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犯罪检察厅厅长张晓津在做客最高检厅长访谈时披露了李传良贪腐案进展。李传良违法所得没收案涉案金额逾31亿元，是全国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
2024年10月11日，《人民法院报》刊发了牡丹江中院关于黑龙江省鸡西市原副市长李传良贪腐案的公告。李传良在担任鸡西市财政局长、市政府副市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骗取、侵吞等方式贪污巨额国有资金，并涉嫌收受他人贿赂，涉案金额超31亿。值得注意的是，李传良在2017年辞去公职前，就把家人转移到了国外，他本人也在2018年11月15日逃匿境外。
张晓津介绍，案件办理期间，检察机关加强监检衔接配合，就案件整体认定思路以及区分财产属性分清违法与违纪财产、以确定数额提出申请没收意见等重点问题形成一致意见，并针对犯罪事实性质认定、程序适用、违法所得追缴等提出补查意见。此外，检察机关还追加认定李传良违规干预、插手工程建设，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3100万余元涉嫌滥用职权罪的事实，并依法提出没收申请。
为解决职务犯罪嫌疑人“卷钱外逃”的难题，《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修订时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浩文表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我国目前开展境外追赃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在立法中确立不以定罪为前提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助于及时推动案件的审理，切断外逃腐败分子资金链，挤压其在境外的生存空间，积极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追回转移到境外的腐败资产。
中国自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已初步形成了与国际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并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推进跨境腐败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在国际层面，中国与多个国家新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等，与多个国家反腐败执法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初步构建起覆盖各大洲和重点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在国内层面，中国已构建起以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为主体，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反洗钱法、引渡法等为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的明确要求，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立法规划也将反跨境腐败法列入其中。当前，这项反跨境腐败的专门立法工作已驶入快车道。
商浩文介绍，中国成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整合各职能部门力量，规范工作程序，明确职责分工。监察体制改革后，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其他各职能部门做好衔接配合并依据相关法律授权履行专项职责，上下一体、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这一跨境反腐败工作格局，为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提供了组织机制保障。
在实践层面，中国连续开展“天网行动”，截至2024年12月15日，检察机关对21名外逃腐败官员作出逮捕决定。对12名外逃归案职务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其中“红通人员”8人。积极适用刑事特别程序，对12名逃匿、死亡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提出违法所得没收申请。
商浩文指出，跨境转移资产追踪难、识别难。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通过洗钱的方式向境外转移腐败资产的方式多种多样。犯罪分子通过虚假的贸易和金融交易或通过地下钱庄和境外赌场等手段秘密向海外转移资金，企图打乱资金转移的链条，同时还通过在海外的经营或者买卖活动改变资产的形态并赋予其合法形式，大大增加了甄别和证明非法资产非法来源的难度。此外，他们还利用一些国家的银行保密制度同我国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差异抵抗相关案件的查处。
商浩文认为，要将符合国际社会规则、适应我国现实需要的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一方面，遵循相关国际规则能够较大程度上得到相关国家的承认，促进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法治信任，为后续工作奠定良好基础。相关凝聚国际共识的法律机制的建立能够增强办案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对外遵守国际惯例和他国法律，对内依法调查取证、严格依法处置，促进追赃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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