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五四”时代的文化激进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是无可争辩的，它彻底冲破了旧思想文化的藩篱，以响亮的“民主”、“科学”及个性自由解放的呼唤发起了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运动，以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以及文化论争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造就了一代新的知识青年，使中国文化真正步入近代。

同样，毋庸讳言，主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五四”时期的反孔言论人们多已耳熟能详，不必一一在此重复，需要着重检讨的是这些态度所以发生的观念基础。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最开始是从东西文明差异之比较出发的，很快便明确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全面抨击与批判，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发展一直持续到“五四”之后。“五四”前后的文化批判运动在思想上可以追溯到谭嗣同、章太炎及刘师培，但清末民初的反儒家思想尚未形成为一个运动，文化激进主义在“五四”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从整体上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困难当然与固有文化有关联，但更主要的是执政者顽固抗拒世界潮流以保护既得利益，保守派政治、军事的力量仍有影响；加上这样一个有着辽阔领土与众多人口的帝国，其转向自然不如日本来得便利；而且，在整个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偶然性的因素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的领导者们是把政治的偶然性视为文化的必然性，陈独秀坚持“尊孔与复辟有必然的联系”，把“伦理的觉悟”看成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及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立场。正是由这里陈独秀得出结论，不管孔学中是否还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因其伦理纲常为帝制之支柱，故必须彻底打倒。

上述立场表明，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激进文化批判运动，其文化批判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目的，伦理的、文学的革命都是首先作为维护共和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基于此种立场，陈独秀等人对于文化问题并不是依照文化发展的内在价值加以评判，而是依据达成政治目的的需要加以褒贬。这种对于文化的政治功利主义态度蕴涵着一般性的功利主义文化观，这在陈独秀整个《新青年》的活动中十分突出。

正是由于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文明和检讨中国文化时以功利主义为基点，所以他完全摒弃价值理性的标准，极力称赞“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于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陈独秀不仅变成一个战争与鲜血的崇拜者，而且公开提倡文化教育中的“兽性主义”，抨击“独尊人性”，高呼“保存兽性”。他说“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声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活也，曰顺性自然、不饰伪文也。晰种之人殖民事业遍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与此同时，把爱好和平与注重文化教养看成东方民族的“卑劣无耻之根性”而加以诋斥。

如果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早期受尼采和福泽谕吉的影响很大，那么，1917年后则更多地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这比起《新青年》的初期无疑更具积极的启蒙意义，而全盘地反传统思想更借此而发展。陈独秀的话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是有代表性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不仅以民主和科学整个地反对孔子与儒家，而且把科学民主和古典文学完全对立起来，提出：“分明晃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这个逻辑无疑是指，实行政治的共和必须同时推倒楚辞汉赋韩文杜诗等整个古典文学传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伦理革命主张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主张，从文化观念来看，实际上是引入 “科学”、“民主”及反贵族性的“平民性”作为判断文化价值的根本标准。新文化运动中的反贵族性的平民性观念虽然并不包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观念，但后来《新民主主义论》以科学、民主、人民性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标准与“五四”精神有直接联系。

由以上可见，“五四”时期以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以传统与现代水火不容，要求彻底打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就其出发点和根本观念来说主要有三点：第一，强烈的政治指向。第二，以富强为判准的功利主义。第三，以科学、民主排斥其他文化价值的信念。这三点几乎成了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完全认同的普遍观念。把文化批判作为直接性的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与传统士人的政治中心取向的影响有关；以富强为终极关怀发于近百年中国积贫积弱、百受屈辱的境地；以科学民主为判断文化价值的基本坐标，一方面表现了近代知识分子追求科学民主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发展和文化近代化过程的误解。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也许自身含有一些矛盾，如新文化运动既有明显的政治指向，而又夸大了文化意识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对文化意识作用的夸大可能是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判断上的一种错觉，而以政治目标为着眼点似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更基本的意向，也许这才可以解释新文化运动迅速折入政治行动中去的原因。

在检讨文化激进主义时不能不提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或习惯，即“矫枉过正”。由于旧文化以汉字刊刻，所以干脆废除汉字，由于中国人文弱和平，所以就大力提倡“兽性”，因为张勋复辟提倡尊孔读经，所以就须把孔子彻底打倒，正如陈独秀与汪精卫所说“中国人把男女防闭看得这样重，只有索性实行乱交，可以破破这固执的空气”。矫枉而过正为历史实践中所常见，问题在于，主张不必过正，其结果尚不免有所过正，而直接主张过正，其流变更可想而知。毛泽东20年代即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成了红卫兵与工农兵“横扫牛鬼蛇神”的有力根据。这表明“五四”时代的矫枉必须过正的运思方式已成了20 世纪中国人共同继承的遗产。

——选自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