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国家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积极推动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展现了我国的责任担当。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的设计初衷，是给予不发达国家贸易投资领域自由化和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但目前其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不发达国家，而是扩展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2024年，我国分批次推出了单方面免签、优化过境免签等系列政策，实施对象辐射至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从领域方面来看，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也已从关税优惠等货物贸易领域，逐渐扩展至医疗、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对华贸易和投资门槛，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提高我国经济吸引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友好包容的开放态度也容易获得对方国家或地区的对等开放，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宽松和稳定的外部环境。澳大利亚和日本对我国签证管理政策给予的积极回应并放松对我国公民签证的管制就是例证。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已经从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旨在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制度型开放的主要载体、制度创新的重要来源和运用场景实施地。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和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相关领域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是进一步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
深化外商投资体制机制改革。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不断演变，国际合作与竞争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态势。外商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促进技术交流、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大国博弈加剧，“脱钩断链”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稳外资的意义格外重大。通过完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举措，可以为外商投资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信心。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全面取消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外市场的良性竞争和国际合作。面向未来，深化外商投资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应给予在华投资者在投资自由化、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的高水平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给予外商投资者在华开展业务全生命周期制度支撑，达到稳外资、吸引新投资的目的，对冲全球价值链重构和投资转移风险，提高经济韧性。
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是我国外贸短板，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近年来，《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等政策文件的施行，充分显示出我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领域的决心。随着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合作向前推进，在绿色技术不断迭代、绿色产品推陈出新、碳排放认证体系不断完善、绿色财税金融政策加持下，绿色贸易开始出现，涉及的产品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绿色贸易保护势头加剧、绿色壁垒不断增强，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美国《清洁竞争法案》为代表的国际碳关税体系已颇具雏形，且极有可能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未来我国诸多高碳产业发展即将面临低碳规则冲击，加强国际碳规则谈判，加快绿色产业转型，实行绿色生产迫在眉睫。在数字技术的强力支持下，跨境电商平台迅速崛起，跨境电子商务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同时，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冲击着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数字化特征，尤其是在个人隐私保护、大型互联网平台治理、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数字治理领域尤为明显。面向未来，应加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磋商和谈判，推动达成多边数字贸易协定，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依托，现已进入精雕细琢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进一步在“硬联通”和“软联通”上下足功夫。“硬联通”方面，继续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六大走廊产能合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以及“丝路电商”和投融资合作。“软联通”方面，借鉴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探索共建国家在技术标准制定、检验检疫结果互认、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落地场景，实现更高水平的制度协调与规则融合，同时还要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建立国际化人才队伍。此外，为了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还需不断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建立海外商会联盟等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等。
（作者：谢申祥，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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