战一旦结束，斯大林就遇到早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危机：俄国大军追踪法国军队攻入欧洲后，一路上发现欧洲的现代化和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专制农奴体系的俄国，于是俄军中的真正爱国者回到祖国后，大力呼吁政治改革和社会解放，闹起了 “12月党人” 的维新运动。苏联红军攻进欧洲后，沿途也是发现欧洲的现代化和民众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所谓的 “劳动人民的天堂苏联”。斯大林非常担心从欧洲回到苏联的红军干部中的部分人，会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开放，于是实行了新一轮的清洗。

我平和地对抗战期间有过特别经历的地区的官员和媒体，认真讲解这些早就被国际学术界考证的事实，目标明确：希望他们允许内地教育界实事求是地描述二战史，允许内地媒体积极参与启蒙，推动与外部文明社会建立共识。在我多次认真参与的内地纪念活动中，最难忘的一是在云南，二是在重庆。云南的三级行政部门（省、地州、县），确实花费了许多资源，恢复和保持关于二战的文字、图像、实物记录。他们收集和复印的美军官兵和志愿人员来中国境内或边境地区支持抗战的史料，虽然比较粗糙（早期的拍摄技术太差），却极为罕见。可惜受限于资金不足，印刷量太少。我曾建议他们多印制、邮寄给美国主要的公共图书馆和名牌大学图书馆珍藏，他们却付不起那么多的制作成本和国际邮费。我带回香港几册，邮寄给美国最着名的几所大学图书馆。

云南省内的多家中小型二战博物馆，里面的物件和解说词是非常真诚的，处处感谢美国的多种援华行动。云南省政府的对外交流部门，在21世纪初期，还发起过邀请二战美国老兵重返云南再走老战区通道。老外们的境外费用自理，入境云南后由当地支付。（香港科技大学创校一代、二战史专家齐锡生教授和我也受到邀请），我们从保山步行到达腾冲边界，不过美国人不可以越界到缅甸的密支那，中国人可以过去。那条路正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危亡的关头，把美国军援运进中国抗战后方基地的唯一生命线。

20世纪尾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多次受到云南省对外交流机构的正式委托（我是该机构三届海外理事，多数时候代表香港的学界），帮助他们收集信息，寻找健在的美国二战老兵，请他们重返战地。幸亏那个时期的香港高校里，来自美国的非华裔教员挺多。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年轻美国同事Greg，就认真地帮助我寻找美国的二战老兵联络网，特别是曾经在中国战区服役过的。我麻烦了Greg几次，他好奇地问：你也不是研究二战史的，为什么老是在寻找美国老兵？我于是向他讲述了帮助云南省对外交流机构的工作来历，特别把该机构的两位负责人杨先生和周先生对我说的原话翻译给这位美国同事：“丁先生，我们委托你帮助寻找美国参加过中国战区的老兵，完全没有籍此开展外贸的考虑。就是想让这些健在的美国老兵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来到中国，与我们的前辈同生共死。中国老百姓是不忘恩的。”

我听说，云南那边一旦联系上了美国方面的家庭，老兵连同家人在电话里又叫又笑，有时又止不住哭泣。他们年轻时在亚洲度过的那段二战岁月，是他们一生最稀有的片段。2012年之前的十多年间，我在云南参加纪念二战的民间活动，很少能不泪流满面，也在亡灵墓碑前跪拜。Greg 在香港工作了几年，辞别香港科大返回美国，临行前来我的办公室告别，说：我回到美国后，如果你需要我，我还会帮助你们寻找二战老兵。你们中国老百姓是不忘恩的。

这些年来，中国内地巨款扶持的大外宣机构，推出过那么多的大型节目，播出过那么多的评论和讲话。仅就针对中美关系的那些内容而言，有哪一篇，比得上我十几年前在云南听到的那句话更有感染力：“请告诉美国老兵，我们中国老百姓是不忘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