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北江：边疆治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摘 要：边疆是主权国家政治空间的重要屏障，从国家整体视角探讨边疆治理与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边疆治理承载着独特的文明基因和历史积淀，其治理实践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治理范式。边疆治理思想从“族际主义”到“区域主义”再到“多元共治”的演变，深刻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互动关系。边疆治理目标从“守土固边”到“兴边富民”再到“协同发展”的转变，体现了从“边缘管控”到“边疆再造”的治理哲学嬗变。因传统边疆与边裔民族的天然地缘性，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的根本所在，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就是要把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上升至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层面。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互为动力，本质上反映的是政治形式与民族自身特点契合适应的过程。在路径构建上，应以人民为主体、文化认同为核心、发展共享为基石、制度创新为牵引、法治保障为依托，统筹边缘区与核心区，建立“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边疆社会组织”三维一体的治理体系，全面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大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整合；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加快边疆发展、加快边疆治理、加强边疆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进一步突出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把边疆治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边疆治理研究不仅是学术和学科发展需要，也是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所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推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国家治边方略的关键。领土疆域是国家之基、民族之所依，是国家施政的地理空间。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承接平台，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治理的固本之策。边疆的历史发展不仅印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轨迹，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从现实角度看，边疆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地域建设的首要内容。对外而言，边疆是主权国家政治空间的重要屏障；对内而言，边疆是国家实施主权意志和计划的重要场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边疆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生产机制的动态重构，即将地缘实体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复合型人文生态空间，把“无机”领土变为“有机”领土，在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需求的同时，也要体现出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意志。

从边疆视角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有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策路径类研究，侧重边疆地区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部分研究从个案出发并提出了普遍观照性举措。二是认同类研究，侧重从意识形态视角入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方案。但这些研究鲜有从国家整体视角思考边疆治理与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性问题，本文从历史维度揭示边疆治理的本质内涵与内在必然，并从学理层面探讨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协同路径。

一、边疆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演变

治理是个综合性概念，涵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边疆治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地方有效治理，以及在保障国家与人民利益基础上实现国家主权领土的统一和完整，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西方治理模式在本质内涵和价值导向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根植于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政治伦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子系统，中国边疆治理承载着独特的文明基因和历史积淀，其治理实践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治理范式。这种赓续不断的治理传统，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整合，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历史镜鉴与实践支撑，彰显出中国特色边疆治理模式的历史逻辑与制度优势。

（一）治理概念的嬗变

“治理”源于古典拉丁文“steering”（引导领航）一词，14世纪晚期，“govern”拓展为“治理”之意，其词源为“governance”（管理、控制），与“government”（统治）交叉使用。20世纪80年代，“治理”一词被用于公司企业，随后又被赋予新含义，主张以政府为主导实现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模式。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后，主要是指公共管理（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与能力。随之而成的“治理”理论，逐渐渗入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领域之中，“治理”一词也成为当时风靡全球的流行语。

“国家治理”是中国原创概念，简而言之，即指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它与西方“治理”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西方治理侧重在国家或政府“失灵”情况下，寻求社会自主治理，强调国家向社会分权。受西方古典主义思想影响，理论上的国家主义之争始终未曾中断，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的回退”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的信条，在理论和实践中无不体现消除国家权威的逻辑，这些也没有摆脱自由主义思想，基本围绕“国家不在场”而争论。西方国家治理的效能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否达成“善治”，即以合法、透明、有效标准和规范来缓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家治理”，强调国家在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它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产物。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作为治理对象，其治理过程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是在国家治理能力上，这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不是从简单的国家和社会对立角度去探讨现代化问题，而是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等层面的现代化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前者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后者是国家治理的效能体现。当代国家治理不仅要治理国内外事务，还要处理全人类公共事务。

治国必治边，边疆治理是以政府为中心且以实现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依法对边疆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处置的活动与过程。从地理空间角度看，中国大陆可以划分为腹地和边疆两个空间区域，边疆就是相对腹地而言的概念，腹地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靠近，而边疆离其较远。因此，巩固和发展边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没有有无之分，只有优劣之分，当国家治理体系比较完整、治理能力比较强时，边疆治理就容易获得较优的治理效果；反之，则边疆容易失序，治理效果会呈现出劣质现象。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承担着拱卫核心区和辐射周边国家的功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外交等层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体现出边疆治理的内在必然性。

（二）边疆治理思想演变

自秦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将王治推行到边疆地区；二是如何处理好内地与边疆的民族关系，从这个层面讲，传统边疆治理是一种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强调“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对边疆的态度是“守”或“安抚”，通过强大自己而使“四夷”臣服。在总体治理原则上，秉持“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慑之以兵，怀之以德”。于王朝国家而言，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方式十分有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边疆民族纳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近代边疆危机后，传统王朝国家边疆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边疆治理思想开始从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逐渐转向为“保藩固圉”“海塞并重”。尤其在西方列强殖民蚕食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愈加明显。中西以条约形式界定疆域，成为近代边疆观形成的基础。民国时期，边疆危机日益加重，中央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治边方略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把边疆治理与抵御外侮混在一起，在民族问题处理方式上思考欠缺，重区域治理而轻族际治理。事实证明，区域主义治理方式也不尽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以主权边界为基础的边疆观，边疆也顺理成章成为邻国边界区域的指代。党中央在边疆治理上成效显着：一是将行政组织建立到边疆基层，保证中央政令通达且及时落实；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边疆地区地方行政统一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三是实行军民垦殖和移民，加强边疆开发和边防建设；四是提拔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干部，完善边疆基层人才建设。步入21世纪，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过程中，党中央因地制宜提出边疆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疆地区落后面貌。特别是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疆”等系列重大理论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边疆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家利益等方面有了全新认识。新时代的边疆治理在区域主义和族际主义上有了新突破，以成熟系统的民族政策取而代之，中央民族政策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以族际主义为导向的边疆治理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取得过良好效果，故而把民族问题或边疆民族治理问题纳入民族政策主题下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先后提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大历史观”理念，即从“三个共同”理念到“四个共同”理念再到“五个共同”理念，其中，各民族共同开拓历史疆域成为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主导思想。

中国边疆治理思想的演变，深刻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互动关系。古代“守中治边”“因俗而治”的治理传统，形成了边疆与中央的互补格局；近代边疆危机后，边疆治理理念由传统族际主义转向现代区域主义；当代“多元共治”“协同发展”的治理思想，推动了边疆治理进入系统化、法治化新阶段。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其治理效能直接影响到国家整体发展格局。只有不断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制度保障，才能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实现好区域协同发展。

二、民族视角下边疆治理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挑战

边疆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在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边疆所表达的意涵完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边疆的看法和理解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疆观。传统边疆观主要体现在统治者如何认识王朝管辖区，其界定标准以统治中心区域为参照，由内向外延伸。现代边疆观突破传统地理边界的单一认知，强调在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同时，更加注重立体化边疆治理，通过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科技赋能和网络治理等多重手段；强调构建开放包容的边疆共同体，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基础上，通过推动跨国界资源整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型地缘战略支撑。无论是传统边疆治理（观），还是现代边疆治理（观），其治理对象永远离不开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无不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社会安稳与经济发展。因此，边疆治理议题与民族事务始终交织在一起。

（一）边疆治理内涵与外延的历史演进

中央区域与边缘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边疆问题存续的最直接反映。边疆治理就是国家（政权）处理“不平衡性”问题的过程与举措，涉及边疆安全、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问题。边疆治理的前提是明确何为边疆、边疆治理何为，以及边疆治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有着悠久的边疆治理史，对边疆治理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王朝时代，没有形成成熟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古人对王朝边疆一般用“四夷”“夷狄”“生番”“熟番”“边陲”“边地”“边郡”“藩部（邦）”“属邦”“海外”等概念指称，偶有“边疆”一词出现。而边疆治理的概念主要以“制夷”“事四夷”“治边”“理藩”“御戎”“治夷狄”“守四夷”“理外”等多种书写形式呈现。王朝国家边疆治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文化为标准的空间划分、以中央王朝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和以处理民族关系为核心的治理措施上。对归附后的边疆民族或政权，中央王朝一般采用羁縻、土司制或“以夷治夷”等策略进行管理，甚至采取屯垦戍边、用夏变夷、以文促教等举措，在邻邦与腹地之间筑起一道“缓冲带”。在近代民族主义影响下，传统边疆观尽管有所转变，但遗憾的是这些理念仍旧未能走出传统治边思想的桎梏，传统史学只是边疆理论问题的研究工具，且不具备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自然也无法形成科学的学术概念。民国时期提出“边政”概念，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代边疆政治或边疆行政的简称，如民国地理学者丁骕指出，“所谓边政，是指边疆的政治而言”；二是指边疆治理的各方面，如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指出，边政就是“国家对于边疆所行之政令，无论其为保卫、为治理、为开发，亦当因地制宜而有特别注意规划之必要……以及其他一切有关边疆之设施，皆属讨论边政问题之范围”。20世纪40年代，“边政”学研究兴起，吴文藻《边政学发凡》成为边政学开山之作，随后部分高校开始设立“边政系”，成立“边政”研究机构，开启边疆研究新纪元，同时也为“边疆治理”的提出埋下伏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学界将民国时期“边政”所指的陆疆治理内涵延伸至历史上各朝代的“边地政事”，而在中国的民族国家语系中没有充分展开。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边疆治理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边疆概念的内涵由民国时期政治地理意蕴延伸至族性地理概念，“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被默认为边疆地区。相应地，边疆治理也成为族际治理的代名词。20世纪后期，“边疆治理”在学术论着中开始提及，但鲜有对其进行深入解释。进入21世纪后，边疆学研究迎来新高峰。随着西方“治理”理念风靡全球，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备受关注。2008年周平对边疆治理作出界定，认为边疆治理就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随后又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与此同时，与边疆治理相关的研究也随之渐增，“边疆治理”逐渐被运用到不同学科领域当中。

总之，边疆治理的内涵与外延随着历史情境的演变而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征。在内涵上，其核心从古代侧重军事防御与行政管控，逐步演变为近现代强调主权建构与民族整合，至当代则拓展为涵盖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文化认同的复合型治理体系；在外延范围上，从传统地理边疆延伸至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等非实体性空间。边疆治理目标经历了从“守土固边”到“兴边富民”的转型，当代更致力于构建边疆与内地协同发展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边疆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边疆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边疆治理的演进轨迹，既印证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了从“边缘管控”到“边疆再造”的治理哲学嬗变，最终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边疆治理的现代化重构。

（二）边疆治理中的民族议题

民族视角下的边疆治理本质上就是边疆民族事务的治理，发展、稳定与安全是其核心议题。边疆问题与边疆治理的对象具有相关性，边疆地区主权（陆海空）、民族、宗教、认同、边防、发展等都是边疆问题所涉范畴，其中，民族议题与宗教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侧重族际主义取向，民族议题是边疆问题的核心，国家治理内容也自然倒向如何协调民族关系上，这是一种惯性认识。另外，中国民族分布与地理生态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且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民族议题的相关研究与边疆治理的讨论密切相关。强调边疆治理中民族议题的重要性，并非要推翻从国家视角去认识边疆治理，而是要表明处理好边疆民族事务对边疆治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起，针对边疆民族事务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如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种民族优惠政策，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政治地位，也实现了民族平等，消弭了民族隔阂，缩小了民族差距，在边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上起到了巨大作用。尽管如此，边疆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三股势力”在边疆地区的蛰伏潜行；民族分裂主义者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标，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分裂国家疆土、破坏民族团结、扰乱社会秩序、挑起民族矛盾；有些披着宗教外衣，用宗教义理强行西化或分化中国政治，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进行一系列反人类、反社会行径等。这些问题成为今后边疆治理的重点内容。

三、边疆治理与共同体意识双向建构的认同整合

民族问题关涉多种内容，其中认同问题是其根本所在。由于传统边疆与边裔民族的天然地缘性，边疆治理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边疆地区少数民众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上主次不分，在意识形态上存在裂痕。因此，实现认同整合成为边疆治理的现实需求。

（一）“认同”的本质与形态

“认同”原属于古典哲学本体论讨论术语，心理学从哲学分离出来后又对其作了引申解释，最终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领域，迄今学界对其无统一界定，但“认同”所表达的内涵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某一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认同”具有建构特征，是人的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其建构过程应当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中去解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将认同问题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现代性是造成自我认同的根本出发点。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提出现代认同促成了符号、范式等具有语义含义的文化观念产生，认为现代性的认同问题是意识与指向的东西不一致所产生的矛盾现象。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直接对认同作了文化关系维度的认定，指出认同只能在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关系中去界定。如此，认同理论从哲学与心理学范畴引申至文化领域，文化认同理念也随之而出。文化是作为国家、民族、地域的独特现象而被感知，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最终形塑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标志。

总体来讲，认同分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张力是边疆治理的难点。国家认同是最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国家”广义上是指涉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狭义指近代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对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国家创造出民族，“至少可以说当初世袭的领土式的国家对创造现代民族的形象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所谓“国家认同”就是指公民对所属国家及其构成要素的情感认可，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目前，西方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主张具有同种血缘、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的族群谋求政治独立，排斥其他政权统治。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是目的，国家是实践民族使命的工具。第二种为自由主义国家认同，主张国家应注重宪政制度和人权保障，而非国家是否为同质性族群所建，排斥民族主义思维。第三种为共和主义国家认同，主张每个公民在获得国家权利保障的同时，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每个公民自觉发出对国家忠诚献身以及同胞之间休戚与共的情感，成为民族国家强大凝聚力。然而，这三种理论均存在问题：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单一性在社会发展中不太现实，同质性的民族共同体对于国家认同或文化认同而言，没有多大讨论意义；自由主义者以政治制度认同为基础谈国家认同，忽视了因宗教或民族纠纷引起的政治冲突，没有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建设，根本不稳固；共和主义者只谈权利与义务，忽视民族和文化的载体与中介功能，本身就不稳定。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与国家不是相同的偶然产物”“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换言之，国家的出现与民族的产生既不同步也不矛盾。

边疆治理就是国家处理边疆问题的过程，不同时代面对的问题和处理方式均有所不同。历史地看，边疆地区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关系和边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而民族问题的根本便是认同问题，“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华民族不仅成为统一多民族的族称，也成为国家民族的指代，而边疆民族则成为国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开始由对“他族”的认同逐渐转化为对“我族”的认同，外在性的国家认同逐渐被内生性的国家认同所取代。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内在国族认同与外在民族认同的整合成为边疆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文化和政治是认同整合的根本

认同整合是边疆治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和边疆多民族聚居的客观事实，造就了边疆民族认同的复杂性。民族认同主要体现为民族成员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属，往往以文化单元为载体，强调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忠诚和继承，而民族文化又依附于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终以民族文化符号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无疑成为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因此，民族认同的文化根源和政治根源密切相关。从人种史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法律、风俗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需掌握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体。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造就了文化认同的广泛性和基础性。社会信息的传播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得认同出现重叠现象。民族交往越频繁，文化融合越多，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重叠部分就越大。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共存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中，但国家认同更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性。“民族—国家”是现当代世界最普遍的国家形式，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结构原则：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国家认同既是政治的选择，也是文化的先赋，前者是人们对国家制度和政治理念的认可，后者是对政治共同体和历史文化的认可。国家在存续发展中，民族是最基本的依赖对象。在构成国家的要素中，人口要素的“类”属性和内在人文性就决定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性特征。而人口、领土、主权（文化）和政府要素，在国家认同层面对应的是族别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对象之一国族（statenations），不同于普通民族，它是指“多族群国家渴望民族一统并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民族（但不是同质化）”，即各种不同族群或民族整合成与国家等同的民族。总之，国家认同高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同时它们之间又密切相关，尤其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必须高于各民族的认同。加强边疆地区民族的国家认同，是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先决条件。边疆治理是消除国家“去中心化”危机的重要手段，即在治理过程中抑制亚国家单位中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利益认同的极端化行为。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起到中介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结合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使各族人民在精神层面和物理层面天然形成嵌入模式。

多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新发展，更加符合国家叙事范式。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间接指出西方传统“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性，如对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双重批判，其本身就蕴含着对单一民族国家观的批判。世界是由马赛克式的民族所构成的，人类社会是民族的大千世界，现实中的民族都比国家多。中国多民族国家模式是历史发展的选择，也是由近代以来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国族建构是世界各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程之一，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完成从古代“天下”体系的王朝国家到现代世界民族体系中多民族大国的转变，实现各民族在不同层面向国族集聚。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构的目的之一便是实现国家认同，而边疆薄弱区又是建构的重点对象。民族是经过不同社会形态变迁而形成的综合体，有自己的历史和发展规律，而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始终是加强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认同本质上就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念选择与建构，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产生者……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换言之，认同建构就是在人们交往交流过程中形成，交往互动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交往”与“生产”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在以疆域为单位的现代主权国家中，作为文化载体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是政治共同体下的常态。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就是要把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上升至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层面。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消解各种认同之间的张力，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和地域观，建构多民族统一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是民族认同整合的主要目标。

四、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协同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双重战略任务。马克思关于“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揭示了治理形式与民族文化特质间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性综合折射成一种社会文化，影响着中国政治形式的选择。边疆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体系的完善与能力的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一）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边疆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通过系统性、科学化、法治化的治理手段，实现边疆地区安全稳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开放包容，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边疆治理经验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的主动回应。

边疆治理现代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层面的表现，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特点与中国政治形式之间的调适过程。马克思把政治形式的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形成，视为一种政治形式在不同民族与社会条件下的“变异”。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政治形式（兼具民族性和文化性）与民族自身特点契合适应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制度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特性，国家治理要最大限度保障各族人民的利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设计既受民族特性影响，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族际关系的影响。民族意识与边疆治理所受到的挑战，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治理效能、民族凝聚力直接相关。边疆社会治理，不仅要提升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水平，也要加大各族人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度。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要明确治理的对象与目的。王朝时代的边疆治理对象是边疆地区各民族实体或以某族为核心成员的政治实体，目的是避免或缓解中央政权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威胁。现代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作为国族一部分的民族单元，目的是确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与传统治理相比，现代边疆治理更体现出国际性和区域性。具体而言，治理对象由单一的地理疆域转向多元主体，包括边疆民族群体、跨境流动人口、地缘政治博弈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多重维度。从王朝时代华夷边疆治理到近代边疆危机再到现今边疆治理方略的践行，本质上是促使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到“自觉实体”再到“民族共同体”的转变。“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融合了国家与民族的意涵，更表达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高度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揭示了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内涵。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在于通过治理理念革新与治理效能提升，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二）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

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互为动力。其一，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践与认识层面的政治表达，是国家治理的一体两面。从以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边疆治理到以族际或区域为核心的现代边疆治理，都是对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央与边疆关系以及如何稳边固边安边兴边的探索与实践。古代治边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实体基础，不同政权通过征战、屯垦、和亲、移民、羁縻、互市等形式，推进了中央核心区与边疆边缘区的一体化进程，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培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近代边疆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救亡图存中，各族人民得以空前团结，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识十分强烈，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外各种矛盾，党中央采取“请上来”“走下去”方式，大力开展边疆调研、进行民族识别、宣传民族政策，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传统边疆治理中民族、区域歧视现象，增进了民族感情。改革开放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法治轨道。从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战略，使边疆地区社会经济迈入发展快车道，边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步入新时代，党中央站在历史新高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与边疆治理的重要性，“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把边疆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方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列理论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全面推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一步促进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其二，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边疆治理的焦点是民族事务，而民族工作的“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表明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本质的联系，边疆治理得越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越强。一方面，有效边疆治理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支持。政策制定和具体实践对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是造成边疆矛盾的主要方面，基础性建设“欠账”太多，加上边疆地区社会文化多元，致使边疆社会发展不稳定；边疆治理不仅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大投入，更要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引导，防止“文化过度”引起的“民族意识过剩”。在制度方面，边疆治理手段要多元化，不断强化宗教人士的公民意识，培育好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为边疆治理提供价值、精神和政治层面的指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国家意识的另一种表达，边疆作为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交织的最为复杂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长城。深化文化认同，筑牢边疆各族人民思想政治基础，是边疆治理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必然要求。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背景是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向现代国家“一体化”的转变，在整个历史演进中，各民族间的交往互动始终未曾中断。国家治理理念可以从国内外两个维度理解：国内主要受传统天下观影响下的华夷疆域治理和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国外主要受殖民霸权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结合边疆自然地理形势以及边疆民族发展特征，制定适时合宜的民族政策。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在观念层面最直接的表达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治理方式多元协同发展。要解决现代边疆治理的碎片化、治理主客体间的不平衡、国家（政治）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间的张力等问题，强化边疆民族政治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和社会资源整合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这些意识的形塑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载体。

要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在路径构建上，以文化认同为核心，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强化边疆各族群众的情感纽带与身份归属；以发展共享为基石，推进经济发展一体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根基；以制度创新为牵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边疆治理效能提升，构建精准化、动态化的现代治理体系；以法治保障为依托，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配套法规，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人民为主体，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治理共同体，扩大边疆民众政治参与度，树立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守护、共同共享的价值理念。这种系统化治理策略，既是对传统中国边疆治理智慧的现代化转化，也是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理论的超越，可以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提供创新性方案。

五、结语

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底线，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时代发展新需求。从古至今，边疆治理与民族议题始终交织在一起，传统治边举措主要以族际主义为导向，这是由边疆的地理特性和民族特性所决定的，民族问题成为边疆问题的核心。边疆治理的主要目的：一是巩固边防安全和稳定社会秩序；二是协调民族关系。在治边过程中，具体治边措施逐渐被民族政策所取代，边疆治理研究也被纳入民族问题或民族政策研究体系之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边疆治理内容愈加多元化，民族问题成为边疆问题的一部分。相应地，民族政策也表现出其局限性的一面，无法解决边疆所有难题。站在国家治理高度，边疆治理只是区域性治理，加上治理问题多元化，边疆治理的区域性导向逐渐凸显出来。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点内容。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处理好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普及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构建互嵌社会结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等，既是现代边疆治理的内容，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边疆“空间”价值的再体现。边疆属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一部分，完善空间治理，就是要打破“固国藩篱”，促进区域空间内外联动。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建立一个“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边疆社会组织”三维一体的结构，治理从被动转向主动，调动边疆地区各项资源，形成空间一体化治理结构；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运用多手段多方法，统筹边缘区与核心区，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满足物质现代化需求，也满足人格、思想、心理现代化需求。以物质与精神相协调观念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是时代发展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认同观念和思想意识便是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同样也是边疆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着本质的联系，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安北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