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倡导者

蔡美彪（1928―2021），浙江杭州人，着名历史学家。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49—1952年，为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研究生，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1952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次年转到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81年起，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治学领域涉及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在范文澜编着《中国通史》前四卷的基础上，主持续编《中国通史》第五至十二卷，并完成出版。编纂《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将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长期从事辽金元史研究，兼治明清史。着有《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华史纲》等。主要史学论文辑成《辽金元史考索》。

蔡美彪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论文《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将蒙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等内容融会贯通，进行综合研究，是大家公认的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就的学者。

1979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学会首任理事长是着名的蒙元史大家翁独健先生。1986年翁先生去世后，中国蒙古史学会一致推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先生为学会理事长，蔡先生同时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蔡先生德高望重，为人谦和，作为两会会长，乃众望所归。他为两个学术团体的初期活动倾注心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两会风气很正，老少团结，以学术为重，大家参加学会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学术讨论的质量也很高。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众多专家学者，都对蔡先生非常尊重和敬佩，年长的专家称蔡先生为“蔡公”，中青年专家视蔡先生的为人和学识为楷模。我当时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工作，同时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为学会做好服务和联络工作的过程中，我多受教益。我每次去北京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向蔡先生汇报工作，蔡先生都认真倾听，总是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具体意见。这些意见不仅符合学术团体的情况，又特别注意到研究民族历史问题及会员多民族构成的特殊性，既能突出学术，又能把握好政策，非常有针对性。

蔡先生对少数民族专家的敬重使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曾到内蒙古大学参加蒙古族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蔡先生对宁夏的历史研究工作很关心，1987年，我由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调到宁夏社会科学院工作，一直与蔡先生保持着联系。现在我仍然保留着蔡先生1988年5月10日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宁夏地区“自古至今的历史、地理、文化、民族诸领域均有自己的特色，而前人研究成果甚少，待开垦的领域甚多，今后如能培养、建立科研队伍，扶植新领域的开拓，必将群花同放，硕果丰收，有厚望焉”。他希望宁夏史学界能“开拓新局，有一番作为”。蔡先生的指点和启发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也提出了宁夏开展历史研究的重点。

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民族历史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较少，在蔡先生的关心支持下，我积极联络推动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宁夏历史学会等单位于1990年8月在银川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民族历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100多位从事民族史研究、教学和编辑工作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是多年来在宁夏举行的首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民族历史学术讨论会。蔡美彪先生、杨志玖先生等着名蒙元史研究专家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对推动宁夏的民族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我主持并主编的《宁夏通史》于1993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宁夏第一部完整规范的地方历史着作。1988年由南京大学调入银川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邱树森教授（曾担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并主编的《中国回族史》于199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7年，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牵头，联合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等20多家文博与学术单位，组织多学科专家，历时六年，将珍藏在八省区（市）40多个文物与图书单位收藏的西夏文献、碑刻、题记等进行系统的考释、翻译，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编辑完成的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11月6日,《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座谈会在北京梅地亚会议中心举行。蔡先生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祝贺〈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回想起当年（编写《中国通史》）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30年来，我国西夏学、西夏史的研究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将这30年的中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比较起来的话，西夏的文献整理和西夏学研究的成绩，应该是最显着的领域之一”。“这部书的出版，体现了我们学术界一种团结合作、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样一种团结合作、奉献的精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很值得大家学习。”他希望西夏学专家“还需要和相邻的一些领域，辽史、金史、宋史、藏学、蒙古学等等，实现更大范围的协作，使我们出版的文献，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西夏学》第3辑，2008年7月）。蔡先生的高度评价、肯定和提出的希望，强调了充分发挥历史文献的作用，着眼宏观，指向未来，对西夏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蔡先生在中国通史、蒙元史、北方民族史领域深入耕耘研究几十年，既长于辽金元史，又古今贯通；既继承前辈学者的治史传统，又吸收现代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新中国历史学的承前启后者。他在蒙元史研究中，不仅注重运用汉文传统史料，而且尽可能利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资料。他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观。

大家共知的是，蔡先生从1953年起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1969年范文澜先生去世后，蔡先生接替范文澜先生主持编写了第五到十卷。1995年《中国通史》十卷本出版。《中国通史》第十卷写至鸦片战争前。此后，蔡先生又与他人合作，历时十年，编写完成了《中国通史》第十一卷、第十二卷，补写到清宣统退位，记叙了清王朝由衰落到灭亡的过程。这部权威性的《中国通史》，被称为中国史学史上一次“革命性进步”。在进行《中国通史》编着过程中，蔡先生还担任主编并完成了《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的编写，主编大型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2007年，蔡先生担任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亲自主持了辽、金、元三史的修订方案审定，参与审读了辽、金、元三史的样稿。这些都是关乎中国历史学发展及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型项目，蔡先生具有渊博学识、战略眼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成果惠及后世。

蔡先生完成了《中国通史》及一系列重大项目，已是八十岁高龄。蔡先生并未就此搁笔，他很早就酝酿着要写一本为大众普及、更便于阅读的纲要性中国历史读本。社会有需求，向全民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正确的历史观和准确的历史知识教育，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也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希望和倡议，对此，蔡先生义不容辞，又用了三年时间，独立完成了30万字的《中华史纲》的编着，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学术性通俗着作清晰扼要地阐述了从远古到清朝末年的中国历史，分析了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联系，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张海鹏先生在《蔡美彪〈中华史纲〉的风格与贡献》（《北京日报》2012年8月27日）一文中说：“这本《中华史纲》只有30万字，却在30万字的篇幅内，把中华五千年历史都写进去，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不是对中国历史有全面、宏观掌握的大手笔，难以成其功。”这本书“是一部很好读的中国通史简写本，也是一本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文风的中国通史”。

我想表达的一个突出认识是，蔡先生不同于仅仅是个人成果丰硕的专家，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能驾驭历史学领域的全局，善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史料与观点的统一，断代与通史的融会，史实与文字表述的完美。他强调要善于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正是蔡先生的这条治史之路，让他贡献出流传于世的宏大巨着，并且影响着后世的学术发展，他是一位学术大家，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学术战略家。

（作者系宁夏大学教授、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