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新国：农村地权二则

一、农村地权的感情色彩

当下中国农村土地不是一种纯粹的生产要素，土地政策制定、土地权利的确定以及具体交易均受到各种情感的支配，农村地权的权利束因此受到各类感情色彩的影响。农村地权的感情彩色很浓，某些感情彩色需要尊重，因为那是源自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交结的情感，而某些感情彩色又纠缠着农地制度的变革。总体来看，在农村地权的演变中，需要认真审视农村地权感情彩色的来龙去脉，以规避其不利影响，逐步实现农村地权的去感情化。

按理说很简单的一个要素改革问题，现在弄成了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是复杂问题本复杂已经很难说。不管怎样，农村地权的感情彩色多少给产权经济学增添了一份“中国特色”，这也许正是经济理论应该关注的现实问题。现代市场经济讲究非人格化契约关系，而中国农村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熟人社会，当农村实施集体化改造，人民公社通过强制性加诱致性嵌入了集体制度后，传统的农村情感关系不再存续，代之而取的是新的集体情感，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情感体系，其中为民作主、替民当家的悲悯之情常常溢于言表。其实传统乡村社会以血缘宗族以及乡绅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固的集体合作关系，同时传统乡村的契约精神并不亚于现时代，从很多乡村曾经辉煌一时，几代人受用不尽的乡村古民居来看，契约精神与感情色彩在那个时代实现了较好结合。

当然各个历史阶段发生的事件都有其原因和相对进步的意义，但是革命化和集体化也留下了不利的感情遗产，农村地权感情彩色过浓，容易导致非理性盲从，并对问题的看法形成扭曲和偏误，最不该有的是革命化思维下形成的集体恐惧情感，把农村土地变革的结果想象成极度分化的革命状态，还有的是把农民想象成无家可归的流民，认为要让农民均分固锁在土地上，农民以土地作为基本保障才会安邦定国。他们不知道，在当前的现代化处境下，现代化的不可逆性已经确定无疑，这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过程，更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问题。将土地作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其实是社会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的问题，如果将土地仍然作为未来农民最低生活的保障，那么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能力将是一个极度倒退的状况。在学术研究方面，要大力摒弃这种不值得理性推敲的情感妄想。

相反在强调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时，关于土地财产性收入也大可不必闹得沸沸扬扬，农民想想家中自有黄金房了，那当然是美事一桩，其实对于此土非彼土，此房非彼房的问题农民应该是很清楚的，也大可不必提醒农民交易时会上当受骗，道理很简单，农民也是人，农民没那么傻，制度化的农民等待的是制度消解，农民对土地未来价值寄予厚望而激情澎湃也非好事，这样也会充斥另外一种情感，不利于让农民回归到理性状态，因为土地的价值属性主要是行为选择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决定的，选择决定价值，价值也在影响选择。

非人格化交易当然有好处，现在农村好端端的一个地权交易，因情感问题处处受阻的事时有发生。如涉及土地流转时，农民因为对土地受让方或者对村组干部存在感情厌恶，他们宁愿抛荒，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这些说明农村地权有待提档升级，当然含有正面感情的交易也有利于稳固其契约关系。

农村地权情感的例子很多，比如农村老人不愿在城里子女家长期居住，只要行动方便总想回到农村老家，那里有维系他们生命动力绵绵不绝的地气。在城市定居的子女们，逢年过节那怕回家睡一夜，也是莫大的精神慰藉，因为农村有他们儿时的多彩记忆，乡村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永久刻在他们的脑海中，而现在“农二代”、“农三代”弃农情结又很重，这也是此一时非彼一时的问题。农村地权情景交融的因素因人因时而异，值得考虑。比如农村征地中的精神损失问题就不可小视，农民向往上楼的同时多少有连根被拔的感觉，进城定居的子女们夜深人静时，也只能在睡梦中念兹在兹养育他们的根了。

地权的相对明确公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情感关系。传统农村共同体情感的破坏与修复，仍然与恒产制度的破坏与重建息息相关，产权明晰是农村纯朴情感的基础。如果农村土地继续以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产权存在，你有我有大家有的瓜分思想就会继续存在，就会形成一切人对一切人侵占的公地悲剧，农民种房的潮涌现象就是例证，利益的纠葛产生各种情感纠纷，农民之间就会形成异化的情感关系。

在土地变革中，农民土地权益意识渐渐复苏了，睡着的孩子被拍醒了，甚至家庭内兄弟姐妹之间，因父母名下地权的增值分配不均，闹得鸡飞蛋打的事常有发生，这也从反面说明良好的产权是良好情感基础。

农民及其子女与土地如何作出“千年了结”，应该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里有情感因素，更有生活有需，齐秦的歌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和童安格的歌曲“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可借来说明农民的处境和选择，农民念念不忘田园乡村的情感愉悦时，又会面对现代开放社会下的生存压力，相信农民在情感与理性思考中会达成均衡。在现代化的冲击和牵引下，乡土情感会多一些理性的味道。

二、农村地权看地形

我们曾经号称地大物博，但加上人口众多后，特别是猛然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在急促步入现代化进程中，各种资源约束就迎面而来。一般看来，我国土地资源相对稀缺，优质农用地亦显稀少，农村耕地在粮食安全的“紧箍咒”下更是绷紧了红线，但农村土地在农内和农外两种选择的竞争互促下，其价值不断生发，不断变化。影响农村土地价值的因素有多种，其中土地区位和地形是观察农村地权价值属性的一个重要视角，理解土地的自然地貌及人造地形与土地地权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探索土地改革和相应的治理变迁会有启示意义。

不管人定如何胜天？千百年来农村土地大范围的地形地貌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而农民世世代代“修理地球”，在高低不平的土地上画出无数的等高线，构筑层层递进梯田的杰作却蔚为壮观，这其实是一个创造地权价值的过程。产权经济学讲，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但是从产权的另一面看，消费资产、从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的基础是资产具有各种价值特性，这又会因为投入、技术及交换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除农民对土地的顺势改造外，我国农村特有的地块布局，纵横交错的田梗网络，展示了与众不同的地权图景。

密密麻麻碎片化田块组成的壮观景象，最好从上往下看，也最好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引起的冲击力更强。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着作《美国与中国》的首页就开始描述，从飞机上看中国大江南北土地细碎化分布的景观，由此引发无限遐想。细碎化的地块图景正好说明中国农村地权的整体状况，这是农村人口内卷化对土地挤压的结果。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细碎化更是无与伦比，一块平整的大田划分无数的小块分配到各户，这种分配方法其实是严格服从平均地权原则的，因为地块的肥瘦远近是当时确定地权价值的实质性内容，当然地形地段在不同时期与地权有不同对应关系，比如过去针对强制指定的种植要求，易旱易涝的地块价值明显不高，现在改变种植品种或者使用方式后，地块价值就会大不一样。

现在很多人对农村土地细碎化百般嫌弃，认为若要实现农业农民农村的“强富美”，农村人地配置的“细小矮”就远远配不上现代农业的“高大上”，由此希望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对农村耕地进行规模性改造，其实这方面中央已提出明确政策意见，其中重要一条是必须尊重农民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适度规模经营伴随的是农地权利关系和农地权利的价值属性的深刻变化，这需要对人地关系进行再配置，这也应该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到那时，标识地权区划的很多田梗将会消失，农村地权与地形又是另外一幅紧密对应关系。

过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劳作，但是技术能力很低，现在整个社会技术资本的力量已今非昔比，相当惊人。城市化建设中地形地貌的改变如沧海变桑田，这种力量是否可以引入到适度规模经营中去，还得看人力、资本、技术与土地重组后，成本与收益比较的结果如何。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天然适合规模经营，其他区域地形仍然是地权的约束因素之一，大自然造化高低起伏的地形自有它的美妙之处，人类切不可去刻意人定胜天，说不定什么时候人们又可发现这种地形条件下的新价值。

田梗上的经济学有多种内涵，首先它是从物理上提高田块地块价值属性的基础，因为田梗可保持水土，维持肥力，当然田梗也是划分权属边界的需要，甚至通过田梗防止肥水不流外人田也是地权保护的需要，同时田梗地梗还会生产权利副产品，过去集体时期农户家庭使用的柴火除了农作物秸杆外，还有地梗上生长的茅柴和灌木，这需安排在特定时间统一“放闸”砍取，这是田梗权利分配的一种方式。田梗还有更深的经济学含义，田梗实质是为了私权的划分和保护而让渡到公共领域的资产，当你通过田梗行走在乡村小道时，谁也没见过哪位农民找你收过路费，因为田梗已公共化了，田梗的经济学便于人们理解公私关系，所以人们大可不必谈私色变，私权条件下都会生成各种公共领域和公共关系的。

田梗上的经济学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可谓经久不息。最早最着名的可追溯到井田制，后来商殃“废井田，开阡陌封疆”，都与田间地头的格子线（田梗）有关。现在土地确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田梗上的传统经济学，这次确权要求的相关图表一应俱全，尤其注重确权程序的法律后果，看来是在下决心花大气力干事了。记得在全国全面部署确权之前，我在讲课中就提出每一农户的地块应通过卫星定位确定，后来这种想法如无线电波一样传到有关方面在很多地方照单全收详细落实了。这种想法并非机械用事，因为一些地方常热衷强拆，农民的房屋都能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区区地块不更容易弄得面目全非吗？哪里还看得清“四至”关系和地形地貌。这次确权进行卫星定位，使用电脑入图入册，并绘出详尽的“鱼鳞图”，仿佛回到明清时代统一编制的土地黄册，真可谓现代与古老方法交相辉应。花大气力搞土地确权值得，因为只有巩固和稳定农地产权现状，才能为未来的产权发展打下基础。这也是产权保护从弱到强过程中的“无奈”之举，从卫星到地面形成的“天上人间”多维控制的地形数据库，关键目的是要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牢固的地权地形图，不要动不动去随意侵犯那神圣的权利。

刊于《经济要参》201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