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学思相兼,不罔不殆

我是上海松江二中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在这所以数理化见长的学校，我在逻辑思维上接受了较为严格的训练。1968年10月，我离开学校，来到松江城东公社卫星大队第十生产队，成了一名农民。知青岁月虽然苦，但让我深深体会到乡亲们对知识的渴望。于是，我拿起笔，当起了“土记者”，还在生产队开办“政治夜校”，编写了《农民学哲学读本》。

1971年，我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学习。在上政治经济学课时，许一经老师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讲到了劳动的二重性，环环相扣、层层深入，那缜密的逻辑思维一下子就把我镇住了。一下课，我就向许老师请教，他向我推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读后才知道，这些都是马克思讲的，而且讲得那么清晰透彻。由此，我对马克思的书着了迷，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毕业后，我先是在松江新桥公社的一所农村学校任教，不久被调到县委党校当理论教员。那时候，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并深读了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的名着。

我自己读书有个特点——在精读每本大部头时，都会结合其相关的背景资料看。在读《资本论》时结合着作者的自传看，读《毛泽东选集》时结合着党史看……这样就会了解到，书中思想来源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一个具体的形成过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作为松江县委党校教师加入了上海哲学学会，并投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着名哲学家周抗参加的社会主要矛盾研讨会上，我提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来研究社会主要矛盾。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不稀奇，但在当年却很不容易。周老师认真听了我的阐述，赞扬之余还把我的发言推荐到《社联通讯》发表。1982年，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当实习研究员，成为周老师的学生和助手。

1984年，我在哲学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近3年。当时，许多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同事，开始转向研究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我也动了心，找来维纳的名着《控制论》，认真“啃起了书皮”。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

专业方向如何选择、向何处发力？我感到，不能沉湎于“自我设计”“自我实现”，因为专业方向的选择不可能离开社会需要，更不能离开个人能力。

于是，我向周老师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党史研究结合起来，以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去研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的“活逻辑”。在周老师的建议下，我开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研究，集中到“中国革命与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专业的研究方向上来。这是我研究工作和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发体会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不仅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而且十分重视“实践规律”的研究。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他重点探究的“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等，都是他说的“行动规律”，即“实践规律”。这和许多只是在书本上研究哲学的哲学家是根本不同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要研究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活逻辑”，而且要像毛泽东那样用这样的哲学思想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真问题”。

1991年，中央有关部门部署各地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同志找到我，希望我为市委常委中心组做辅导。在中心组的学习会上，我介绍了国内外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况，同时也讲了自己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点心得体会。课后，市委领导指示将其中一讲向全市宣传干部宣讲，讲稿压缩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于1991年6月5日见报，题目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还记得那天，报社和我收到许多来电，反响强烈，出乎预料。过了几天，我接到老市长汪道涵秘书的来电，说汪老要见我。那次会面使我获益匪浅、终生难忘。汪老建议我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邓小平理论上来。从那以后，我做了一份邓小平理论研究计划，陆续发表研究心得体会。

就这样，在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我打开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天地。也正因为这一“打开”，后来的学术生涯发生了大变化。工作岗位由上海转到北京，研究方向由邓小平理论转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贯穿全部研究工作主线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当然，到中央机关工作后，研究工作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但我始终努力保持学者的本色，不因为“做官”而失去研究者的本真。

平心而论，在领导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也有好处，对许多问题可以思考得更深一点。比如，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现场有人问道，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怎样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推本溯源：“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我注意到，早在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就已经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我自己是搞哲学研究起家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终极性命题。这几年，围绕搞清楚这个问题，我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收获很大。我先后出版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时代大潮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和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中国选择》等着作，讲述的问题都是围绕“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展开的。这两年，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两个结合”，力图搞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关系。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规律”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政治哲学终极性命题的思考，给了我破解这些理论难题的智慧，让我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

山水同乐，又仁又智；学思相兼，不罔不殆。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感恩改革开放年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生活，还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命运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以及研究这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条件。

我的老师周抗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他教给我的，不仅是哲学知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还有坚定的信仰和正直的人格。他曾含着泪花对我讲述山东“大青山突围”的经历，他说：“我是幸存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谋私利。”我对党校年轻教师也说过：“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党为人民服务。”回顾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工作经历，正是“时代”推着我一步步往前行走的。

当今时代日新月异，不学难以创新，难以发展。这样的“学”，必须有“思”，也就是要有问题意识。如果了解了一些社会问题、掌握了一些书本知识后，而不进行认真的思考，甚至不会思考，即使勤奋好学，也难以完成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认识过程，甚至会越学越糊涂。反过来，如果只是苦苦思索，甚至胡思乱想，而不勤奋好学，不认真了解社会、研究社会，即使不断萌发所谓的“思想火花”，也会一事无成。只有“学思相兼”，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罔不殆”。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