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要讲“标识性概念”，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经验”。当然，这里的经验指的是更广泛的“文化经验”。在整个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可以看到（理解我们经验的）一些基本的学术变化。最初是传统经学，包括派生出来的经子学术传统的做法；近代以来就转变成与西方学术作对比，（通过对比）确认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这样的思路发展到后来，我们的学术就潜在地变成一种翻译的学术，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学问时，常常想着能够翻译成什么外文概念的问题。之前很多标识性概念的讲座现场，都会有人提一个问题：这个词怎么翻译成英文？而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不能翻译成英文，那么你所研究的东西怎么能叫做学术？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学问和外部世界的学问之间，会产生“概念匹配”的问题。学逻辑学的人都知道，概念和概念之间有几种基本关系，有包含关系、交叉关系、不相干关系，也有重合关联。如果把这种想法运用到中文概念和英文概念之间，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会发现除了专名，大部分的（中英文）概念都是没法重合的，特别是那些从经验对象出发所产生的类概念，基本无法完全重合。由此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我们不使用、不考虑翻译，如何在自己的知识内部进行思考？我想，“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就是要提供一个不同角度来思考、理解这个问题。
今天我想谈的主要问题是——“从词语变成概念，这个过程如何发生”。首先最基本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词，其实是词语，而不是概念。你用这些词语来标识一个人、一件事情或者是一类事物。用于标识一类事物的是概念。可是标识一类事物的那个词，最初往往是从一个特定的事物出发。举个例子，“机器人”的英文词robot，这个词原来就是一部小说中的人名，由于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机器人，所以后来robot就成了代指机器人的通用名词。大量的词都是这样发展而来。而所谓词语变成概念，就是说当某一个词，从标识一个事物出发，逐渐不止运用于一个事物，比如我们将这个事物称为A，而另一个事物也称A，当词语（A）逐渐开始类型化运用之后，我们就将其称为概念。
但是什么样的概念有标识性，什么样的概念没有标识性，这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概念我们没法翻译？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讲到，东南亚、中东那一带和法律有关的词都没法在英文中，在法学的基本概念中找到对应的英文词，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法律仍然有效运行。我后来注意到，其实不只是他们如此，我们中国有大量的词也是一样。比如说仁义的“义”字，如果你要去找对应的英语单词，几乎是找不出来。虽然我们可以从意义、道义等等角度去理解这个“义”字，但假如你不考虑将义字放在特定语境下，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单纯的词语抽出来，实际上是无法搞清楚它的内涵的，而“义”字说到底，也是所有道德、法律的观念基础。
那么这样的一些词，它是怎么演变成解释我们生活的有效的概念工具的？章太炎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大量的词，所有古代的字，起初都是用来描述事物，后来才有抽象意义。很多重要的词语，意义都经历长时期的变化，如天、自然、道、所这类词，往往重叠不同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思想史，或者做文化史的学者认为：解释一个词，就是写作一部文化史。从始至终，词语变成概念以至观念史，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要碰到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键词”和“标识性概念”的关系。关键词在这里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都会写的“关键词”，这种关键词，我自己觉得它实际上起“索引作用”，就是说你要检索一类相同主题的文章，输入与主题相关的词就可能检索到，所以它的“关键”意思是便于检索；另一种意义上的关键词，就是有一本英国人（西蒙·威廉斯）写的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的关键词，这就有点接近我们说的标识性概念。可是他的讲法，终究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里面。而我们用“标识性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我们用这个词来理解一种社会文化，而这种现象正是从这个词的使用而得到提示的，例如说同内卷，或者躺平；第二个意思是说，我们自己的知识发展过程中，创造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能够解释具体的经验知识。
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例如我们有些定义，不是基于事实存在与否，而是我们下了这个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经验。好比几何学中的概念，并不需要世界上存在与之对应的事实，当我定义了圆、方之后，合乎定义则是，不合乎定义则不是。另一种概念则不是，另一种概念是基于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我们通过对某个存在的东西进行标识来认识它。比如维特根斯坦讨论的“游戏”，不是说我先有一个游戏的概念，再去找游戏。而是我们玩某个东西，然后把它称为游戏，接着在不断发现更多好玩的、玩法不同的东西的过程中，扩大游戏指涉的范围。我们现在要讲的标识性概念，有可能是说一个日常使用的词语，我们将其转变为用于理解相关生活的概念工具。这样的一种理解有点类似于洛夫乔伊写的观念史，他写过一本《存在巨链》，其中所讲的观念的意思是，有时候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义，有时候是一个意义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其实古汉语中的假借和转注就与此类似。
这里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我自己是觉得，一个词从词变成概念，并可以称为“关键的”，是因为它可以解释非常多的，并非我们表面上能够理解到的内容。当然这只是从某一个方面出发，某一个角度的想法，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和我前面的说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对某个词有了定义，随后这个定义有了广泛的影响，这个概念就是关键的或者叫标识性的。上次立华在标识性概念讲座中讲“天理”，天理这个词之所以被广泛运用，就是因为二程兄弟将其讲了出来。在此之前有“理”也有“天”，但是在此之后，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有天理”“没天理”这样的表达。所以标识性概念的发展会呈现一个流动的状态，如果我们能用多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也许能把标识性概念做得更有意思一点。（本文为陈少明教授2025年6月29日在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北京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什么是标识性概念”工作坊上的发言。录音整理：何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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