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然是面向中国现实、具有自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作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之基的哲学来说，同样如此，且更为根本。九年来，哲学界围绕这一目标，积极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阐释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会贯通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中。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阐释。

一是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内涵研究。这集中反映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伟大建党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研究阐释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当代形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内涵，“六个必须坚持”创造性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六个必须坚持”既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内涵，赋予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管理权，也是党自觉参与、激发引领人民文化创新创造的话语权，决定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和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彰显了文化的整合作用。文化具有特殊的功能属性，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它既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并列，又能动地反映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当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明确了文化对实践的统摄和能动作用，突出了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丰富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巩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深入挖掘哲学基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哲学的工作方式，就是带着时代问题不断回归经典；在对经典的耕犁中，不断开掘其时代价值。这是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不断深化当代问题的学理研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方面，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基础。作为现代化理论的“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发展理论，凸显其对人类社会未来文明形态的科学构想，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与实践探索。另一方面，深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层逻辑。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当代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从整体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画“像”，也就是说，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根源？需要“回到马克思”。这就如德里达所说的：“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其二，中国哲学注重梳理传统哲学固有脉络，提炼中国经验，创建本土哲学范式。仁学本体论、经史传统、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纷纷登场。聚焦“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充分展现哲学普遍性、中国思想特殊性与汉语表达独特性的辩证关系，突破“以西释中”和“以中释中”局限，挖掘汉语世界本原性哲学问题。同时，深入思考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主张学术中国化与世界性对话并重，以古典学研究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从文明论和历史观角度展开研究，使文化生命体的哲学内涵得到深刻揭示。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研究阐释，为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学理基础。

其三，外国哲学立足中外文明互鉴，探索重绘世界哲学版图。一方面，对于东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日趋深入。经过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当前我国的外国哲学史研究已经摆脱了以译介、传播、学习外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为主的面貌。这既表现在文本把握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前沿水准，无论分析哲学还是欧陆哲学都能够广泛参与讨论；也表现在能够从文明交流互鉴和深入把握文明原理的高度，对外国哲学史进行有文明主体意识的理解和诠释。另一方面，对于外国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思考。部分学者从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出发，有选择和反思地化用、改造外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有机融合，立足汉语独特的语言性质和思维方式，思考用汉语做当代哲学的不同路径，推进“汉语哲学”研究，体现出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开展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哲学思考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有可能带来人类社会形态的加速演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有可能带来伦理风险和“物”支配下人的异化的全面加剧。

一是关注人工智能的类人主体性问题。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人工智能作为“类人主体”，不仅具有类人的认知能力，而且逐渐展现出类人的情感和意志，越发具有类人的主体特征。人工智能在执行人类指令的同时，也在逐渐完善因果推理和自主选择等能力。那么，人工智能是否正在成为真正的认识主体、道德主体、实践主体？人工智能的这些能力和人类主体能力之间的区别及边界如何定义？这些问题正引发哲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二是人工智能的伦理反思。一方面，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主体资格问题。这进一步引申到伦理责任归因，即在人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应该如何界定和承担相应的伦理后果；我们如何建构人工智能伦理，确保人与人工智能体、人与不断发展的新科技能够和谐共存。另一方面，聚焦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新异化。在现实生产生活中，无论是“机器代人”还是“人机共舞”，人工智能技术都在重新塑造世界，人究竟是被机器解放，还是陷入了更深的机器奴役？这需要我们对人、技术、资本、制度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反思。

建立政治哲学二级学科

近年来，政治哲学被正式列入哲学二级学科，标志着一支专业化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队伍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学科人才培养理念和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正在走向成熟。

其一，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不仅围绕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平等主义政治哲学，探讨如何理解正义的主题、正义原则、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及西方各政治哲学流派的派别冲突问题，同时也围绕更为广阔的哲学理论资源，既充分调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以探析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也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实际，把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置于“小康社会”“美好生活”“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中国语境之中，探讨如何构建一种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理论。

其二，推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展开，是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及坐标系，为构建以“贯通古今”为视野、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当代中国本土政治哲学提供了基础。更进一步说，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概念的政治哲学研究，深入揭示了中国政治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及一系列原创性命题的提出，为破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内在困境，并为构建新型全球秩序提供了政治理论和实践方案。

其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得到实质性推进。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内容，为我们解决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思想资源。从这一角度说，深入推进马、中、西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充分吸收各种政治哲学思想资源，实现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当代任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总第7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