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小骏：美国的焦虑

步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在宣誓就任后的首月内，就密集采取一系列堪称“政治地震”级的行政措施，对内对外做出诸多重大改革及政策、人事调整，引起强烈反响。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首月所释放的巨大政治能量，加上早前选举季中“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所示现的强大影响力，真切反映出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容忽视的结构性政治张力，及伴随而来的集体焦虑情绪。对此，世界需要小心应对。

社会深层结构对立分裂 民主程序无法解决

美国的立国格言是“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结构性的对立分裂，却始终困扰美国政治发展。这些分裂对立，往往涉及具有根本性质的经济利益、种族认同、意识形态等难以调和的分歧，无法藉日常民主程序得到解决。因而，周期性的选举震荡、政治“素人”（amateur politician）崛起，乃至街头政治勃兴、政党政治失效重组等图景，都会在美国历史的长卷中定期出现。

这现象由来有自。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其基础部分原本是北美13个大小不同、互不统属的殖民地，在共同摆脱英国控制的斗争中结合而来。19世纪的“新世界”定居者，在“天命昭彰”（Manifest Destiny）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下，认定美国拥有向西扩张、横跨北美大陆直至太平洋海岸的神圣权利。1845年12月27日，奥苏利文（John L. O'Sullivan）在其《纽约晨报》（New York Morning News）专栏中就提出，美国有权兼并俄勒冈属地，因为“该主张乃据吾等昭昭天命之义，尽取并支配神赐之洲以施行托付于我等之自由与联邦自治之伟大实验”（注1）。

组装原初美国的13个殖民地的多元性，加之美国领土扩张过程中吸收的大量异质领土（包括所谓的Spanish America）所带入的多样性，使美国始终需要重视与处理其国内的结构性矛盾。如果说美国制宪中出现的大、小州之争，尚可通过所谓“康涅狄格妥协”（Connecticut Compromise）得到缓解（注2），那南部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州与北部工商业各州在蓄奴问题上的政治对立，就显然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加以解决。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只有靠代价惨重的南北内战方能一决胜负。

美国社会的深层对立，还源自种族问题。20世纪的民权运动，把以非裔美国人为主体的有色人种平等权利问题，推向政治斗争最前线。1957年9月4日，阿肯色州为了执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护送9名黑人学生进入原本的白人学校就读，需要出动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对学校实施封锁后，方能奏功。直到21世纪的今天，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急促脚步声，仍不断提示种族问题的幽灵始终在北美大陆徘徊，从未远离。

2004年，亨廷顿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人生最后一本，也是最具争议的着作Who Are We（《谁是美国人》）一书中，提出美国的先驱国民认同，是所谓的“WASP文化”（“WASP”由“白人”、“安格鲁-萨克森”和“新教”的英文首写字母组成）。亨廷顿认为，符合这些文化标准的欧洲移民，绝大多数都忠于美国《独立宣言》、宪法及其他开国文献中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因而有资格构成文化及认同意义上的美国主流社会。

亨廷顿认为，大量涌入美国的西班牙语移民（Hispanic migration）则不然——这些西班牙语移民独立自主，坚持保持自身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社会组织。在亨廷顿看来，这是对“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致命挑战，必须将其作为对美国存亡绝续所构成的最主要及最直接威胁来严肃面对。

今日重读此书，从亨廷顿的行文中，仍不难处处看到MAGA运动某些意识形态的滥觞。

藉对外扩展缓和内部对立 脱离孤立主义

从经济地位之别、宗教文化之异，到政治分野之争（持枪权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文化取向之对立（妇女是否应有堕胎选择权？），美国社会存在的深层矛盾复杂又多元。但从19世纪开始，美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善于通过对外扩展领土空间、扩大国际经济联系，甚至参与对外战争等途径，来缓和内部的致命矛盾对立。在这过程中，美国逐步变得外向，脱离因为“两洋屏障”（注3）而带来的固有孤立主义倾向，愈来愈深度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并在二战后一跃而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塑造力量，冷战后则一度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

全球化本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然演进过程，从15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随着交通和信息流动方式的进步而缓慢前行。然而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首次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翌年，已成为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将其正名为“国家信息基础架构”（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这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展速度。

1993年，美国白宫发表《国家信息基础架构行动计划》（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genda for Action）。该文件富有预见性地指出，此一架构将是无数“电脑、数据库和消费电子产品”展开通讯的无缝网络，把“海量信息带到用户的指尖”。该计划说，美国国家信息基础架构旨在“开启一场信息革命，将永远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互动的方式”。随后，世界主要大国均跟随接入国际互联网，一个崭新的互联网时代拉开帷幕。

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化程度史无前例的跃迁，也极大扩展了美国的无形领土空间和整体经济规模。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互联网红利，以及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安全红利，使美国经济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美国内部的严重矛盾，被经济繁荣所暂时掩盖遮蔽。美国经济的欣欣向荣，也反映在其政党政治在这一时期的平稳轮替。

全球化下的“正街”与“华尔街”矛盾

互联网经济和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专业技术精英的狂欢，催生了美国以硅谷资本家为标志的互联网新贵阶层，以及伴随而来的金融、法律、教育、医疗制药等行业大发展。

但对于被摒除在这些号称“全球婆罗门阶级”的专业新贵之外的普通美国人而言，互联网黄金时代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而痛苦则持续又漫长：一方面，全球化使全球资产阶级和专业精英，实现了跨越国界限制的一体化和同质化，他们共同管理全球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令产业链和生产要素流动超出国界。产业链的全球化，带来的是质优价廉的消费品，也带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及传统行业衰落凋零，“正街”（Main Street，指代普通美国人）与“华尔街”的矛盾开始出现，并不断激化。

在全球化中受到损害的基层美国人，把怒火转向以互联网新贵为代表的全球专业精英。所谓“99%对1%”的阶层战争口号，日益深入人心。2020年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46岁的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临死那句“我无法呼吸”（I can't breathe）被不断政治引伸，成为在全球化中被损害和被剥夺的人民群情激愤之导火索。2021年1月6日国会山庄之变，更是将美国社会对政治精英的失望、对全球化浪潮的抵制，及对政治架构求变的普遍心理，以戏剧化和极端形式表现出来，引起世界瞩目。

美国政治进入大变动时代

全球化对美国基层社会的巨大冲击，与美国政党政治的历史性失范，及美国对自身全球大国地位的认知调整互相叠加，形成了显着的集体政治焦虑，并由此催生出美国内部的“文化战争”，以及各式各样令人眼花撩乱的政治变革力量。美国政治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政党政治、大国博弈和文化战争对美国影响究竟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连载之一)

注1：原文是“the right of our manifest destiny to overspread and to possess the whole of the continent which Providence has given 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 and federated self-government entrusted to us”

注2：其主要办法就是设置两院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下院）按各州人口多寡以比例制选出；参议院（上院）则无论人口多少，每州一律选出两名参议员

注3：“两洋屏障”是指美国东海岸面向大西洋，西海岸面向太平洋，这是美国赖以抵御外来攻击的天然屏障；“两洋屏障”论传统上是美国外交孤立主义支持者的论据之一

（作者是比较政治学者、港大中国制度研究中心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