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中文系应当有“文气”

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普遍规定有七八门基础课，其中的中国文学史（古代）、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是重头课，所占比重比较大。我有个设想，就是对这些课程进行改革。基本方向是减少“史”的分量，加强作品的阅读，强化写作训练。为什么这样？一是现在中文学科在整个学术界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社会发展对中文系人才培养需求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二，学生的知识结构也在变化，真正喜欢并立志中文专业的人（作为“志业”的）很少，而且多数不像以前的学生，中学阶段就已经读过不少文学作品；三，上课的时间实际上在减少，学生课外阅读也在减少。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新的情况。

以前讲《诗经》，要求学生必须背诵，现在能背几首？有的连四大名着都没有看过，只看过电视。不读作品，就没有文学感受，谈不上审美，文学史讲再多，也是干巴巴的框架，对提升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起不到很大作用。

现在的情况是，学生读了几年中文系，知道一些文学史知识，也学会用一些理论套式分析文学，但没有文学的感悟力，甚至没有文学的爱好。从每年报考研究生的生源情况可以看出，“文气”不足。如果我们办的中文系没有“文气”，培养的学生也没有“文气”，甚至写作都不过关，那就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我想，艺术审美能力，对语言文学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可能就是他们的强项。而艺术审美能力要靠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我建议文学史除了基本的“史”的线索的交待，指定某些知识点外，要用主要精力引导学生阅读作品，感悟作品，也就是加强文学阅读能力的培养。要把审美放在重要位置，把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感悟放到重要位置。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太读作品，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本来就逐步在“走出文学”，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大家更多关注日常，关注大众文化之类“大文本”，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那不读作品的风气就更是火上添油。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错”，但文化研究“热”起来之后，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是个问题。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分工太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文化研究的“入侵”有可能冲击和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也不能取代文学研究，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我赞成文化研究能够以“语言文学”为基点去开拓新路，学者们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做各自感兴趣的学问，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给目前中文学科冲击造成的得失，仍然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文学史研究很有必要，文学理论训练也有价值，但文学能力、爱好的培育更重要，也更基础。

事实上，近百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不见得很成功，原因在于过分的专业化、职业化。现代学术当然要有分工，要往专深与科学化发展，这是必然趋势，但有利也有弊。对人文学科来说，对讲求个性化和精神性的学科来说，过分的学科分隔以及“科学化”处理，不见得是好事。现在中文系文学教育用心最多的就是文学研究，学会如何分析处理问题，以及如何写出像样的规范的文章。但“文学”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的确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书越读审美感觉就越是弱化。翻阅这些年各个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有多少是着眼于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的？大家一窝蜂都在做“思想史研究”与“文化研究”。其实，术业有专攻，要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我担心现在的文学教育不能改变文学审美失落的趋向。

这和我们老师的知识状况也有关系。我们许多教授终生从事文学，研究着作可能也不少，但很可能是一种“职业”，而不是“志业”。难怪有些学生批评我们有些文学教授没有多少文学色彩。

这些情况可能与学术生产有关系。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也就是八九十年的事情。当初为什么要研究文学史？主要为了开课。文学史这个学科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物。就古代文学史而言，多数专着都是教材。讲到小说史研究，鲁迅是开山鼻祖，他1923年出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教材。不过那时学生读古书比较多，喜欢文学的也多，鲁迅面对的是底子比较好的学生。但鲁迅的文学史中还是有很多感悟、很多“文气”的，他在课堂上也注意这方面的引导，不是空头理论。根据回忆，鲁迅上课还是要求读许多作品的。

八十多年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打下的基础，有辐射性影响，几十年大致都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展开研究的。二三十年代之后大概有半个多世纪，那种注重社会学角度、进化论角度的分析研究，发展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以社会、文化变迁来解释小说现象。不过有的过了头，成了庸俗社会学。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发展、小说研究又转了个头，变得偏重形式，如叙事角度、文体等等，都是常见的角度。最初的文学史大都是通史，后来断代史、类型史、题材史、个案研究比较多。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追求系统性、科学性。这跟学术生产机制有关。这种趋向不只是古代文学，其他学科大致相同。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带有现代治学特点，有一定系统性，有自己的概念形成，有时间向度，有处理的模式。不过鲁迅运用得比较自然，与传统思维方式有较多的也较自然的连接，新旧文人都能接受，大家读了可能感觉都好。阅读过程中常常会有被“点亮”的效果，我指的是那些属于鲁迅的概念，同时又有传统的评点味。这种结合非常难得，需要大功力。但不要忘了，鲁迅的研究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物。所以，我们看鲁迅如何创立新的文学史思维模式，如何建立小说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还必须注意到这一切的生成，都跟讲课有关。教学必须有系统、有概念、有可以操作的模式。教学过程是知识化的过程，是信息处理的过程，文学史教学肩负着传播与教育的功能。或者说，教育的生产机制要求老师与学者必须这样来研究、表述和传播，好处是系统、明晰、便于模仿，也便于传播。但日积月累，形成相对定型的研究与教学的程式，大家也就逐步接受并形成了文学史思维模式。比如进化观念、形式与社会文化互动观念等等。这种文学教育朝现代转化，有必然性，但是否成功？有没有弊病？或者说，这种受制于教育的学术生产过程，可能会遮蔽了什么？我们实在还没有认真想一想。这肯定值得反思。

从这些年文学研究状况来看，跳出来看，一方面，确实有大的发展。研究规模、量、包括资料整理收集，都大有成绩，也涌现了许多扎实的着作。但回到问题起点：知识多了，系统性突出了，操作性强了，文学的感悟、审美的感觉、那种个性化的真正文学性的东西是否少了？这和文学教育也是紧密相连的。

文学研究越来越细化、科学化，是否意识到这本身是由教学需求的文学史生产所支配？可能会丧失什么？

现今我们许多文学史都写得非常严密、清晰、系统，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不断在这种方位发展下去。但是否离文学越来越远？

作为个人研究，侧重点当然可以不同。我这里担心的只是文学教育的功能与效果问题。

我们能否思考一下：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是在加强还是削弱？文学史现在的讲法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到底有多少好处？我希望我们大家的研究能够在现代学术生产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获得某些自觉，能和大学的文学教育加强互动。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