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探索： 冷战国际史与东南亚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摘要：冷战国际史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对话产生“东南亚冷战”这一研究领域，“冷战—学术”的共生性是东南亚知识生产的起点。“东南亚冷战”研究注重冷战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逻辑”，从原本边缘或外围视角审视冷战对世界图景的塑造，在传统“大冷战”研究衰退之际，开辟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新领域。

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一种独特的非战争状态的意识形态对峙现象。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冷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历史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并在学界产生了“冷战国际史”这样一个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冷战话语的影响也因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而逐渐扩大，“冷战叙事”在知识史上不仅仅是历史叙事，而且深深地嵌入到冷战波及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外交、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然而，“冷战”只是一个被发明的词汇，并非科学严谨的政治术语和概括当时大国关系的科学概念。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冷战终结为标志的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冷战”“后冷战”和“新冷战”等由冷战研究衍生出来的核心概念及相关说辞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冷战研究在理论方法、学术资源和研究议程上的“路径依赖”也制约了冷战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大冷战”研究的时代已经基本终结，一方面，冷战研究需要继续开拓在之前研究中不被重视或忽略的层次，加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相对薄弱的领域；另一方面，冷战研究要走出既有“冷战”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窠臼，通过跨学科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多学科平台。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动向

在学术研究上，冷战史传统上属于外交史或国际史的研究范畴，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大国关系和外交政策领域，形成了大国中心和外交优先的叙事传统，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中国学术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现状已无法满足国家战略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历史工作者的要求。近几年来，中国学界兴起了一股通过区域国别研究整合不同学科的跨学科创制实践，试图从学术建制和学科发展上推动国际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的整合，这就给冷战国际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交叉和互动的契机。

在传统“大冷战”研究衰退之际，冷战国际史研究呈现出两个有别于传统研究的新的趋势：一是冷战研究的“去中心化”，二是冷战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这两种趋势不同于较早之前冷战研究的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等的新旧之争，而是一种未来冷战研究的可能图景。不过，就国内学界而言，目前冷战国际史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对话并不充分。鉴于不同学科专业壁垒的限制，冷战国际史研究者也大多从自己的学科范畴出发来进行研究。由于学科属性不同，冷战国际史研究对其他学科可能的“入侵”更多是一种本能的反抗和批判，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学科互动。实际上，这种由冷战主题衍生出来的跨学科研究，可能预示着冷战国际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东南亚冷战研究的学术史

东南亚冷战研究是冷战国际史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交叉领域，对于考察世界历史进程中区域性的“解构”与“重构”现象，以及从区域视角认识冷战的历史本质有重要学术意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要概念是“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而不是冷战。这种现象在20世纪末得到改观，冷战期间多边档案逐步解密，区域史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东南亚冷战”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之一。不过，根据笔者观察，“东南亚冷战”并非专门研究东南亚的“冷战”现象，而是研究东南亚与国际冷战的关联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学术命题。

在冷战研究中，东南亚属于第三世界或中间地带，是冷战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不过，在“大国中心”的冷战史观中，东南亚在冷战研究兴起之时，并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相关着作多是西方学者对欧美外交史或大国冷战史的解读与反思，在他们的笔下，东南亚区域和国家只是冷战国际史的配角，被动纳入冷战国际史叙事之中。具有东方学研究传统的欧洲学界在研究东南亚冷战时，表现出与上述学者不同的学术路径，主要体现在后殖民主义研究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反思。

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冷战的研究经过了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交替之际，面对冷战结束这一重大事件，世界近现代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自发地把东南亚冷战纳入各自研究议题中。进入21世纪后，国际冷战研究进入新阶段，即学界所说的“新冷战研究”，诸多原始档案解密或公开，冷战研究在档案整理与研究方法上获得重要突破，这也直接深化和拓宽了国内的东南亚冷战研究。2010年以来，在方法论上，有学者注意到冷战国际性和本土性的“双重逻辑”，冷战的亚欧互动和东南亚冷战作为新的研究课题受到关注，东南亚国家冷战期间的原始档案得到重视，“东南亚冷战”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海外华人学者是另一个研究东南亚冷战的重要群体，他们大多在欧美冷战研究重镇受过学术训练，表现出与国内学界和欧美学界不同的视角，他们着重关注冷战背景下那些被宏大的冷战叙事掩盖或忽略的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以及非殖民地化、民族国家建构和少数族群特别是华人移民的生存处境。

最近十年来，随着资讯发达和青年学者的成长，国内外学界的“东南亚冷战”研究在选题和方法上逐渐合流和趋同。其中，选题的社会化和方法上的跨学科倾向是其重要特征，文化冷战成为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论上逐渐开始超越冷战范式。冷战叙事不再只是一种大国间政治的呈现，后殖民主义、区域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叙事开始解构大国主导的冷战范式。

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近十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对话，既体现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共生性特征，也呈现出两个研究领域交叉与融合的未来趋势。

（一）“冷战—学术”共生性是东南亚知识生产的起点

东南亚研究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汇流是美国智库与学术界共同推动的结果。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兴起，与冷战战略寻求学术支持是分不开的。西方学界的东南亚研究最初是殖民事业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发展成为一项带着冷战使命的学术事业。考虑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东南亚学者对全球东南亚研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深刻影响，这种冷战与学术的共生关系就不难理解。从学术传承上来看，中国学界的东南亚研究是清末南洋“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的延续，“冷战”加速了中国学界对世界认知的转变、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生态，正是“冷战”在政治和学术话语上区隔了传统史地学和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推动传统南洋史地学向现代东南亚研究的转型，并最终与国际学界接轨。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东南亚的冷战研究成为一块被欧美学者“再殖民”的学术领地。因此，“冷战—学术”的共生性是东南亚知识生产的起点，所有东南亚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都无法忽略这个原点。

（二）冷战史研究方法深化和拓宽了东南亚研究

冷战距今并不遥远，今天东南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冷战研究找到答案。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的原因，东南亚的本土文明进程常常容易因外力影响而导致断裂，东南亚的近现代史也是复杂、多元和碎片化的，诸多问题都是个案或者零星的存在。不放在冷战研究方法的透镜之下，东南亚很难自成一个体系，也正是冷战塑造了东南亚这样一项系统性的区域事业。由于学科壁垒所限，当前的东南亚研究更多是一种工具性的知识生产，单一学科的功能主义方法很难产生与政治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水平相当的学术成果，也很难驾驭冷战时期多线条、多层次历史事件的复合交叉。因此，东南亚研究需要通过冷战史研究方法进行拓宽和深化，冷战期间多边档案的解密和冷战研究方法的更新给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与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研究视角不同的是，冷战史研究方法解析下的“东南亚”对今天有可以感知到的直接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以史为鉴的功能。

（三）聚焦东南亚的冷战研究有助于走出“冷战”叙事

冷战是切入东南亚研究的重要视角，同时，东南亚研究也在反向挑战和对冲冷战研究设定的大国框架和研究路径。一方面，从冷战发生学的意义上展现冷战是如何对外围地区和国家进行再造的，丰富世界冷战史的区域国别图景；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大多已走出大国冷战叙事的既有框架，展示了与冷战休戚相关的具体的、鲜活的国际史与外交史内容。冷战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历史借鉴，“走出冷战”，聚焦东南亚的冷战研究是去大国、去中心化的，有利于解构“冷战”叙事，并最终告别“冷战”。随着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不少掌握马来语、泰语、缅语等对象国语言的学者也加入冷战研究队伍，这将大大丰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本土化内容，在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中深度解构“冷战”话语，让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最终回归客观世界本身。

中国学界关于冷战与东南亚研究的着力方向

（一）从中国视角对东南亚国际共运的得失成败进行总结

由于苏联在冷战中的错误与教训，在国际学界的冷战研究中，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常常成为批判对象，一方面，欧美学者通过美英法等国的解密档案、口述访谈和相关文献，掌握了东南亚冷战叙事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来自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研究并不多，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角——东南亚共产党，通常成为辩解的一方。因此，东南亚的冷战叙事通常是我者行为的“他者”叙事，其中难免有失公允，带着对东南亚共运的偏见甚至歪曲。实际上，冷战研究的学术话语源于资料、档案和文献的占有，若不想任由外围学者对东南亚冷战进行“他者”阐释，只有依据学术伦理逐步开放内部档案，通过文献整理、口述访谈和史料挖掘，对东南亚共运史的得失成败进行“我者”的深刻反思。如若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不回避，就能达成与东南亚学界乃至国际学界的最大共识。

（二）坚持一手史料的挖掘，特别是原始档案和口述史料的使用

首先是档案问题。就目前而言，原始档案及相关文献的获取、挖掘和整理并不是东南亚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同档案、文献、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之间的互相印证和比较研究欠缺，对欧美解密档案的使用也不够。学术界有责任根据学术伦理推动有关部门有条件的开放相关档案。其次是口述史料问题。今天，冷战年代的当事人很多仍然健在，完全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形式来追溯这段历史。东南亚冷战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具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档案和文献能够获得的极为有限，不过，该领域的口述史资源却非常丰富。实际上，史料使用的关键不是原始史料（包括档案、文献与视听资料等）的记录形式，而是史料真伪的辨识，口述历史真实性的关键是受访者所述“历史内容”真实与否。进入21世纪，口述史学的方法在我国学界也已得到认可和广泛使用，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里，对高龄的当事人进行口述史料访谈，实际上是在抢救历史，对东南亚冷战史研究来说，这显得尤为紧迫。

（三）重新审视东南亚华人，对其本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深入研究

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国内学界长期存在一种类似“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中心主义”认识论，并衍生出血统主义、意识形态和功利主义三种文化、政治与经济上的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师从苏联的“民族划分”及相关政策在半个多世纪的国家治理中创造出一种融合欧洲“民族国家”原则和中国多元族群传统的“领土民族性”，最终使今天的国内人群呈现出与周边华人乃至港台国人诸多不一样的特性。实际上，华人移居并开发东南亚的历史远早于欧洲，东南亚的“华人性”特征远超其他地区，是地理、环境、人文等关键因素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不同族群在同一区域共融共存的结果，这种现象实际上非目前比较流行的学术范式所能解释。因此，要搞清东南亚华人的实际状况及其与中国的真实关系，就需要对冷战视阈下的华人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变迁进行长时段的深入研究。

结语

冷战国际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有着具有竞争关系的相互不同的学术范式，但二者可以交叉、融合并生产新的知识。一方面，冷战是东南亚国家建构的时代背景，在东南亚研究中挖掘这种国际背景与本土政治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揭示冷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生学规律；另一方面，东南亚研究属于区域国别研究，具备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特征，是冷战国际史“去大国”和“去中心”研究的天然试验田，冷战研究方法可以在这里尝试，冷战研究的假设可以在这里得到验证，冷战研究的史料在这里也可以深度挖掘。二者也都有各自的学科局限，需要在交叉融合中加以避免。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既需要在智识上走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冷战桎梏”，也需要建构一种全球性的不问“东西”、多样共存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这意味着冷战国际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话有了更进一步的可能。中国与东南亚有绵亘千年的历史交融和一衣带水的地理关联，这就使中国学界的东南亚研究与殖民时代欧洲的“东方学”，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区域研究”明显不同，东南亚研究正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和学术实践提供新的可能。

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摘自：《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