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耕华：历史书写的重心——吕思勉撰史的特色

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里说传统史学的弊端之一是“偏重于政治”，虽然这种“偏重”有其原因，但现代史家的撰史总要纠正。由此留意吕先生撰史的偏重。吕氏着述甚多，涉及方面也广，难以用一句话来总括。按我的阅读体会，大约为：古代史着述，偏重于民生；近代史着述，偏重于文化及改进；通俗读物的撰写，偏重于历史经验教训的交流。

古代史着述以民生为主

吕氏的通史、断代史，分上下两册，一叙“理乱兴亡”，即通贯或断代的政治史；一叙“典章经制”，类似于典志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史。“典章经制”的专题，除官制、选举、兵制、刑法、宗教、学术等内容外，还有不少是论述财产（生计、赀产、地权不均）、赋税、振贷、籴粜、仓储、漕运、实业（农业、工业、商业）、货币、衣食（侈靡之俗、禁奢之政）、住行（宫室、交通）、葬埋等内容。所以，严耕望说吕氏的治史“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其实，说重视社会经济，不如说重视社会的民生。按吕氏的看法：“国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生活。”所以，说经济，其实就是说民生。有关民生的内容，在他的着述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以民生为重心，就是要写出民生的实际状况。比如，汉代休养生息，论者多关注国家赋税一面，说汉时“三十税一”，田税甚轻。吕氏则关注赋税之下民生的一面：“古代的田，是没有私租的，汉世则正税之外，还有私租，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仍未见减轻，还只有加重。”“汉代的钱价，远较后世为贵，人民对于口钱的负担，很觉其重。”又如贞观之治，论者多引《旧唐书》里“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的话；却不引《戴胄传》所记“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九成宫）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话，写贞观之盛世，怎可不写民生实况这一面。吕氏论古代币制：“中国历代的币制，是紊乱时多，整理时少。从汉到宋，只有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钱，是受人欢迎的。此外就都是迫于无法，只得拿来使用。这两种钱，在社会上通行的时代，实在很短。就是这两种钱通行的时候，也还有别种恶钱，夹杂在里头。”所以“从汉到宋，社会上用钱的人，实在困苦万状”。币制的书写，论者常停留在制度表面来推论它对经济、贸易的推动作用；而受币制影响最切的民生，却不加关注，实在是本末倒置。吕先生这种关注民生实况，以民生为视角的历史书写，值得后人取经。

近代史着述偏重文化及改进

吕先生的近代史着述也不少，主要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及《日俄战争》等。这些着述的书写，都偏重于文化及其转变。

吕先生说：“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为之文化。”“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环境是不能无变迁的，当环境发生了变迁，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也当随之变迁。但是，文化的变迁总是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文化的优劣，既看它能不能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看“改变的速度，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这是国家盛衰兴亡的根本原因。

由此，他把国史分为三期：一是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二是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三是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他说：“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但“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循此思路，他又列出近代史的三大问题：一是到近代，我们的环境发生哪些变化？二是进入近代时，我们的文化正演化到怎样的状况？三是因环境变化而激发的文化改革有无发生，如何发生？这是吕着近代史的主题。

读吕先生的近代史，书中所写的史事、人物，都是近代文化变动中的具体实例：有的是守旧如故，还是用“旧眼光”对付新问题，如清廷官员与俄国交涉伊犁问题的做法。有的是文化改革的“先觉者”，如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文化改革虽是一波三折，却也屡仆屡起，它构成了吕氏近代史的主旋律。因改变的速率和程度上的差异，他把近代历史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二，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文化的改变，体现了文化的生机，它当“时时在改变之中”；“一个民族的文化，当其发生剧变之时，总不免相当的牺牲和苦痛。当这时代，对于新文化，深闭固拒愈甚，则其所受的牺牲和苦痛愈深”。所以一定要打破文化的平衡。“文化的平衡”就是“乐于保守，惮于改革”。他强调“能变才有生机”，希望我民族的文化能够“转变”，能够实现“伟大的转变”！正如赵庆云所说，吕先生的近代史着述是不同于“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另一种叙事模式。这种以文化及其改进为重心的近代史书写，在学术史上也是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通俗读物侧重读史心得

吕先生写过许多历史通俗读物和时论文章，这些着述都是面向大众的，所以其书写重心，与学术着述又有不同。

通俗着述要能引人入胜，自要写出趣味性。但吕氏认为，趣味性不是目的，借助这些有趣味的人或事，要写出史事背后的“理”。即古人所谓“言理在事，理不离事”。而这“理”，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

比如，吕先生《三国史话》写关羽失荆州，说“关羽这个人，是有些本领的，我们不能因他失败而看轻他……这件事情（失荆州），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实在是失败的远因”。这不能不说是刘备的心计太工埋下的失败远因。“所以心计过工，有时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的……凡事还是少用机谋，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书中写汉代刺史及汉人对刺史官名的议论。他说，汉朝的刺史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但他们关于刺史、州牧名称的议论，实在是错误的。刺史是监督官，它与行政官不同。“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这就是借史事来说做事、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都是吕先生读史的心得，写在通俗读物中，是想与读者分享交流。

借历史说事理，其实就是体会、交流历史的经验教训。但吕先生反对泛泛地谈论“以史为鉴”。因为史事总是日新又新，以史事为借鉴，很容易犯“执陈方以医新病”的毛病。20世纪40年代，学术界曾有一次关于迁都还都的讨论，不少学者从历史角度论述了都城选址及其原则。吕先生也很关注这场讨论，写了一篇《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他说，历史上的那些都城选址的议论，都是“陆恃马力，水恃帆力”，打仗靠长矛、弓箭年代的经验之谈，今“有轮船、火车、飞机、摩托、电信”，“昔时的地理形势，早给现在的交通工具打破了”。所以，今日讨论建都选址及建设，就不能限于前人的这些意见。世事是复杂的，有时社会情形已发生变化，而前人的经验就不适用了；有时虽历经十数百年，有些情形却无根本改变，那么前人的有些经验仍有参考价值。他在文章中指出：“古人言治，首重风化”，“风化”即社会风纪，“京师昔称首善之区”，都城的选地或建设，自不能忽视此点；而古人有关社会风纪对都城治理的议论，很值得读史者深长思之。

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如把这三个“大”换成“民生”“文化及其转变”“历史经验教训的交流”，庶几也可用作读吕着的关键词。这是我读吕着的心得，愿与读者分享之。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