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亿独居老人：“外包儿女” 够吗？

风里裹着点海腥味的下午，沿海老小区的锻炼器材旁，这边的老邻居正唠着菜场物价，那边的大爷刚把象棋摆开架势。跟往常没两样。

直到张奶奶的身影拐进小区口，大伙都顿了顿。老人家手里攥着个布袋子，旁边跟着个高高壮壮的汉子，肩宽能把小道占去一半，手里拎的菜袋勒得指节发白，茼蒿、青椒、五花肉、排骨，显然不是张奶奶一个人吃的。

往日里见了邻居只点头的张奶奶，音量比平时明显提高：“这是我大侄儿！特意从外地回来瞧我！”又指着菜袋补充，“非要给我做饭，说不放心我一个人，以后要常来。”

汉子顺着张奶奶的话，跟邻居们挨个打招呼，声音憨憨的。邻居们嘴上应着“真好”“难得”，眼神却在他俩身上反复停留——张奶奶无儿无女，这片区谁不知道？哪突然冒出来个大侄儿？

等进了家门，张奶奶才问：“他们没看出来吧？”汉子点点头，一口方言听得实在：“恁就放心！我这就给恁炖排骨。”汉子叫凯哥，是张奶奶妹妹帮忙预约的“外包儿女”。

01 撑腰

凯哥头回敲张奶奶家门，门镜里的光暗了又亮，磨了好一会儿。张奶奶瞅着他右肩露的半截护肩龙、裤脚晃过的火麒麟，觉得这人“不像好人”。直到凯哥报出“您妹妹让我来的”，门才“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第二次上门，张奶奶很快就招呼凯哥进屋。

年近80岁的张奶奶，已经习惯了在大连的生活，但习惯不了老伴走了以后的孤单。小区里一部分是相处了多年的街坊邻居，还有一些三五十岁的后搬来者。这其中不少人对张奶奶的态度，不知不觉地从可怜，变成了寻常日子里的琐碎欺负：买豆腐时摊主挑那块最小的，“一个人吃，少点也没事”；逢年过节碰到，邻居叹着气看似关心，“没孩子就是可怜”。张奶奶每次都不说话，不想惹麻烦。

后来张奶奶的妹妹找到了凯哥。

头回上门，张奶奶一边埋怨妹妹“瞎花钱”，一边偷偷瞅凯哥，却不愿多说话。凯哥没多待，坐了一个多小时，了解老人的情况，说好“以后常来看看您”后离开了。

第二次，一老一小从上午十点聊到十一点多。到了饭点，凯哥说：“您歇着，我去菜场买点菜，给您露一手。”

凯哥认为，邻居们觉得张奶奶孤身一人，没个靠山，才敢在这些小事上糊弄。他就陪着张奶奶一起亮相，让大伙知道，老人不是没人管。

每次来，凯哥总拎着东西：无糖蛋糕、八宝粥，还有老人爱喝的低脂牛奶。这已经超出“订单”范围。

所谓“外包儿女”，是由一个松散的团队承担的情感陪伴服务。而“订单”，多来自凯哥发出的短视频下的评论或者私信。需求方的诉求往往并不复杂，诸如帮忙撑腰、出头讲理、震慑对方等。团队接受委托前，会与需求方建群沟通，确定上门频率、是否携带礼物、是否需要多人同行等细节，由法务评估风险。再根据情况设计上门方式——第一次沟通，第二次陪同出行或家务。

凯哥的工作流程也基本如此。他16岁在大连学过厨师，颠勺、切菜的手艺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那天他在张奶奶家做了蒜泥茼蒿、西红柿炒鸡蛋，还有道大白菜炖五花肉——都是炖得软烂、老人牙口能嚼动的。

去的次数多了，凯哥才知道，张奶奶的儿子早没了，老伴前年也走了，妹妹腿脚不好、在养老院，一年来不了两回。后来每次去，他都陪张奶奶在楼下转两圈，见了邻居就大声打招呼。

武汉的赵耀辉教授在中国健康与养老的调查中提及：我国60岁以上独自住的老人，差不多有1.6亿——要么一个人过，要么就老两口相依为命。

凯哥还接过一单：老两口的儿女都在国外，就算有电话、有寄来的保健品，身边有老伴相互陪着，日子也没比张奶奶强多少——邻居照样会说“孩子远在国外，跟没孩子一样”。

凯哥帮他们的法子，还是陪买菜。他陪着老两口从菜场回来，在楼下转了两圈，见了人就打招呼。就这么一来二去，那些爱说闲话的邻居，也改口问“孩子从国外寄啥好东西了”，再也不提“日子辛苦”的话。

之前有个瘫痪的老爷爷，儿女忙，请了护工，可护工照顾得马马虎虎——早上做一顿饭，中午晚上全是热剩饭；老人喊换尿不湿，护工坐在老远的地方，磨磨蹭蹭好半天才过来。

凯哥去了一次就看出来了。他要是亲儿子，可以把护工换了；可他是“外包儿女”，这决定做不了——万一新护工更糟，他担不起，毕竟不能天天在这盯着。

于是凯哥坐在老人床边，大声说：“叔，您要是受了委屈别憋着！你跟我说。我以前练过散打，谁欺负您，我立马过来！”

凯哥团队

02 “恶人”与好心

凯哥的“外包儿女”团队，核心成员有九个，没有固定薪酬，多是以“半志愿者”的形式参与。九个人有个共同点——不像“好人”。

凯哥初二没读完，练散打一半是喜欢，一半是怕被人欺负；胳膊上纹的护肩龙，也是当年特意选的，就想遇麻烦时，能靠这“凶相”少点事。

团队目前有近两千人，分散全国多地，成员背景各异，退伍老兵、散打教练、白领、律师。平日里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在相应的订单分配到自己后，才开始干活。根据工作量得到一定的收入。和零工中介的模式没有本质区别。

“做了好事，还有一些报酬。”凯哥说，也算是让好心肠有了回报。但更多时候一些琐碎的工作都是免费的，比如一些律师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等。但开始诉讼程序需要律师付出相当多的精力时，就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凯哥跟新队员聊得最多的一句是“别把自己当保镖，咱得像老人的亲戚”。每次接活前，团队都得先找法务问一句“这事儿合法不”。对方若只是想“找人去骂邻居”，他们会直接拒绝。

社交媒体上，凯哥的“外包儿女”视频，常常能获得大量点赞，但评论区的态度分化明显。一些用户将其视为“情感陪护的创新”、“新赛道”、“老龄化必然带来的情感陪伴新行业”，也有人质疑其中的“表演性”、“赚流量”，“他们不是保镖，也不是亲人，陪聊、代骂、情感修复师没有区别，多数时候只是次抛型的短期陪伴。”

从行业角度看，这类“情感劳动外包”的服务，目前没有统一的监管或职业标准。多数团队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得委托，依靠“熟人介绍”维系声誉。服务内容模糊——既不是心理咨询，也不是家政护理，而是处在灰色地带的“陪伴+沟通”。一位法律从业者指出：“一旦出现误解、金钱纠纷或意外伤害，很难界定责任归属。”

另一个问题在于外包儿女的退出。一方面，情感服务者如何在不制造情感依赖的情况下完成委托，另一方面，当这些短期的情感服务结束以后，老年人持续的孤独和独立问题该如何解决。

来源：凯哥团队视频号

03 出租家人

“外包儿女”不是中国独有的。早在二十多年前，日本就出现了类似的“出租家人”服务。

目前，日本最大的租人公司 Family Romance 在其官网上提供多种角色定制，从家人、朋友到恋人，甚至可以选择对方的年龄、气质、互动氛围。这类服务在日本已形成一定市场规模。一位叫西田一成的老人，妻子去世，女儿也离家没了音讯，他通过 Family Romance 定期租请一对“母女”，一起吃饭、聊天。每次花费约4万日元（约2000元人民币）。

日本的“出租家人”行业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正值经济长期停滞、家庭结构加速解体。Family Romance创始人石井裕一认为：“日本是一个不擅表达情感的社会，很多人年老后，孤独感超过了经济焦虑。”

日本内阁府在2015年的调查显示：跟子女分开住的老人，一周能见上孩子一次以上的仅30.9%；一半的独居老人偶尔能跟儿孙吃顿饭。近三分之一的独居老人认为“自己没朋友”。日本600多万独居老人里，每年有3万多“孤独死”，但这只是官方统计数字，清理公司表示实际数字可能得翻两三倍。

《0.5毫米》剧照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近3亿，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老人。超一半老人是空巢老人（民政部数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78%的老人都把“有人陪”看得比“有人照顾生活”重。能定期见到子女的，不到三成。

中国外包儿女的出现，引发了不少“中国银发经济”的讨论，在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加剧的当下，传统家庭与社区关系被稀释，情感劳动的市场化是“迟早会出现的行业”，只是形式可能会变化。

同样老龄化，同样是对家人有情感需求。日本的孤独更源于社会结构与个人主义文化的长期沉淀。和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老人的孤独和中国邻里关系的变化有关。在中国社会“熟人社会”的传统基因，与城市化进程中邻里关系变淡变疏远的矛盾出现后，一方面传统里“远亲不如近邻”的认知仍在影响老人，老人对邻里的态度十分看重，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子女关系的疏离让老人们陷入无援。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包儿女”满足的不仅是陪伴需求，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感的修复。当张奶奶们面对邻居时，介绍身边的“侄儿”，或许是在重新建构一个可以被理解的社会身份。不过，这类服务更多是“过渡性解决方案”。它填补了家庭和社区支持体系的缝隙，却无法替代公共养老体系、心理关怀机制和长期照护政策的作用。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外包儿女”之所以引人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温情”，而是因为它暴露出一个正在被重写的社会现实：当传统的“亲属关系”逐渐失效，情感与信任的维系，开始被新的社会劳动形式接管。

而“外包”的，不只是情感，还有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