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春：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古物学和古物文化

大体来说，古物学就是通过搜集和研究古代的文物试图复原逝去的古文明，从事此类工作的人通常被称为“古物学家”。古物学兴起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在中世纪衰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再度复兴。

通常我们把文艺复兴运动分为两大部分：文学的复兴（即“人文主义运动”）和艺术的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始于对古代优雅的拉丁语和拉丁语文学的热爱，代表人物彼特拉克不仅仿效古代文体创作了不同类型的作品，例如史诗、书信集、对话等，而且对古代文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业余的古物学家。在15世纪前半期，随着古典文化热的进一步扩散，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出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群体，他们对古物的兴趣愈发浓厚，例如波焦·布拉乔利尼、弗拉维奥·比昂多、安科纳的齐里亚克等。波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搜集古代的手稿，故有“搜书人”的雅称。此外，他还热衷于收藏古代的雕塑。齐里亚克在地中海地区广泛游历，搜集了大量的古代铭文，最后写作《旅行记》。比昂多是15世纪早期颇负盛名的古物学家，其代表性着作有《复兴的罗马》《凯旋的罗马》和《意大利解说》等。

意大利文人学者对古代文化的推崇，也影响了本国艺术家。佛罗伦萨艺术家布鲁内莱斯基和多纳泰罗曾结伴到罗马旅行，专门考察古代的建筑遗存。布鲁内莱斯基把他在罗马学到的古代建筑原则应用于自己的建筑设计中，使得建筑风格发生了从哥特式风格向“文艺复兴风格”（当时的人称为“仿古式”或“罗马式”风格）的重要转变。15世纪中后期的画家波提切利在仔细观摩了古代石棺上的人像浮雕之后，在绘画中细腻地呈现人物的服饰，更具写实感。16世纪早期画家曼泰尼亚在绘制古代历史人物时，尽量让古人的衣着打扮符合历史场景，而不是让古人披上中世纪或他们那个时代的服饰。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文物保护和收藏的意识。画家拉斐尔被教皇任命为文物专员，系统调查了罗马城的文物现状，并向教皇呈交了一份文物保护报告。与文物保护并行发展的是对古物的收藏热。《拉奥孔》的意外出土激发了新一轮的古物热，罗马教廷开始注重古物的收藏，这些收藏奠定了后来的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雏形。意大利文人学者和艺术家们感兴趣的除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物，还包括东方的古物，例如古埃及的方尖碑等。

在16世纪，古物学并不局限于搜集和收藏古物，还体现在研究古代的意识，最典型的是古物学家皮罗·李古里奥。1553年，他出版了《论罗马的古代》。此后，他结合古物学知识和绘图技能，绘制了一幅古罗马的城区图。意大利人的古物学成为别国学者学习的榜样，例如，英国人威廉·卡姆登仿效比昂多撰写《不列颠志》，德国人孔拉德·凯尔蒂斯仿效比昂多撰写《德意志解说》。

到17世纪，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古物学家是卡西亚诺·达尔·波佐，他撰写了大部头的着作《纸上博物馆》。耶稣会士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则研究了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的《大秦景教流行碑》。安东尼奥·波西奥的遗作《地下罗马》首次系统地探索了地下罗马的重要考古遗址——早期基督教徒的墓窟，开启了“基督教古代”的考古研究。

18世纪意大利的古物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前罗马时期、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意大利古物研究。一些学者搜集和研究罗马人统一意大利之前的远古意大利的古物和历史，他们尤其关注埃特鲁里亚的古物，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科尔托纳学社。不过，大多数意大利学者的兴趣还是集中于罗马时期的古物研究。在中世纪古物研究领域，最着名的学者则属卢多维科·穆拉托里。他的6卷本《中世纪意大利古物》并非中世纪意大利的通史，而是由75篇专题研究组成的一个汇编，穆拉托里凭借这部着作跻身西方中世纪研究的开山鼻祖之列。

18世纪也是“大游学”的高峰时期，欧洲北方上层阶级及其子弟纷纷来意大利进行文化朝圣，与中世纪时期的宗教朝圣不同，大游学的主要目的是欣赏古典时代的文化遗产，顺便考察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到罗马搜罗文物成为旅行家的一个爱好，强劲的需求导致罗马出现“挖宝热”和专门制造假文物的产业，此外，还出现专门为游客制作纪念品的行业。罗马教廷也有意识地打造罗马的“文化古都”的地位，成立了欧洲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公共博物馆：庇护-克莱芒博物馆。

除了罗马，那不勒斯也是18世纪意大利重要的古物文化中心。18世纪早期赫拉尼库姆和庞贝古城的发现，震动了整个欧洲知识界。到赫拉尼库姆和庞贝古城参观成为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普鲁士艺术史家和古物学家温克尔曼对此尤为关切，撰写了《赫拉尼库姆通信集》，介绍了上述考古发现。温克尔曼利用为罗马枢机主教阿尔巴尼充当文物管理员的机会，潜心研究古代西方的艺术品，写作《古代艺术史》（1764年）。很显然，他的这部着作是在古物学传统中孕育的。温克尔曼根据艺术风格对古代西方艺术品进行分类，并提出“类型学”和“分期断代”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也是后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考古学惯用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世纪的古物学家和17世纪的古物学家存在明显的差异，他们并不局限于古物的搜集、收藏、分类和鉴赏，还试图解读古物背后的信息，把这些古物作为构建欧洲文明发展史的实物证据。

英国驻那不勒斯的领事威廉·汉密尔顿热衷于古物收藏和研究。他和助手党卡尔维勒合作出版了《埃特鲁里亚、希腊和罗马古物集》。在古物收藏热的推动下，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雅典展开搜刮文物的竞争，埃尔金勋爵掠夺了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法国人法乌维尔也窃取了雅典的不少文物。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古埃及的不少文物被掠夺至法国。这些强盗行径是西方古物学史上极其不光彩的记录。

在罗马、那不勒斯之外，位于意大利南方的帕埃斯图姆发现的三座希腊古风时期的多里克式神庙，进一步推动了新古典主义品味的高涨。在18世纪，雅典还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无法前往雅典欣赏原汁原味的古希腊建筑，只能通过意大利南方的这些建筑遗存一睹风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和意大利南方的古希腊建筑遗存，共同推动了欧洲知识界对古希腊文化的一种浪漫主义想象，希腊热在整个欧洲弥漫开来。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的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也正是这种经久不衰的希腊热促使德国富商施利曼在克里特岛发掘，寻找传说中的荷马世界。虽然他的发掘显得粗糙、不够专业，得出的一些结论也并不可靠，但是在地下寻找复原远古希腊世界的实物证据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至今如此。

综合意大利古物学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古物学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化史的重要意义。首先，在古物学的刺激下，学者们对古代欧洲的典籍进行彻底的搜集和系统的整理，古代作家的知识和智慧为后来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次，古物热直接带动艺术风格和品位的演变，文艺复兴时期对古罗马建筑的爱好导致建筑风格的“古典转向”，18世纪对希腊古物的爱好导致新古典主义风格和品位的兴起。再次，古物学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促使史学研究最终突破古典史学和新古典史学（或人文主义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弊端，向更广阔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演变。最后，古物研究也对后来的西方古典学和考古学的兴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耀春，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