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一桩无头案的始终

一天过去，我突然成了学校的名人。

事情从昨天午后开始，我推开老师们的办公室，向班主任刘建新老师汇报：“我丢了两块钱。”

“嗯，”刘老师是海门人，高大，白净，飒爽，他从作业簿上抬首，瞥了我一眼，又低下去，挥挥手中的蘸水笔，“你慢慢说。”

我带着哭腔：“早晨带了两块钱，搁在书包里，午饭后回来，钱不见了。”

“嚄，你怎么把两块钱随随便便乱搁？”刘老师皱起浓眉——那年月捡了一分钱也好交给警察叔叔，领取夸奖，两块钱是笔巨款。

“准备放学直接去书店买书，快到了，才发现忘记拿钱。”我也懊悔，当时为什么不立即返校。

“你确定是放在书包里？”刘老师停下笔。

“确定，是一个纸折的钱包。”——上次手工课的作品。

“你进教室时，里面已经有了多少人？”

“差不多全到了。我午饭后去了书店，那里有钟，我掌握时间，掐在上课前一刻钟进教室。”

刘老师挠挠头，这是他带五甲班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故。下午首节是他的语文，他看了看表，已经快到时间，随即收拾一下，夹上教材、教案，带着我，踩着上课铃声，走进教室。

刘老师跨上讲台。

沉默了几秒钟，刘老师又走下讲台，把门关严。

气氛陡然显得凝重。

“同学们！”刘老师扫视全班，露出轻松的微笑（我感觉是挤出来的）。“上课之前，我先用几分钟，给大家讲一件事。呃，不大也不小的事。说不大嘛。卞毓方同学向我报告，他早晨带了两块钱，搁在书包里，准备买书的，放学时忘了拿，吃完午饭回来，钱就——钱就——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翼而飞了。我一听呐，哈，立马猜到是哪个同学开玩笑，给藏起来了。玩笑嘛，玩玩笑笑嘛，谁都会开的，是吧。我带过的上一班，就有人藏过同学的钢笔，而且是关系最好的同学。当初我就是这么判断的，第二天果然完璧归赵。说不小嘛，这事，卞毓方是在办公室和我讲的，其它班的老师，自然也听到了。我们是红旗班，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影响。因此，希望那个开玩笑的同学结束游戏，现在，对，最好现在，就把钱还给他。”

课堂起了骚动，人人你望我，我望你，等待有谁作出反应。

然而，没有。

刘老师宣布：“纯粹两个人的游戏，既然当着大家的面不方便，课后单独归还也行，现在开始上课。”

我个子矮，坐在第二排。整堂课，感受到前后左右射来的目光，锥子似的。

次节是美术课，美感似乎荡然无存，那两块钱就像春天的毛毛雨，谁身上都沾了星星点点。

第三节是课外活动。女生踢毽子、跳皮筋，男生打篮球、踢足球。

我参加足球组。满场飞，前奔后跑，拼命争抢，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放学铃响，犹自恋恋不舍，又踢了一会，直至教导主任来催。我揣着一丝侥幸回到教室，捂着书包，犹豫许久，才轻轻打开——一桶冷水从头浇到脚，没人归还钱包。

回家，心情郁郁。从来没丢过钱，那痛，像胸脯压了一块巨石。这两元钱，是我从去年一分一角积攒起来的。曾经想买《西游记》，到书店一看，定价三块二；《红楼梦》，四块；《水浒传》更贵，五块四；《三国演义》便宜一点，也要两块三。今天原打算去书店看看，或许有价廉也物美的好书，结果，因为一时疏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改天上学，头节课又是语文。下课前，刘老师旧事重提：“我昨天说了，玩笑嘛，每个人都会开的。一个人老是一本正经，木头木脑，连玩笑都不会开，那也太枯燥了，是不是？作为老师，我倒宁愿班上多几个玩笑大王。但是，玩笑也要有度，开过了头，就物极必反，既伤人，也伤自己。我还是那句话，哪位同学藏了，希望尽快还给卞同学。如果觉得豁子闯大，有点下不了台，可以私下找我，我绝对为你保密。”

消息早就长了翅膀，中午放学，外班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都在我身后指指戳戳，议论纷纷。

午后，我无心去书店，早早到校。发现别人到得更早，几位班里干部，蹲在篮球架旁开小会，其余的男生、女生，也三一组五一群，在操场上踱来踱去。谁也不进教室。

我一人待在教室。过了一会，大宝（化名）走了进来。他偏瘦偏高，大耳垂，卷卷发，欢眉，喜眼，一脸灵幻气。可惜父亲殁了，一个寡母，要管他和弟弟，顾不过来。他就开始旷课，成绩直线下降，他好像也不在乎。平常，他和我是平行线，互不相交，今天，却破例走到我桌前，说了一堆安慰的话。大意是：你是好学生。我知道这两块钱对你很重要，那个拿你钱的家伙，真不是人。可惜我也没钱，要不然，一定帮你买想要的书。还说：我认准，将来你会读中学，读大学。我是不会再往下念的了，我会去做工，赚了钱，支持我弟弟读书，你如不嫌弃，也会帮你买书。

大宝说我会上大学，这正是我的梦。能读懂我的梦，就是古人所谓的“知音”，心头顿时热乎乎的，且掠过一丝歉疚，怎么就没关心过大宝的梦？

大宝说要打工赚钱帮弟弟读书，我的心猛然一抖。他弟弟读一年级，和我四弟同班，偶尔来我家玩，说到他哥哥，小家伙咋舌，说哥哥管他老鼻子严了，那口吻却分明是欢喜。莫非大宝旷课，其实是在打工？

大宝说将来赚了钱帮我买书，我固然不指望，但我相信他会这么做，直觉他是个说到做到的男子汉。

傍晚散学，一位班干留下我，悄悄透露，他们暗里排查，大宝是主要嫌疑人：有人揭发，昨天午后，大宝第一个进的教室。今天午后，大家都看见了，他一人走进教室，和你套近乎，明显心虚。

我默然。大宝是班里公认的“落后分子”，是最容易被猜疑的对象。但他下午的讲话已先声夺人——夺了我的魂。我认为大宝值得同情，值得信任，我不认为他会拿走我买书的钱。

气氛变得怪异。人人左顾右盼，目光闪烁。

语文课上，刘老师强调：“同学们！考验我们五甲班的时刻到了。我们是红旗班，不容许有人泼脏水。”

傍晚回家，母亲把我拉到里屋，询问丢钱的事。

之前一直瞒着，既然母亲晓得了，我就把经过说了一遍。

母亲告诉我：“早晨上街买菜，在朝阳桥头，碰到摆小摊的大宝的妈妈。她跟我说，你儿子丢了两块钱，班长找大宝谈话，指出丢钱那天午后，他是第一个到校，因此，有必要认真回想，积极提供破案的线索。话里话外暗示，如果大宝提供不出有用的线索，嫌疑就会集中到他的头上。大宝说，这不等于认定就是他偷的嘛。他很冤枉，自己表现是不好，但从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如今被人当贼看，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设身处地，我体会到大宝的愤懑。

“我是看着大宝长大的，”母亲说，“这孩子没了爸爸，缺少指引，常常逃课，人还是诚实的。”

“大宝逃课，是去打工，赚钱支持他弟弟读书。”我叫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母亲惊讶。

“昨天他跟我说的。”我把猜想当成了真实。

“这是个好孩子，性格有点像他爸。”同在一条街上住，家家户户原是熟悉的。

“怎么办呢？”我头晕，觉得害了大宝。

母亲捋捋发丝：“丢了就丢了，不找了。”

“但是刘老师有压力，他认为这事影响班级的名誉。”

“你当初不要对着其他老师的面讲就好了。”

“唉，讲出口的话，现在也收不回来了。”我但愿从没有过那一天，也从没有过那两元钱。

“这事本来是说不定的哩。”母亲分析，“万一你是在上学路上丢的呢？万一中午有外边的人溜进教室呢？”

是啊，凡事都有万一。尤其第二点：教室的门平时不上锁，学校虽然有传达室，但是没有围墙，外人想进，很容易。

母亲有了决断。她打开衣箱，取出两块钱，交给我：“你拿去，明天上学跟老师说，有人把钱搁你抽屉了。”

改天，也就是事发后的第四天，我一大早到了学校，四顾无人，把两块钱折成细条，塞进课桌抽屉里的夹缝。随后拿了一本书，到操场上念。

上课时，趁刘老师背对大家，在黑板上书写，我故意打翻墨水瓶，慌里慌张拿张纸去擦，擦了桌面，又擦桌肚，趁机从夹缝抽出那两元钱，展开，大叫：“找到了！两块钱找到了！”

最高兴的，是刘老师。他双手撑着讲台，满面春风：“我认准了是开玩笑嘛。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谁藏的呢？当然是他的好朋友，最了解最知心的朋友。钱一直藏在抽屉里，根本没动窝。让你们猜，让你们急，他学诸葛孔明，稳居中军帐，独坐城楼观山景。我看哪，这个同学将来可以干大事。”

最轻松的，是大宝。我注意到他的眼角噙着泪花。

最长了心劲的，是我。

我把两块钱还给母亲。母亲是全职的家庭妇女，整天操持家务，顺带搞点副业，如养兔子、编苇席、扎笤帚。我听说一把笤帚仅仅能赚几分钱，天啊，两块钱，相当于扎六七十把笤帚——你不难猜出我的感受。

至于我要买的书嘛，反正是摆在书店的架上。镇子小，书店离家很近，想看啥书，往书架前一站就行。累了，也可以坐在地上，营业员是不管的。不仅不管，我体会到，对我还相当照顾，有时一本书未看完，被人买走了，营业员会主动跟我打招呼，马上进货，过两天就有新书到。因祸得福，我有时觉得这两块钱丢得好——也许我不该这么讲，但时光之刀偏向这方面雕刻，我越来越喜欢逛书店，逛出了瘾，套用日后流行的一种句式：不是书房，胜似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