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5 日,身为律师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讲述了自己在山东东营某银行取款时遭遇的荒唐经历 —— 不仅被柜员反复盘问,最终还被对方报警处理。据《大河报》当日报道,涉事银行工作人员回应称,这是遵照东营市反诈中心的规定:取现 1 万元以上必须说明用途和资金来源,“核实严格是为了防诈骗”。
这位网友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当时他因出差东营恰逢朋友婚礼,打算取笔低于 5 万元的现金随礼,可刚提出取款需求,柜员便接连抛出尖锐问题:“取现是什么用途?”“上个月某某某给你转的钱是怎么回事?” 面对这种超出常规的盘问,网友未能 “积极配合”,没想到柜员当即表示已联系反诈中心和派出所,只因电话无人接听,便要等反诈中心出警核实。最终,耗时半天的他没能取到钱,只能悻悻离开。
这起事件让人立刻联想到前两天引发热议的另一件事:江西多地电信运营商在办理新手机卡时,竟要求用户提交无犯罪证明,工作人员同样以 “反诈需要” 为由辩解。好在这种明显加码的行为很快被监管部门叫停并要求整改。从电信办卡要无犯罪证明,到银行取款 1 万就要报警,两起事件看似无关,却折射出同一个问题:部分机构把反诈责任异化为对普通民众的过度审查。

不可否认,银行、电信运营商等机构肩负着反诈防控的法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就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客户尽职调查和可疑交易监测机制。但法律强调的是 “精准防治”,而非不分青红皂白的 “一刀切”。把每个正常办理业务的用户都当作潜在诈骗分子,本质上是对自身风控能力不足的回避,更是对公众合法权益的漠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早已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必须遵循 “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 的四大原则。在没有任何证据指向用户存在电诈嫌疑的前提下,仅凭 1 万元以上取款金额就阻挠业务办理,显然违反了法律刚性规定。更令人不适的是,柜员还主动盘问网友此前的转账记录来源与目的,这种超出业务必要范围的询问,已然涉嫌侵犯公民隐私。
更讽刺的是,这场 “严格核实” 的背后,是反诈机制的低效失灵。既然当地反诈要求如此严苛,为何关键的反诈中心电话却打不通?让用户在营业厅白白耗费半天时间,这种 “为了防骗而制造麻烦” 的操作,显然背离了反诈工作 “保障群众生活便利” 的初衷。要知道,深圳市反诈中心早在 2018 年就实现了反诈专线 98.3% 的接通率,全年还成功拦截被骗资金 4.1 亿元。同样是反诈,深圳用高效精准的服务守住了防线,而东营却用僵化的流程给群众添了堵。
反诈工作确实至关重要,仅 2018 年深圳一地的案例就显示,网购诈骗、贷款诈骗等五类案件占比高达 71%,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控压力可见一斑。但越是压力大,越要讲究方式方法。银行的尽职调查制度,本质是识别异常风险的 “过滤器”,而非阻挡正常业务的 “挡箭牌”。按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求,银行应建立的是 “符合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特征的异常账户和可疑交易监测机制”,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定位风险,而非对所有用户搞 “有罪推定” 式审查。
这种层层加码的做法,最终只会陷入 “两败俱伤” 的困境:对用户而言,取款自由被限制,个人隐私受侵犯,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对银行来说,繁琐的审核流程不仅增加了自身运营成本,更会消耗公众的信任。江西电信的加码行为已被叫停整改,东营银行的类似操作显然也该引起警惕。
反诈工作需要回归常识与理性,多一道审核环节不等于多一分安全,关键要看实际效果。公众期待当地能尽快给出明确答复:反诈中心电话为何无人接听?银行究竟有无权利拒绝正常取款?1 万元以上取款需核查来源用途的规定依据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一位网友的遭遇,更关乎千万民众的基本权益。唯有在依法合规的框架内精准反诈,才能真正实现 “维护社会稳定” 与 “保障公民权利” 的双赢。
文章来源于网络。发布者:火星财经,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engcheng.com/article/108276.html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