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志：伦理、内涵、生态：明代朝鲜“小中华”思想与王权体制

摘 要：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是支撑其王权体制及治理体系的一套核心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装置，在朝鲜前期就已形成一个完善而坚实的思想体制，使朝鲜重构了治国理念和内外政策，完成了国家建构。“小中华”思想具备君臣大义、字小事大、华夷之辨三个层面的政治伦理，其中，君臣大义最为重要，成为朝鲜王权体制的首要理念及对华观念变化的根本源泉。“小中华”思想在内涵上按照家、国、天下的顺序具备三个圈层，分别是“慕华尊儒”“事大尊周”“交邻备边”，构成了王权体制的三个维度。这也决定了朝鲜王朝始终存在“四权纷争，三权环伺”的政治生态，但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王权，被皇权、士权、夷权包围和压制，充分体现了朝鲜“小中华”思想及治理体系的权力逻辑。

1454年，朝鲜名臣梁诚之（1415-1482）纂成《皇极治平图》，希望端宗国王“揭之座右，每朝夕赐览”，裨益于治国安邦。这幅人形图共有十九纲、九十一目，最关键的为居中“皇极”，上“敬天”，下“爱民”，左肩“奉先”，右肩“事大”，左足“交邻”，右足“备边”。其中，上中下“皇极”“敬天”“爱民”是朝鲜“慕华”的结果；两肩的“奉先”“事大”，指“孝奉宗庙”“礼事中国”，将尊祖与尊华等量齐观；两足的“交邻”“备边”主要针对周边的日本、琉球及明朝境内的女真展开邦交与防御。由此观之，《皇极治平图》饱含朝鲜前期儒臣精英对国王为君之道和理想政治秩序的期望，展现了朝鲜日臻成熟的内外政策与生存之道，集中凸显了朝鲜的“小中华”思想、王权体制的内核。

关于朝鲜“小中华”思想，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以至于学者提及朝鲜王朝，言必称“小中华”。但多数研究存在两个特点：一是过多强调朝鲜“小中华”思想在明清易代后的发展，在研究时段上多聚焦于朝鲜后期即17世纪之后；二是默认“小中华”思想仅是一种思想意识或对华心态，在研究方法上多从华夷观念、儒学文化层面加以解释。

揆诸东亚史料，回归历史语境，可以发现梁诚之《皇极治平图》体现的朝鲜“小中华”思想俨然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身份认同和统治策略，乃王权体制的核心话语及思维逻辑装置，如韩国学者裴佑晟指出，中华论和中华世界观是体现朝鲜时代本质的最核心要素。但朝鲜王朝脱胎于高丽王朝，两者实为王权政治的连续体。

那么，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思想到底具备怎样的功能结构使之与明清王朝保持紧密的政治联系，使其王权体制虽在17世纪出现严重危机却没有像中日两国出现政权易姓？又包含怎样的内涵形态令其与日本、越南、琉球的“小中华”思想迥异？我们应把“小中华”下沉到话语演变和权力运作机制中来。对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深入语境，寻绎脉络，从政治伦理、内涵层次、权力生态的视角阐释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王权体制的逻辑。

一、君臣父子：朝鲜对明关系的“宗法化”与“小中华”的政治伦理

事实上，关于何为中国、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是朝鲜王朝始终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涉及朝鲜的立国之本和保国之道。以往学界多从国际关系、儒学观念、文化交流角度理解朝鲜王朝的对华关系及“小中华”思想，却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伦理问题。

朝鲜王朝的政治伦理，是指朝鲜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中关于政治、道德关系的原则、准则，具体到“小中华”思想的层面，这套政治伦理包含君臣大义、字小事大、华夷之辨三个层面。在这套政治伦理中，君臣大义最为重要，它不仅是纵穿于朝鲜王朝从建国前到灭亡前的一条主线，也是横贯于朝鲜内部治理与对外关系的一条巨链。君臣大义决定了字小事大的主客关系，“皇帝字小之仁，国王事大之诚”，也影响了华夷之辨的批评对象。三者共同决定了朝鲜对华关系的发展和“小中华”思想的内涵，共同指向的是现实要求是：朝鲜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如何看待自身角色及维持王权统治的问题。

君臣大义的政治伦理表明朝鲜的对华关系不仅是政治关系，也是宗法关系，意味着朝鲜以王爵、侯国、臣子的身份进入明清王朝主导的“宗法化”的国际秩序中。应该看到，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并不是被动地成为明朝属国，而是自愿、主动甚至是迫切要求成为明朝属国，加入明朝主导的宗法秩序，与明朝结成君臣大义，以确立新的政治伦理。这除了需要依靠明朝共同抵御北元、倭寇外，还因为在高丽晚期儒学的洗礼下，朝鲜王权有着三个方面的君臣大义的焦虑，体现着三种力量对王权的威胁：首先，李成桂篡权建国违反了君臣大义；其次，丽末鲜初的亲元派势力在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的影响下心怀北元；再次，明太祖根据君臣大义批评李成桂的篡权行为。

因此，为消除君臣大义的焦虑，朝鲜必须求得明朝的正式册封，进入明朝主导的宗法秩序，与明朝结成真正的君臣大义。在檀上宽看来，为支撑朝贡一元体制，明朝利用下赐冕服、印章等册封手段设计制定了一套宗法秩序，将明朝与朝鲜、明朝与日本的关系视为宗法秩序中的父子关系，而将其他国家视为祖孙关系。在朝鲜建国前，高丽奉表称臣，向明朝呈上元朝所授金印，士大夫也屡屡通过“请冠服”来表示对明朝的认同。明太祖不仅册封高丽恭愍王为王爵，赐冕服金印，还遣使祭祀高丽山川、颁封建诸王诏、颁科举诏，准许高丽选人参加明朝科考，视为与中国一体、一家，将之纳入宗法秩序中。但朝鲜王朝建立后，明太祖除了赐国号“朝鲜”外，始终没有通过赐予朝鲜冕服金印来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建文帝即位后也延续了明太祖的不干涉政策，但随着“靖难之役”的态势变化，建文帝决定遣使赐予“亲王九章之服”，册封李芳远为亲王爵：“朕之于王，显宠表饰，无异吾骨肉，所以示亲爱也。”这标志着直到建文四年（1402），朝鲜念兹在兹的与明朝之间的君臣名分和封贡关系才正式实现，且君臣名分也等同于父子关系。朱棣即位后，为回应朝鲜首贺登极，也赐李芳远亲王等级的九章衮服，朱棣称“外邦虽多，尔朝鲜不比别处，君臣之间、父子之际”，明朝内史称“皇帝与尔国王亲如父子”。既然朝鲜国王是明朝宗法秩序中的亲王诸侯，决定了此后朝鲜王位不可私自授受传承，必须得到明帝的册封，即“受命”后才具备合法性，“未受诰命，而服冕服不可也”，“未受诰命之前，不可称王”。

应该看到，虽然建文帝和永乐帝都册封了李芳远，但不免有互相利用或投桃报李的成分，直到世宗李裪即位，“朝鲜首脑才真正被明廷名实相符地纳入册封国系列”。永乐帝去世后，世宗对其行君臣父子之丧礼，新帝即位后仍行君臣父子之贺礼，如明使所言“今我皇帝视殿下如视亲子”。从洪熙朝开始，明朝外交态度“实现了‘威服’向‘德绥’的转变”，“朝鲜国内也逐步将对明‘事大’提升到理论高度，成为基本国策”。朝鲜“事大以礼”与明朝“字小以仁”结合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宗藩关系，这是封建君臣主从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和宗藩关系的具体体现，保证了朝鲜政权的安全和正统。因此，朝鲜在内心深处希望中国不会发生战乱，以免波及本国，“方今当中国堂堂无事之时，我国亦无汲汲危乱之变”，“中国不靖，则我国亦不得宁矣”。

如果说15世纪明朝与朝鲜的君臣名分等同于父子关系尚停留在仪式层面，那么16世纪随着性理学的发展和士林派的登场，朝鲜日益认同明朝为礼法上的父亲，将具备相对价值的君臣关系过渡到具备绝对价值的父子关系。朝鲜的性理学把君臣关系设定为与父子关系一样的“天理”，使君臣关系绝对化，更符合士绅阶级的需要。中宗在“宗系辩诬”奏本中称“第以子之于父，臣之于君，理同一体”，在与朝鲜大臣讨论时也常将明朝称呼为“父母之家”“父母之邦”，而将朝鲜称为“孝子”。大司宪南衮、大司谏赵元纪等上疏曰：“我国家邈处日域，自中国视之，与安南、交趾无异，而中国之人不鄙夷之，至称‘小中华’。岂非以世修礼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彝物则犹足可观故耶？”两国关系在嘉靖、中宗的互动下达到“亲如一家”的程度，嘉靖十六年（1537），明廷规定凡是昭告天下的文书可交由朝鲜使臣回本国直接宣读，这种“誊黄之制”结束了明朝诏告止于辽东的历史，朝鲜不必密令使臣打探，便能及时了解明廷动向以应对处理，双方关系发展到“一家无外”的新阶段。当时朝鲜大臣金安老感叹：“今皇朝之字小邦，小邦之事皇朝，不啻如一堂同欢。”在朝鲜对华关系的“宗法化”的情境中，君臣名分与父子关系捆绑在一起，强化了朝鲜在大明主导的一元化的宗法秩序和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对此，朝鲜前期两大儒者极力强调朝鲜与明朝之间的这种政治伦理与名分秩序。李滉代表礼曹对日本方面说：“大明为天下宗主，海隅出日，罔不臣服，亦贵国之世修朝贡者矣。”李珥则认为不要因为辽路艰险而降低朝贡事大之礼：“今夫以小事大，君臣之分已定，则不度时之艰易，不揣势之利害，务尽其诚而已。”

可以说，在体认到与明朝的君臣父子关系后，朝鲜的事大之诚获得明朝的字小之恩，“小中华”思想的政治伦理在壬辰战争时期得以实践。丰臣秀吉兴兵侵略朝鲜，在几乎亡国之际，朝鲜国王宣祖逃至义州，准备跨江内附明朝，声称“与其死于贼手，无宁死于父母之国”。在朝鲜请援和石星力争下，明朝基于“恤远字小”的伦理义务和国家利益决定出兵援朝，但也是鉴于朝鲜是明朝宗法秩序中的藩王诸侯等内服角色而做出的决定。朝鲜大臣黄廷彧等人被日军俘虏，强调：“（朝鲜）其实中国之地，使我国治之，今此天兵之来御者，盖以此也……朝鲜之于中国，如家人、父子之亲。”明朝准备与日本讲和，遭到朝鲜的强烈反对，宣祖强调大明宗法秩序中朝鲜与日本的不同角色：“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父母之于子，虽止于慈，岂有爱其贼子，同于孝子之理乎？”

最终，明军抗战七年，与朝鲜军队一起将日军逐出朝鲜，朝鲜升腾起“再造藩邦”的对明感恩意识，成为朝鲜后期“尊周思明”思想的历史资源。但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壬辰战争凝结的“再造藩邦”观念还是明清易代刺激的“尊周思明”情绪，皆源于朝鲜早在15、16世纪就形成的与明朝间的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换言之，朝鲜前期对华关系的“宗法化”和君臣父子名分决定了“字小事大”的责任义务及朝鲜感恩明朝、仇视清朝的华夷之辨。

应该看到，朝鲜将君臣大义与父子之恩等同起来，不只是在形容其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也在表达国内的君臣秩序，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的话语大量出现在朝鲜前期的君臣对话之中，反映出朝鲜的君臣父子观念已成为从上到下、由里到外的坚实的政治伦理，已经内化到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中，而非只停留在仪式与话语层面。前述李滉、李珥敬奉大明的主张并不意味着朝鲜对明朝的绝对臣服，而应被视为渗透到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一种道德判断或儒学逻辑。朝鲜国王不仅是中国皇帝的臣子，也是国内臣民的君父，换言之，朝鲜王权与皇权、臣民结成了“双重君臣父子关系”和宗法秩序，成为朝鲜对内对外一以贯之的理念，也成为“小中华”思想的首要政治伦理。自然而然，朝鲜面对明亡清兴的东亚变局和伦理考验时，君臣父子的名分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原则，若与明朝的君臣父子名分被断送，朝鲜便失去礼仪之邦和小中华的本分，也失去了统治百姓和执政在位的合法性。光海君对努尔哈赤采取羁縻求和政策，大提学李尔瞻等大臣认为“中国有难，诸侯入援，此春秋大义，藩守职分”。在党争势力的反扑及君臣父子伦理的压制下，光海君被废，大妃在教书中痛斥其违背与明朝君臣父子的名分，致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

因此，朝鲜前期与明朝关系的“宗法化”及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决定了朝鲜在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时面临生死存亡的天人交战，也影响了朝鲜后期对清朝的态度及“小中华”思想的转型。对朝鲜来说，臣事清朝无异于认贼作父，朝鲜王权和统治阶层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那么如何挽救这一困局？朝鲜除了对内强调与明朝的君臣父子之义外，也强调以小事大和华夷之辨来巩固政治伦理。于是，朝鲜后期采取了各种“尊周思明”的举措，实质上都是在贯彻和落实自朝鲜前期就已形成的政治伦理。而且，在朝鲜后期，君臣关系成为其他人伦关系的枢纽和准绳，不仅是父子、夫妇甚至主奴都可拟制为君臣关系，忠诚成为一切人伦关系的核心价值，因此，朝鲜后期对明朝的君臣名分的忠诚关系到国内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家国天下：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内涵层次

无论是朝鲜士人还是当今学人，常提及明清易代导致的华夷错位对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巨大冲击，但若我们重新反思“后蒙古时代”的东亚国际形势，细细追索朝鲜前期构建“小中华”思想及其体制的过程，就会明晓元明易代后朝鲜面临的内外危机和王权焦虑比明清易代后更为复杂。这决定了朝鲜前期须建立一整套危机应对体系，塑造“小中华”思想及体制，完成国家构建，化解内外危机。换言之，朝鲜前期奠定了“小中华”思想及体制的基调和格局，明清易代后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变异其实是从朝鲜前期生长、延伸、调适而来。

事实上，要理解朝鲜王朝的政权性质和“小中华”思想的成长逻辑，就须认识到朝鲜面临三个层次的危机和焦虑：一是对内，王权合法性焦虑和各政治力量的斗争；二是对华，与明朝之间的紧张冲突；三是对周边，主要是倭寇势力的侵扰。这三种危机和焦虑共同威胁着朝鲜王权的稳固，决定了朝鲜须不断改革、臣服和征服，也决定了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及国家治理的内涵具有三个圈层。

（一）第一圈层：对内“慕华尊儒”

朝鲜“小中华”思想的第一圈层，是在国内制度建设和政治伦理上“慕华尊儒”。朝鲜自认出身于夷，“只有在崇慕中国的过程中，才能找到朝鲜在中华世界中的位置”，但“慕华”不只是延续新罗、高丽以来崇慕中国的文化心理，也是克服内外危机、打击敌对保守势力、维护王权秩序的改革政策和制度实践，“慕华”的背后是保权保国之道，“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尊儒”也不只是对儒教伦理的认同和实践，也是联合新兴士大夫力量共同巩固王权统治的权力调整。朝鲜只有通过“慕华尊儒”，引进明朝制度，接受程朱理学，实行儒化政治，才能改革本国制度，发展自身文化，革除敌对势力，强调君臣名分，确立儒教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前述梁诚之《皇极治平图》中的“皇极”“敬天”“爱民”“奉先”其实都是“慕华尊儒”的结果。

“慕华尊儒”不仅构成了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内核，也确立了朝鲜王权-两班统治体制的理念，实因朝鲜以程朱理学和性理学作为立国治国的意识形态。丽末，虽然性理学本身不能提供社会改革的具体方案，但新兴士大夫却从性理学中找到可以加强自己所要推进社会改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理念和理论。在改革遭遇瓶颈和阻挠时，士大夫便与李成桂联合起来建立朝鲜王朝，为继续推进改革，朝鲜必须破除亲元守旧势力的反抗及其思想支柱佛教的笼罩。丽末鲜初从佛教到儒教的统治意识形态的转换，其实是朝鲜新兴士大夫势力在接受性理学过程中集结起来对佛教异端思想寻找替代范式的过程，其背后是以“慕华尊儒”为内容的权力结构转换、统治理念更新和社会秩序重组。朝鲜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教确立为统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确立了新的社会理想，培植了新的社会精英，重组了国家和社会。

朝鲜通过各种“慕华尊儒”的举措使“小中华”思想照进朝鲜礼俗和体制的现实中，培养起朝鲜浓厚的“东国”“大东”意识。在基本制度和日常礼仪上，朝鲜遵行大明衣冠，奉行程朱理学，根据《大明律》制定《经国大典》；依据明礼编纂《国朝五礼仪》确立礼仪规范，在全国推广《朱子家礼》实现儒教伦理的礼俗化，根据朱子理念推行乡约，整齐基层秩序和风俗，且自世宗始，历代国王编纂仪轨，将朝鲜的政治生活也儒教化和礼仪化。在权力体制和政治理念上，朝鲜建立以两班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加强王权，实现朝鲜中央对全国的有效控制；编纂诸多史地书籍如《龙飞御天歌》《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东国通鉴》《三国史记》《东国舆地胜览》等，宣扬大义名分和华夷之辨，论证李成桂建国和朝鲜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从建国伊始，朝鲜“慕华尊儒”，重用儒生进行华化、儒化改革，虽一度遭遇挫折，如同高丽一样也有着“华化”与“土俗”之争，但世宗、成宗、中宗时期，士林派逐渐成长为政治主体，儒教伦理已在全国铺展开来，“小中华”成为朝鲜的文化认同和身份体认，“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这激发了朝鲜儒者对明朝同时产生了两种心态。一方面，朝鲜儒生对明朝充满向往，如柳梦寅盛赞“中原文物写难穷”，在华期间接连以“东国之人愿往生中原”“东国之人愿往生燕都”开头语赋诗数首，祈愿“唯希百百千千劫，长作华人住大明”。另一方面，随着士林政治的成熟和性理学的发展，“特别是16世纪以后，朱子学的统治比中国彻底”，朝鲜儒者已经开始用自身的中华标准来看待明朝了，认为明儒并未坚守朱子本义，对阳明学的流行也多有批评。也就是说，朝鲜在“慕华尊儒”的努力下，在明代中后期就已开始以朱子学道统自任了，明亡清兴只是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心。

（二）第二圈层：对华“事大尊周”

在“慕华尊儒”的强大推动下，朝鲜“小中华”思想的第二圈层自然显现，即在对华关系上“事大尊周”。“事大”即以小事大，表示承认明朝乃其权力来源的宗主国，主动求取明朝皇权册封巩固王权名分，借助明朝“字小”之恩保护本国免受外敌入侵。“尊周”意味着朝鲜作为王爵、藩王、诸侯的角色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宗法秩序，以武王分封箕子比喻明太祖定“朝鲜”国号，确立与明朝之间的君臣父子名分。对此，郑道传论证了朝鲜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因为明太祖“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言既顺矣”，“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事实上，朝鲜的箕子崇拜正是尊周之表现，意在塑造李成桂“汤武革命”和以箕子为人文始祖的王朝正统体系。

当然，朝鲜的“事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践，并不意味着朝鲜完全忽视本国利益和无限尊崇明朝，“当‘事大’与本国既定发展目标相冲突时，朝鲜也会断然奉行追求实利、进行抗议甚至不惜卷入战争的路线”。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面对蒙古的强盛，加之朝鲜文化的发展，朝鲜部分大臣对明朝渐有轻视之心。但朝鲜的“事大”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彻底扭转了以往高丽对宋“慕华”、对辽金元“事大”的二元外交方针，真正将“慕华”与“事大”融为一体，而非将两者指向不同对象，“我国之于天朝，名分素定，非若罗、丽之事唐、宋也”。于是，朝鲜“小中华”思想第一圈层的“慕华尊儒”和第二圈层的“事大尊周”融合在一起，“朝鲜王朝事大与慕华二者结合，事大使得朝鲜接受明朝为宗主国，而慕华更促使朝鲜在文化精神上依从明朝，更诚心事大，从而形成典型的朝贡体制”。朝鲜建立“慕华馆”作为迎送明使的馆驿，但“慕华馆”不仅是两国交往的礼仪空间，也是朝鲜将“慕华尊儒”与“事大尊周”熔于一炉的话语空间。崔溥（1454-1504年）认为“小华慕大华”的慕华馆不仅是向明朝表达至诚事大，也在于向国内昭示君臣父子的忠孝伦理：“国家慕华之制如此，主上慕华之心如此，为臣者体上而勉于忠，为子者体上而勉于孝，则是馆也，岂徒为慕华设，抑亦为忠孝者劝，抑亦为国家之休矣。”

中宗时期，朝鲜群臣讨论是否应尽遵华制而改革衣冠，领议政韩效元认为“服衣裳制度，尽循华制，则中朝必嘉其同文同轨之化矣”，右议政金安老也极力赞成全盘效仿明朝衣冠，“中朝亦必嘉我慕华之心也”。虽然朝鲜从未实现对明朝衣冠的完全效仿，但基于强烈的“慕华”思想，围绕着是否尽改土俗向中华看齐的讨论始终未停止。

自然而然，在“慕华尊儒”“事大尊周”的深刻影响下，朝鲜自视为遵守礼义的“小中华”，将任何有异于中华的事物都视为异端，予以坚决抵制。世宗创制《训民正音》后，欲向全国推广谚文，遭到大臣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此举有愧事大慕华，是自甘沦为夷狄的行为，“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岂非文明之大累哉？”

当然，两班大臣反对的原因还在于谚文会破坏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科举的权威性，损害士大夫利益，但士大夫无疑也在强调朝鲜是唯一与中国同文的“小中华”，与女真、日本等周边夷狄政权不同，这便涉及“小中华”思想的第三圈层。

（三）第三圈层：对夷“交邻备边”

朝鲜“小中华”思想的第三圈层，是在周边关系上“交邻备边”。所谓“交邻”，一般指与日本而言，有时也将琉球纳入其中，申叔舟《海东诸国纪》将日本、琉球列入交邻体制内。所谓“备边”，一般指朝鲜防备日本、女真，也指朝鲜防备一切外来势力，朝鲜设立的“备边司”后来成为最高军政机构。当然，朝鲜的“交邻备边”并非平等对待周边，而是在文化优越感和戒备心理影响下的羁縻体制和国防政策。如果说朝鲜在“慕华尊儒”中建立起国内的君臣秩序，在“事大尊周”中融入明朝的君臣秩序，那么朝鲜在“交邻备边”中则一厢情愿地构建起一套朝鲜式的华夷体系或“小天朝”朝贡体制，将“小中华”思想中的华夷观念投射到周边关系中。

随着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带来的改革、交流的红利，朝鲜国力增强，文化繁荣，第三圈层的“小中华”跃跃欲试，朝鲜通过“交邻”羁縻日本、琉球等，也想方设法笼络女真部落，将之编入以朝鲜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同时又不放松对女真、日本的警惕。事实上，早在高丽时期，朝鲜半岛就面临着女真、倭寇的威胁，李成桂本身便是在征战女真、倭寇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间接塑造了“小中华”思想的发展，他在接到攻辽的命令后，提出“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作为拒绝的理由之一。朝鲜建立后，剿抚并用，一方面对其视为“犬羊之辈”的女真人进行招安，纳入到朝鲜的朝贡体系中，在南部建立倭馆安抚倭户，另一方面也坚决地征伐女真和倭寇，逐渐将女真和对马岛倭寇作为朝鲜的屏藩。太宗时期，司谏院上奏：“殿下即位，崇文尚武，士励兵强，威加邻敌，琉球、暹罗、倭国之人，莫不来附，诚千载之罕遇也。”世宗时期，女真和倭寇问题越发严重，世宗派兵北击女真，建立六镇，羁縻女真首领，东征对马岛，俘获倭寇首领，于1443年与日本签订《癸亥约条》，确立了朝鲜在对马岛的宗主地位，向日本派遣通信使，与日本建立起正式的交邻体制。尤其是在朝鲜前期对琉球和日本的海洋外交中，朝鲜与日本、琉球一部分地区的首领建立一系列外交关系，形成了若干等级关系，包括礼仪往来、遣返朝鲜漂流人、赐赠佛经及有关假冒使臣的谈判等，这些海洋外交建立了朝鲜的世界秩序而非中国的世界秩序。在与周边海洋国家的接触中，朝鲜形成一系列邦交礼仪，深化了华夷观念，确立朝鲜在明朝为主的中华朝贡体系中藩邦之首的地位。所以，世祖时期的朝鲜已然认为自身成为仅次于明朝的第二大中心国：“野人、倭人，俱为我藩篱，俱为我臣民，王者等视无异，或用为力，或用为声，不可以小弊拒却来附之心。”但朝鲜始终把女真、日本视同“夷狄禽兽”，这既是“小中华”思想在对外观念上的体现，也是其在明清易代后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

在朝鲜“小中华”思想的三个圈层中，“慕华尊儒”“事大尊周”“交邻备边”以王权为核心，按照家、国、天下由内而外的同心圆方式逐层拓展，恰好对应前述“小中华”思想中君臣大义、字小事大、华夷之辨三个层面的政治伦理。因此，朝鲜“小中华”是“慕华尊儒”统治政策、“事大尊周”宗藩关系、“交邻备边”对外体制三位一体的思想形态和话语体系。

三、纷争环伺：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权力生态和政治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发展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息息相关，“小中华”的深层是权力结构的问题。无论是为了推进改革和外交，克服内外危机，还是解决朝鲜建国的合法性问题，“小中华”本身就内含显着深刻的权力逻辑。这意味着在“小中华”思想背后的权力斗争中，以国王为中心的王权集团既是一个核心角色，为“小中华”的发展输送核心动力，又须面临多重权力的压制，为“小中华”的嬗变提供话语支持。具体来说，王权面临着来自三个圈层中的士权、皇权、夷权的三重压制。

在“慕华尊儒”的第一圈层中，士林最终成为政治主体和国家基石，士权在国内对王权构成了主要威胁。郑道传设计了君臣共治的权力分割体系，实际上确立了以宰相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在朝鲜初期，从太祖、太宗到世祖、成宗时期，政府决策体系大致经历“王-都评议使司-六曹·寺·监”“王-议政府-六曹-六曹属衙门”“王-院相-六曹-六曹属衙门”“王-六曹-六曹属衙门”，貌似国王端坐权力巅峰，却面临着强大的制约体系，即朝鲜体制表面上以王政为中心，实际却以议政府、六曹、三司为中心形成官僚支配体制，表面上以王权为顶点，实际上却以各阶层士大夫的势力平衡为前提，尤其是在16世纪后半期党争格局形成后，公论政治大行其道，它“比起制约王权，更重视政治势力相互牵制的功能”。根据刘承源的研究，朝鲜为稳固政治框架，既设计了君主、高官、中小官员三轴垂直权力分立体系，又形成了议政府审议机构、六曹各衙门行政机构、三司言论监察机构三轴横向权力分立体系，一旦某一轴力量增大，其余两轴便结成合作关系，国家权力就可以保持均衡。而且，朝鲜的士大夫政治从理念和制度上限制王权，用多种牵制装置编织了一个精密的笼子，在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门都制约着王权：国家财政权和王室财政权被严格分离，君主财政权受到控制，开放言论加强舆论监督，设置史官进行历史监督，通过经筵进行思想监督，而革命权则是士大夫对抗君主专制的最后堡垒。燕山君与光海君被士大夫推翻，便是士大夫行使革命权的表现。梁诚之在《皇极治平图》将“皇极”作为中心，是因为“皇极”关系权力分配的问题。他强调国王既要“内正百官”，“议政府总百官，六曹治庶务，承政院掌出纳，经筵主论思，司宪府任纠察，司谏院职谏诤”，又要“外抚八道”，“监司、守令治民，节制使、佥使将镇兵，处置使、万户将船军”。这其实是让百官各司其职、分工牵制王权的权力分割体系，与郑道传的限制王权主张一脉相承。朝鲜党争的实质一方面是士权在内部横向方面的互相斗争，另一方面也是在外部纵向方面对王权控制的争夺。壬辰战争时期，领议政柳成龙评论朝鲜人“每欲行己志，牵制百出，无所措手足”，宣祖认为“深得之矣”，体现出王权和士权皆被权力体系钳制着。

在“事大尊周”的第二圈层中，皇权掌握着对朝鲜王权的最终表决权，既可成为朝鲜王权的保护伞和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又能成为王权衰败和终结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不言自明的。如黄枝连所言：“新生的李氏政权是必须立即获得中国的承认及道义支持，才能在内部斗争中稳操胜券。”朝鲜建立后，两国太祖经历了不短的紧张磨合期，如明太祖对李成桂的否定、遣使入贡、表笺、做亲、诰命印章、宗系、漫散军、女真争夺、岁贡、阉人处女进献等问题，但李成桂始终没有放弃“事大”方针，面对明太祖“恐喝小儿”般的威胁，一直“卑辞谨事之”，争取皇权的认可。太宗李芳远周旋于建文帝和燕王之间，其目的是在未来皇权不明朗的情况下尽力保证王权的安全。针对永乐帝对朝鲜的恩宠，权近提醒李芳远注意永乐帝的双面战略：“殿下徒以尽忠事大之诚，而恃帝之眷遇，然帝于东隅，置建州卫，是扼我咽喉、掣我右臂也。外立雄藩，以诱我人民；内加异宠，以懈我御侮，其意固难测也。”朝鲜听闻永乐帝征伐安南，大受震慑，“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太宗同时采取两项措施：“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直至世宗时期，朝鲜与明朝进入稳定期，各种“事大”礼仪制度也日渐完善，两国使臣互动渐多，朝鲜拥有了较稳定和安全的边疆环境，也赢得中原的保护和救助。

皇权对王权的保护，除了在朝鲜遭遇外侵如丰臣秀吉侵略时“再造藩邦”外，还在朝鲜发生内乱时产生震慑效应。每逢出现政变、民变等“谋逆”事件，朝鲜皆会第一时间向明清派出陈奏使，以便迅速争取皇权对王权所为的肯定，防止反对者向中国报告。朝鲜开国之前，反对李成桂的尹彝、李初等人逃至金陵向明太祖告状，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也间接引发了“宗系辩诬”，就成为朝鲜王朝的一个深刻教训，以至于19世纪洪景来起义被平定后，朝鲜尽快派出陈奏使向清报告此事件。李施爱起义后，梁诚之认为“自古乱臣之窃据者，必叛付中国以为声援”，“潜通中国以令其众”，他建议朝鲜遣使赴京，“多赍土物，以布腹心，又辽东及礼部官处，量赠国赆，以通信义，于以遏贼谋，于以孤贼势，不胜幸甚”。由此观之，朝鲜“事大尊周”并非迫于明清压力或停留在礼仪层面，而是朝鲜主动甚至迫切寻求皇权认可、保护、羽翼的战略举措。

在“交邻备边”的第三圈层中，由于朝鲜特殊的海陆地缘环境，“介在虎狼国之间”，日本、女真、蒙古始终是朝鲜建国前后的威胁，且随着日本、女真、蒙古成长为与明朝争霸的势力，首要动作就是拿朝鲜开刀，朝鲜王权面临着“夷权”的致命威胁。世宗时期虽是朝鲜的强盛时代，但面对女真和倭寇仍不敢懈怠，“我国北连野人，南临海寇，见侵之患，稽诸已往，昭昭可见。须及无事之时，预筑城郭以备不虞，永固封疆，乃万世之长策也”。“土木堡之变”后，听闻蒙古有侵扰之势，金宗瑞认为“自古中国有变，则其害终及于我国”，主张修城备战，但朝鲜又同时面临与日本方面的争端，河演表示忧虑：“况今中国有变，我国后门不能忘备，又生衅于倭，四面受敌之国，备御实难。”文宗时期，成均馆生员上书国王：“我国家三面受敌，平时备御，尚不可缓。况今 ，陵犯中国，天子北幸，虐焰未息，势将及我。且满住雠我国家，报复之心，未尝忘也。至于岛夷，虽曰宾服，而诈谖之谋，诚不可测。兹皆敌国外患，不可苟安而忽易也。”虽然朝鲜模仿明朝虚拟了一个四夷来贡的“小天朝”，但此系统过于虚弱，未像明朝发挥守在四夷、屏藩本国的作用。世祖厚赏琉球国，梁诚之提出“二十不可”，透露出朝鲜处在夷权交汇处的尴尬、窘迫、焦虑及朝鲜式朝贡秩序的有名无实。当皇权和夷权发生冲突较量时，即明朝遭遇周边势力挑战时，朝鲜王权多持观望态度，施展实利外交。从高丽晚期两端于元明之间、土木堡之变周旋于明蒙之间到萨尔浒之战前后骑墙于明金之间，揭示了实利外交是朝鲜对外关系一以贯之的脉络，因此明朝怀疑朝鲜勾结倭寇、努尔哈赤都是正常的，证明了处于皇权、夷权之下的王权面临着严峻形势，“在重大的历史拐点上，明朝异常关注朝鲜的向背问题，对朝鲜持怀疑提防态度，朝鲜则是趁机谋求本国的生存之道，萌生他虑，并非全无可能”。

因此，朝鲜“小中华”思想既体现了三个圈层的内涵，又凸显了朝鲜王朝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伦理，是朝鲜在权力运作和内外斗争中形成的一套政治文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个自洽的思维和行动模型，可由下图来表示。

当然，该图只是从一个侧面粗略勾勒之，其中各部分、各圈层的要素及其彼此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处于不断变化中，且彼此之间在不同情势下既有争斗、博弈，又有分化、合作。

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和王权体制在接受朱子学的洗礼和现实危机的磨合后，明显同时具有“尊王”和“攘夷”一体两面的特色，但其核心都是为了维护王权正统，因为朝鲜王权不同于中国皇权那么专制和强大，其统治基础本就薄弱，还要面临儒臣政府、党争势力、势道政治、明清王朝、日本、西洋势力等威胁。但在朝鲜前期，“尊王”是“小中华”思想的主流，这是由朝鲜前期的现实危机和自身实力使然。朝鲜前期首先要确保王权的稳固，朝鲜历代国王不遗余力打击佛教势力，培植儒臣群体，就是为了能够加强王权的力量，“尊王”便是确保国王的绝对权力；其次，朝鲜为了保国图存和确立正统，必须认同大明天子乃是宛如周天子般的天下共主，大明王朝乃父母之邦，“尊王”亦是“尊周”；再次，随着朝鲜实力的提升和文化的发展，朝鲜有足够的力量羁縻控制周边女真、倭寇，将之编入以朝鲜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朝鲜自认为在自身营造的具体而微的华夷体系中，四方来贡便是“尊王”的体现。然而，随着明朝和朝鲜的衰落及周边政权的膨胀，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在日本丰臣秀吉发动“壬辰倭乱”后发生了转变，从原来强调“尊王”转变为强调“攘夷”。

在16世纪后半期，随着朱子学和华夷观念在东亚的广泛传播，“中华”理念逐渐成为东亚世界共有的抽象概念，然而“作为地域普遍性的中心，各自追求向心力的诸王朝间建立了相互依存（乃至共谋的）紧张关系”，丰臣秀吉发动的“壬辰倭乱”正是“中华”理念在日本膨胀发展的结果，对朝鲜的“小中华”思想造成严峻考验。首先，“壬辰倭乱”使朝鲜建国后第一次面对夷狄世界的强大压力和焦虑，使朝鲜险遭亡国之灾，且宣祖一再逃奔，欲弃朝鲜而内附明朝，王权威信急剧下降；其次，“壬辰倭乱”亦使明朝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国运日下，女真乘机坐大，渐成心腹大患；再次，战后，朝鲜八道疲敝，边镇空虚，又强烈感觉到女真的壮大和威逼，再无能力控制和羁縻；另外，“壬辰倭乱”正逢明朝万历和朝鲜宣祖时期，而明朝党争和朝鲜党争之兴皆始于此时，朝鲜王权渐为朋党势力牵掣，难以振作。基于如此变局，朝鲜在战后对日本更加痛恨憎恶，愈发强化日本的禽兽角色；对女真更加担忧畏惧，日益强调女真的夷狄本色；对明朝既强调“再造之恩”又对其衰落心怀忧虑与愧疚。面对国内王权的下降、民心的背离、明朝国力的衰竭、后金的崛起、倭寇的侵扰，朝鲜已隐隐感到乱世潜流和华夷消长对“小中华”的冲击，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已经难复以往的自信，“尊王”渐渐隐退，“攘夷”开始凸显，“小中华”思想已开始越来越趋于一种排他性，直到后金发动“丁卯虏乱”（1627年）、“丙子胡乱”（1636年）及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攘夷”日益高涨，逐渐成为庙堂之上的主旋律。

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是以“攘夷”为主流的政治文化，多以“尊周思明”来表示。然而，倭乱和胡乱强烈冲击了朝鲜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王权与士林之间，两班和百姓之间都在分离，无论是“尊周思明”还是“鲁存周礼”，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的核心便是通过高举“攘夷”大旗维护王朝正统，通过各种仪式强化与明朝关系的延续，塑造一个过去的恩人（明朝），建构一个外部的敌人（清朝），树立一个国内的仁人（国王），以期挽救日益坠落的王权威信，尤其是老论派和少论派的攘夷论已然成为考验朝鲜大臣政治立场的标准。诚然，朝鲜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演变过程，在现实外交上根据局势变化渐渐缓和，甚至到了清朝后期，朝鲜对清朝产生了认同，然而“攘夷”始终是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的主流，清代前期主要是攘满清之夷，清代后期主要是攘西学之夷，“特别是到了对西欧的危机意识趋于显着的十九世纪，老论系的论述再度强化了起来”。另外，无论是清代之夷还是西学之夷，催发朝鲜“攘夷”之风的源头是日本之夷，所以自“壬辰倭乱”至近代朝鲜被日本吞并，朝鲜对日本的担忧和憎恨从未消除过。

结语

总体来说，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思想反映了东亚国际关系的政治伦理，即以中原王朝为中心，通过册封体制和朝贡贸易，赐予爵位、冕服、书籍，将周边国家编入到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大家庭中来，实现“天下一家”，中原皇帝作为一个大家长，实现了国际关系的“家庭化”或“宗法化”。明朝的灭亡意味着宗法秩序上大家长的缺位和大宗的断绝，朝鲜遂认为自己从小宗变成了大宗。但清承明制，延续了明朝的宗法秩序，视之为亲王藩王，编入王爵。因此，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一定意义上是宗法秩序延伸到两国关系上的表现。政治伦理的强大在礼制层面表现出来，其背后是不对等的权力较量，而礼制本身就是权力。宋代张载甚至“把宇宙宗法化，而皇帝便是这个宗法体系中的宗子”。明清王朝也将朝鲜纳入封贡体系的大家庭，确立君臣父子名分，以维持宗法秩序。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区别于欧洲国际关系的一大特色。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是从宗法秩序到公法秩序的转变，是宗法秩序遭遇公法秩序的挫败。

“小中华”思想具备君臣大义、字小事大、华夷之辨三个层面的政治伦理，其中，君臣大义最为重要，成为朝鲜王权体制的首要理念及对华观念变化的根本源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理解17世纪之后朝鲜对华观念的种种变化其实主要源于君臣大义、字小事大、华夷之辨之间的互相激荡。“小中华”思想在内涵上按照家、国、天下的顺序具备三个圈层，分别是“慕华尊儒”“事大尊周”“交邻备边”，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三个维度。朝鲜“小中华”思想及国家治理体系中充斥着四种权力的博弈斗争，分别是王权、士权、皇权、夷权，王权被包围，时刻面临其他三种权力的压制、束缚甚至威胁，虽是王朝权力的核心和动力，却颇为脆弱和焦虑。这一权力结构可谓“四权纷争，三权环伺”。当然，四种权力不仅只有斗争，也有着因时势变化而维护共同利益的合作，如王权和士权之间、皇权和王权之间。其中，王权与士权的斗争是对内第一圈层“慕华尊儒”的焦虑，王权与皇权的博弈是对华“事大尊周”的焦虑，王权与夷权的抗争则是对周边“交邻备边”的焦虑。这说明朝鲜“小中华”思想在朝鲜前期就已完备，明清易代后，三个圈层及四种权力的斗争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如清朝康熙帝曾一针见血地诊断出朝鲜王权的病症是“主弱臣强”，礼部也认为朝鲜“皆由其国弱臣强，若非我朝护持，不知几经簒窃”。只是随着明朝的灭亡，“慕华尊儒”日渐成为追求作为普遍价值的中华文明，“事大尊周”暂时分为对清“事大”和对明“尊周”，“交邻备边”也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日本和西洋。

因此，在高丽前期双冀创立科举制的根基上，在高丽后期李穑等新兴儒臣改革的基础上，在朝鲜前期郑道传、申叔舟、梁诚之等士大夫阶层的努力下，朝鲜“小中华”思想逐步演变为一种囊括思想形态、伦理依据、内外方针的综合物，增强了朝鲜王朝的政治认同和文化信心，促进了朝鲜政治的完善，最终激励了朝鲜王朝在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实现了国家治理和危机应对体系的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