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漫长的国际动荡和地缘政治激变期。世界先后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俄格战争、“阿拉伯之春”及其余波、克里米亚危机、英国脱欧、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以及巴以冲突——当然，还有中美博弈。另外，随着特朗普第二任美国总统任期的开启，就连欧美跨大西洋同盟体系也陷入了困境。
虽然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国内因素驱动的，但外部的国际体系也严重制约着各国的行动，影响着它们追求经济发展的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情况可能更加如此。因此，当国际动荡加剧时，“全球南方”在维持经济发展方面面临更多挑战。这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要理解这些挑战，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正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上升，因此积极主动性更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能力薄弱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国家建设是它们长期的主要任务。在经历了独立后几十年的艰辛努力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具备了更强的国家能力和比较健全的体制机制，能够主动采取行动。
此外，“华盛顿共识”的崩溃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衰落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教训：无论是在国家建设、民主化还是经济发展，它们都不应简单地听命于西方；相反，它们必须学习、消化和整合其他国家的关键经验，然后主动采取适当的举措。简而言之，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主动作为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与此同时，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展总体上取得了成功，创造了“东亚奇迹”。这说明，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所宣扬的那些路径之外，还有其他通往经济繁荣的道路。而既然东亚国家能够成功，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也有希望成功。这种认识也激励着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进取。
第二，今天的新技术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动力。纵观历史，科学技术一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关键因素，自公元1500年以来更是如此，但是，过去大多数新兴技术的影响仅限于少数行业或部门。例如，铁路极大地提升了运输速度、生产效率和市场一体化程度，而电报促进了通信、航海和军事协调。
相比之下，今天以移动通信、卫星成像、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无人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则有可能为所有行业赋能。例如，卫星成像和无人机可能极大地改变传统农业形态，农民现在可以通过移动设备即时完成交易。同样，人工智能加持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仅可以大大提升高科技制造业的生产率，也可以大大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率。简而言之，这些新技术几乎可以赋能一切。
创新必然需要对有形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进行大量和稳定的投资，因此只有中国、巴西、印度、印尼等少数主要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科技前沿创新。然而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吸收和采纳这些强大的技术。
最后，中美博弈仍将持续至少一二十年，这也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带来了新的维度。
在公元1500年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中，地缘政治竞争始终塑造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然而，中美竞争至少在三个方面与以往的竞争有所不同。首先，世界上第一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来自“全球南方”。在二战之前，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德国（西德）和日本都加入了美国的同盟体系，成为西方阵营的一部分。而苏联虽然也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和军事大国，但其经济体量从未达到美国的一半，而且苏联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并不十分密切。
相比之下，中国显然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也是许多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自2022年以来，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与“全球北方”国家的贸易总额——尽管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一些贸易最终还是以“全球北方”为最终市场。因此，中国与“全球南方”和西方国家都保持着紧密联系。事实上，有充分理由认为，如今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的融合程度比它们与西方的融合程度还要高。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一个领先的技术大国。在许多技术领域，中国现在已经与西方齐头并进，甚至领先于西方。也就是说，对于“全球南方”来说，中国完全可以成为西方之外的另一个资本、技术和知识来源。
这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何启示呢？以下两条经验非常重要：首先，国家领导层必须要有足够的发展意愿，否则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但即使有了尽职尽责的领导人，启动并维持发展也并非易事。事实上，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沮丧的事实之一是，很少有国家能够连续20多年维持4%的人均GDP增长率。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呢？答案在于国家能力、制度体系和社会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的相互支撑——我称之为“新发展三角”。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至少缺了一个“角”，甚至全部三个“角”。
第二条经验是，和平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而战争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地区内的国家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为此，某种程度的区域主义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地区稳定的关键支柱。相比之下，中东、南亚等地区，因为它们的主要国家无法和平共处，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
邓小平曾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本就应当并行不悖，事实上也确实相辅相成。
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研究协会副主席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Global South's development in a new era"
文章来源于网络。发布者：火星财经，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engcheng.com/article/70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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