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望来：高屋建瓴 洞烛幽微——唐长孺的中古道教与佛教研究

唐长孺先生（1911—1994）是我国着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创建者。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其相关论着一直被学界视为经典，对其学术成就、治学风格、典范意义等方面之探讨与成果相当丰富。具体到中古宗教（主要是道教与佛教）领域，唐先生刊布一批重要论着，提出系列精辟论断，将相关研究向纵深推进。对此，唐先生弟子冻国栋、牟发松教授等已有简要概括。近年来，道教与佛教研究成为中古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前辈大家的学术传统加以回顾与总结，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古道教与佛教研究的传承与发展。因而，笔者拟在前贤既有阐释基础之上，进一步梳理唐先生的中古道教与佛教研究，就其突出贡献与治学理路等略陈管见。

唐长孺先生早年即开始关注中古道教与佛教。冻国栋在《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1942年条下云：“撰写读《文心雕龙》札记、道经与道教札记。”（附于《唐长孺文集》第八卷《讲义三种》，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页）1948年，唐先生在《燕京学报》第35期发表《白衣天子试释》一文，对北朝弥勒信仰问题作了精微研究。此后直至晚年，在约半个世纪的治学生涯中，他所着以中古道教、佛教为主题或部分涉及此领域的多种作品陆续问世。牟发松在《唐长孺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唐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重读所着三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一文中，对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等重要着作中，有关思想、文化与宗教的部分篇章，已有罗列和阐发，但未将宗教部分进一步区分开来，所列论着也难免有所遗漏。他有关中古道教与佛教研究之主要论着，可大致归纳为3类共18种（包括不以宗教研究为主题而关系较深者；以单篇论文为主，也兼顾专着、讲义、书序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唐先生所撰词条涉及道教与佛教内容者）。其中，中古道教研究8种，中古佛教研究8种，兼涉中古道教与佛教2种。

陈寅恪先生治中古史，注重思想文化，宗教方面用力尤多，其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着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2页）唐先生接续陈先生传统，以史学求真之精神、实证之方法，对中古佛教史与道教史展开系统、精细而独到的研究，卓然自成一家，为中古宗教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成熟奠定基础，其学术贡献与治学特点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四端。

其一，基本文献的重视与开拓。唐先生治中古宗教史，有着深厚的文献基础，既对相关文献全面掌握，又注重世俗文献与宗教文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土文献与海外文献的综合运用。如《白衣天子试释》一文，虽是他最早正式发表的中古宗教史论着，但各种史料信手拈来，传统正史与类书，佛教僧传、经典、类书与造像，及敦煌文书等，皆有充分利用，其引《高僧传》《续高僧传》《法苑珠林》和《梁书·诸夷·扶南国传》论慧达之族属与活动地域，核心史料网罗无遗。又如《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一文，考察吐峪沟所出佛经残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藏吐鲁番所出佛经残页及日本藏佛经题记等典型史料，以论证高昌与南朝的往来。再如《太平道与天师道——札记十一篇》之“一、曹腾宗族墓砖文与黄巾口号”，利用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的曹氏墓砖所记“苍天乃死”之文，指出早在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前相关口号已在民间传播。寥寥数例，已可见他对中古宗教研究基本文献的掌握达到惊人的高度，对新出或稀见文献的重视有着示范意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他负责点校之《魏书》，其中《释老志》一卷之校勘记多达五十四条，对于文字讹夺及不可解处等多有精当校勘考订，价值很高，历来受到学界赞誉与重视。

其二，寻常细节的洞察与发覆。唐先生治史，善于从小处着手，从一些人所习见、不以为意的寻常处出发，察微知着，融会贯通，最后得出出人意料而又令人信服的重要结论，此在其中古道教与佛教史研究中亦有鲜明体现。如《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一文，从道经《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所收《大道家令戒》与《阳平治》两篇所记三个曹魏年号及《大道家令戒》与《天师教》两篇所记“秦人”称谓，关注诸经大致创作年代与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考察魏晋期间天师道在北方活动情形，进而说明张鲁北迁后天师道在黄河流域的发展和向江南的传播这一段向来隐晦不明而又极其重要的道教历史。又如《白衣天子试释》与《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二文，从弥勒教尚白之普遍特征出发，揭示其与后世摩尼教、白莲教等之关联，指出北朝弥勒信仰虽衰落，但其在民间的潜流与影响仍不可小视，为我们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三，关键问题的把握与探讨。中古时代是道教和佛教关键发展演化时期，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皆有广泛而深远之影响，其间千头万绪牵涉多端。唐先生之中古道教与佛教研究，聚焦于宗教发展自身脉络及与现实政治、社会的联系，着眼全局，把握关键，尤其注重宗教发展之时代背景与特征、宗教与政治之复杂纠葛，对此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为后来者示以纲要、指出门径。如道教方面，《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对巴蜀天师道与成汉政权相互倚重利用的典型政教关系之揭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一文对天师道由地域性信仰向全国扩展关键历史过程的梳理，《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一文对天师道与神仙道结合并援引儒、佛二家之中古道教基本发展倾向以及上层神仙道教与民间方术道教大致分化的阐发；佛教方面，《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一文相关部分对佛教与名教关系这一佛教在中土立足与发展关键因素的讨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一文相关部分对佛教对于南北东西各政权各地区间交流、交往特殊贡献的揭示，《南朝高僧与儒学》一文对南朝佛教高僧兼涉玄儒显着倾向及南朝学风的论述等，皆是关涉中古道教与佛教发展根本与总体面貌及此时期历史进程与统一趋势的重大问题，其严谨论证成为有助全面认识中古时代特殊性质、把握中古时代特殊地位的经典论着。

其四，普遍规律的归纳与提炼。唐先生中古史研究的显着特点之一，即非常注重探讨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如冻国栋教授所言：“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的结合上，在历史与逻辑之统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唐长孺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此点在唐先生中古宗教史研究中亦不例外。如他所云：“佛教流传中国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固然有了变化，但就实际作用来说却只是为名教羽翼，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不单是佛教如此，历代常常有人提倡三教同源，不论怎样说法，总之是必须肯定儒家名教，至少在现实问题的处理上如此。”（《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之“六、佛教与名教的关系”，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5页）这揭示出中古宗教服务于现实政治此一根本政教关系，对于佛教在中国弘扬以至古代中国宗教发展的普遍规律作出深刻总结。又如他指出，“佛图澄的法术，释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基础”（《十六国·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收入《山居存稿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1页）。虽是简略概括，实际已对名僧在中古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同阶段佛教中国化的重心所在作出了规律性总结。再如他指出：“韩愈、李翱都排斥佛老，以卫护孔孟之道自任，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佛道影响，尤其李翱，他实际上继承了南朝后期儒玄释兼通的倾向。不妨说在魏晋南朝玄学和宋朝理学之间，李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由于他的中介，二者之间依稀有一条线索可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第四章第二节“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6页）。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古佛教与道教研究虽非唐长孺先生主要关注之领域，但他对之亦有深入耕耘和突出贡献，其研究自成体系，结论精辟独到，如道教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三吴、巴蜀地区天师道之系统研究，佛教方面对中古佛教中国化、北朝弥勒信仰之持续探索等。然而他非常谦虚，在晚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之“后记”中谈道，本书虽说完成，实际上缺漏甚多，比如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思想学术方面理当说明佛道两教的发展。事实上对于佛道二教，业已积稿数万言，却因自己感到这方面修养欠缺，终于删除。尤见先生之严于律己。

（作者：姜望来，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