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静：当一位独立学者被顶刊“拉黑”

做一位优秀而有影响力的学者难，做一位优秀而有影响力且独立于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更难。当一位独立学者被学术顶刊“拉黑”，无疑是被宣判“学术死亡”。近百年前，就有这样一个案例。“汉学沙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一九二九年在其所主编的世界第一份，也是顶级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Pao）中公开审判了奥地利独立学者赞克（ErwinRittervonZach）：

赞克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因其蠢笨而受到鄙视；作为一个人，因其粗野而失去为人的资格。对于《通报》，赞克先生已经不再重要了。（《通报》第二十六卷，一九二九年，367—378页）

伯希和是欧洲汉学界绝对的学术权威，是一位好论战的“学术警察”，而赞克却并不那么为人所知。一八七二年，赞克出生于维也纳贵族家庭，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五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因健康原因中断学业赴荷兰，弃医从文，在汉学重镇莱顿师从施古德（GustavSchlegel）、高延（JanJakobMariaDeGroot）学习汉语。他熟练掌握德、法、英、汉、满、藏、梵等多种语言，曾将李白、杜甫、韩愈诗以及《昭明文选》大部分译为德语，但一生中没有就职于高校或研究机构，是一名独立学者。一九〇一年，赞克为奥匈帝国驻北京使馆工作，结识了同在北京的伯希和。他们曾有过志同道合的“蜜月期”，但这段友谊以一九二九年的“公开拉黑”为终点。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两人分道扬镳？

蜜月：志同道合的异国知音

伯希和以性格好斗着称，一生中发表了大量书评，在这两点上赞克与之相同。两人还有另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共同点——踏入学术圈的第一步均是向当时的学术权威施古德开火。施古德是荷兰汉学家，《通报》的创始人之一。一九〇一年，伯希和最早发表的一批书评即为对施古德的批评（[法]戴仁：《写书评与打笔仗的伯希和》，《吐鲁番学研究》二〇二三年第二期，144—152页）。

赞克早期“学术弑父”指向的也是施古德。施古德是其在莱顿休养时的老师，非常欣赏赞克。一八九七年，二人合作翻译嘉庆皇帝诏书，由赞克负责满语部分。赞克对九岁起学汉语、自矜语言水平的施古德的汉语翻译大失所望，同年发表了批评文章，拉开了对施古德“围剿”的序幕。伯希和当然也关注到了。一九〇二年，赞克长达十五页的《再谈应该正确评价施古德教授》，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院刊》，就在伯希和的书评后。他的批评比伯希和更为尖锐，指责施古德是“学术骗子”（charlatanscientifique）和“病态现象”（phénomènepathologique）（[英]傅熊：《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175—176页）。这种从学术批评扩散到对学者人身攻击的批评风格伴随了赞克终生。不过，赞克是“对人不对事”，我发现他在翻译《昭明文选》时仍在引用施古德的《星辰考原—中国天文志》（SingChinKhaoYouen，UranographieChinoise，1875）。

赞克在北京发表的博士论文《词典编撰文稿》（LexicographischeBeitrge，1902-1906）得到了伯希和的认可。赞克的博士论文与今时我们理解的专论不同，大部分是对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的《华英字典》（AChinese-EnglishDictionary）的订正和补充说明，还有少量对理雅各、施古德和伯希和的订正。尽管不完全赞同赞克的批评风格，伯希和意识到赞克对词典编纂的狂热对欧洲汉学发展大有裨益，对其赞许称：“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有哪位汉学家具有与他相等的甚或超过他的资格可以担负起这项工作。”对赞克指出自己的错误，伯希和给予了温和的回应：“赞克先生提醒我一个名字的形式不正确，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原文是蒙古语，而恢复该名称的真实拼写是有好处的；如果说我当时不这样做并且现在仍然不选择这样做，那是因为我本人热爱蒙古语，我也正在等待赞克先生和施古德先生关于此词的最终翻译。”（TexteschinoissurPānduranga.Bulletindel’Ecole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Tome3，1903，p.649-654）赞克回应：“我要衷心感谢赫美玲（KarlErnstGeorgHemeling）先生和伯希和先生对我作品的友好改进；我希望他们今后也能继续指出我的错误。”（《词典编撰文稿》第二册，一九〇四年，101页）二人围绕“婆罗”词源与意义所展开的学术讨论从一九〇三年延续到一九〇九年。赞克长于汉语文献，指出了“婆罗”“叵罗”或“颇罗”在《佩文韵府》中的使用。伯希和则长于梵语、印地语，从词源学出发指出“婆罗”与梵语、印地语的关系。这场谈不上输赢的论战丰富了汉学研究的内涵与方法，也只是两人丰富多彩生活中的调剂。一九〇八年，伯希和抵达敦煌，赞克谋求天津领事馆职位未果离开中国。一九〇九年，伯希和劫掠中国大批文物回到巴黎，赞克则就职于新加坡领事馆，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并拒绝了海参崴东方学系提供的教职。

变奏：荒腔走板的学术友谊

“一战”爆发后，赞克被英国驻新加坡殖民当局没收了个人财产，图书及作品手稿大多在此时散佚。“一战”后，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及谋求美国大学的教职未果，一九二〇年，赞克贫困交加，无奈进入荷属东印度税务部门工作，一九二五年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蜗居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在种种困境下，赞克仍发表了大量翻译及评论文章，并与伯希和保持联系，将个人在不那么主流的刊物如雅加达当地的德语社团刊物《德国了望》（DeutscheWacht）上所发表的书评有选择地寄给伯希和。

一九二七年伯希和在《通报》上指出，赞克所翻译的佛教术语“象教”准确性存疑。赞克则在《德国了望》上发文称“除了我的译法之外绝无其他可能”。赞克认为没有更多的人加入这场论争，是因为他人敬畏伯希和的权威：“任何德国期刊上都不可能刊登这些更正，因为编辑们不想冒犯伯希和，也畏惧他的报复。现在我更了解他，知道他和我这个小人物一样，对任何提醒他注意自己错误的人都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感激伯希和能继续指出我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HartmutWalravens（Hg）.ErwinRittervonZach-GesammelteRezensionen：chinesischeSpracheundLiteraturinderKritik，Wiesbaden：Harrassowitz，2006：61）赞克狡猾地删除了这段对伯希和权威的认识之后，寄给了伯希和，而在伯希和读到删除的部分之后也就越发愤怒。赞克又抓住《善恶因果经》“舌短者从屏处盗骂尊长中来为人”之“盗骂”，批评伯希和译为“偷窃和咒骂”是不准确的，应译为“在背地里骂人”。实际上伯希和在“偷窃”后加上了一个讨论性质的问号，“voler（？）etmaudire”，这被赞克有意识地忽略了。

伯希和此时仍保持着大家风度，在《通报》上回应赞克对“象教”的翻译是有道理的，并原封不动刊登出来赞克对《善恶因果经》的所有勘误。但伯希和认为关于“盗骂”的意见他无法采纳，批评赞克“几乎没有触及文本中那些晦涩难懂的段落”，又列举了十多页赞克对《华英字典》勘误中的不准确之处，认为赞克不能说明出处的批评订正算不上严谨。

伯希和的批评触及赞克内心最深处的骄傲与梦想——词典编纂。赞克一直认为当时汉学研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缺少一本详细、可靠的词典，赞克称：“为这部大词典能在未来完成而积累一砖一瓦，并将它们提供给同仁接受检验和评价，是汉学界每一位工作者的义务。”（《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184页）他曾得意于自己对《华英字典》的纠正得到了翟理斯本人的认可与回应，也因此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及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伯希和打蛇打到七寸，进一步引发赞克的愤怒与人身攻击。赞克虚构了一场与杜甫的梦中相遇，借杜甫之口批评伯希和：“你们欧洲汉学家真是一群奇怪的人，比如巴黎那个汉学家老头，一位虚假的伟人，研究了三十年仍然无法正确翻译我的任何一首诗，还伪造我的生卒年月。他对印刷工作了如指掌，对中国精神一无所知。”（ViatcheslavVetrov.ErwinRittervonZach，GesammelteRezensionen.BochumerJahrbuchZurOstasienforschung，2012（36）：278-284）

一九二八年，前文所叙赞克有意没寄给伯希和的部分批评被有心人专门寄给了伯希和。伯希和在《通报》上公开回应：“赞克先生说，他之所以在巴达维亚发表他的评论，是因为德国没有一个刊物可能刊登这些订正，他说因为这些期刊的编辑不愿意与我吵架，还害怕我的报复。但是赞克先生的文评是写给我的，我也完整地发表了这些勘误，就像我发表他写给我的对其他人的作品的同类文评一样。赞克先生是个快乐的教条主义者，他对所有问题都做出不加考虑和不接受辩驳的裁决……赞克先生让我‘以微笑迎接这场抨击’，这的确使我笑得更开心了……在三十年的汉学生涯中，我犯了不少错误，但并不是每次都有机会改正。赞克先生应该收到这样一份错误清单，这样他就可以继续胸有成竹地动笔了。”

赞克看到后，又抓住伯希和忽视了法国传教士冯秉正（MoyriacdeMailla）和荷兰卫士林（G.Vissering）对“盗”的解释：“这种真实的或假装的无知是汉学家在反驳批评中不可原谅的错误，而这里伯希和所表现出的肤浅使得他在其余之处表现出的近乎病态的一丝不苟（尤其在书目问题上！）显得十分滑稽可笑。”（ErwinRittervonZach-GesammelteRezensionen：chinesischeSpracheundLiteraturinderKritik：82）赞克还质问伯希和为什么不把自己在《德国了望》上的全部批评放到《通报》全文转载，而只选择性地针对。

伯希和忍无可忍，在一九二九年的最后一期《通报》上以一篇《致赞克先生》为这场纷争做了个小结，也正是本文的开头—伯希和认真地列举“象教”“盗骂”等问题的始末，表示自己是礼貌而谨慎的，赞克是不可理喻的，只能禁止他在《通报》发表文章。

反思：科学话语与权力共生

在被《通报》拉黑后，赞克没有求和，也没有放弃学术发表。他拒绝这种学术死亡，私人出资在雅加达创办《汉学文稿》（SinologischeBeitrge）杂志，专门刊登自己的翻译，如《昭明文选》、杜甫诗等，并把这些杂志寄给一些友人。赞克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不断为自己辩护，为“公正批评”辩护。他认为学术批评是每个人的权利，是面对汉学界逐渐体制化、权威化的趋势，监督权威学者的方式，是学术进步的途径：

那些笨拙的门外汉有了高明的辅助工具（在此指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和沙畹译的《史记》），就不再翻译任何东西，而只是胡说八道……然而让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是，有人恰恰因为所谓的困难增加而想消除批评，主张共同合作。而没有批评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应该打击的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那些不公正的、阿谀奉承的、应该受到彻底谴责的批评。（ErwinRittervonZach-GesammelteRezensionen：chinesischeSpracheundLiteraturinderKritik：155-156）

在赞克看来，学术批评的对象当然可以是自己的老师。他严厉地指出施古德的错误，虽然“学术弑父”导致在莱顿另一汉学权威高延面前连赞克的名字都不能提。赞克认为，伯希和的学术批评夹杂了人情世故与政治因素后不再纯粹。“伯希和现在指出的错误，之前他的老师沙畹（Emmanuel-èdouardChavannes）也犯过，但为了法兰西的荣誉，他对此只字不提。”（同上，93页）其实，早年伯希和也曾纠正过沙畹的错误，但是比起对其他人的犀利程度，对沙畹的批评则相当克制。一九一〇年，法让耐（FernandFarjenel）对伯希和的攻击株连到沙畹，称这对师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小团体核心。一九一一年五月，伯希和当选法兰西公学教授，七月七日见到法让耐后，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为自己赢得了“夹鼻眼镜摧毁者”之名（[法]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215—231页）。赞克或许没有看明白，伯希和对沙畹的维护只会随其获得教授职位以及继承《通报》的主编等文化遗产而水涨船高，毕竟挨了打的法让耐也只得到了五法郎赔款而已。

赞克并非不知道伯希和的背后是法兰西学院，是《通报》，是欧洲汉学界，是庞大的“体制”。一九二〇年起，伯希和受考狄（HenriCordier）邀请加入《通报》，成为《通报》管理层，为个人赢得威望，获得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跳板；一九二一年，伯希和入选“学者议会”，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从一九二五年考狄过世至一九三七年戴闻达（Duyvendak）加入，伯希和独自担任《通报》主编十余年。赞克常以“法国的PaulStavisky”代指伯希和。斯塔维斯基（Stavisky）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臭名昭着的骗子，法籍俄国人，控制新闻出版界并依靠政府官员背书，发行无法兑换的债券而暴富，事发后引起法国政坛震动。赞克用“谐音梗”将伯希和与骗子并列，敏锐地指出伯希和背后的“政治背书”“垄断出版”等权力的流动轨迹。

“体制”这扇门分开了两人。赞克认为两人的差距不在于学问，“他（伯希和）的声誉主要归功于这种沙文主义的科学体制、汉学的政治化以及追随者们垂涎三尺的无知”（ErwinRittervonZach-GesammelteRezensionen：chinesischeSpracheundLiteraturinderKritik：93）。赞克从未真正获得过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职位，是体制之外的独立学者，在奥匈帝国解体后成了“遗民”，在被权威期刊“拉黑”后据守学术孤岛—个人所创办的《汉学文稿》杂志。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体制内”，是顶刊的主编、是“汉学沙皇”，其人生轨迹正是米歇尔·福柯笔下的科学话语与权力共生，并在权力的加持下走上文化体系的巅峰的过程。伯希和在《通报》上对赞克的“公开处决”，昭示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占有权力的一方对另一方所实施的惩罚。

赞克寄希望于存在一位高于伯希和的“裁决者”，能训斥“这位不是用论据，而是用耳光虚张声势的大师”（同上，112页）。然而，赞克没能等来这样的裁决者。一九四二年，作为德国侨民（一九三八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他被荷兰船只“范伊姆霍夫号”（VanImhoff）遣送前往斯里兰卡，因船只被日本鱼雷击中，不幸遇难。

近百年后，当我们再回顾这一段故事时会发现，“写书评”与“打笔仗”的学术“野史”远比学术“正史”丰富而精彩。生长于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我们，或者说受到现代学科“规训”后的我们，对“书评”和学术期刊的理解或许比百年前要狭窄得多。当然，我们并非提倡完全复制伯希和与赞克这样的学术论争，毕竟我们好不容易才区分开了学术评论与人身攻击的界限。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伯希和与赞克的矛盾是如何引发的。表面上看，二人是因学术批评产生矛盾，也有各自好斗的性格乃至不同祖国“国运”的影响，但向深处挖掘，其背后却笼罩着“权力”的阴影。两人从都在学术体制外时的惺惺相惜，到一为体制内学术权威、一为体制外独立学者的分崩离析，再到“公开处决”的双方，罪与罚，抵抗与反思，声名赫赫与知者寥寥，这不正是福柯笔下科学话语与权力共生的绝佳案例？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谁掌握了权力？谁掌握了话语权？什么制造了权威？学术批评能否公平？学术批评如何真正推动学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