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提离婚7天后遭杀害，丈夫因“抑郁发作”被判死缓

婚后不到三年，佛山26岁女子陈某某因坚持离婚，被丈夫杨某东开车连撞并持刀捅刺，身上留下136处创口，当场身亡。

案发后，杨某东被诊断为抑郁症。7月30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杨某东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构成故意杀人罪，按罪应处极刑，但考虑到本案系因婚姻家庭矛盾所引发，杨某东在案发时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认罪态度较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赔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73382元。

这一判决引发被害人家属强烈不满，尤其质疑杨某东“作案时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陈某某的妹妹陈默(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杨某东在案发前一天曾搜索 “心脏位置”“刀穿过心脏会死吗”“丈夫杀害妻子后自杀后果”等，并在网上购买了三把刀具，还询问姐姐的行踪，显示其有预谋。

就在该案宣布判决的同月，广东惠州“冷某敏杀害了7个月大侄女”案开庭。两次司法鉴定均显示，冷某敏作案时处于抑郁发病期，但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两起案件几乎同时进入公众视野，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对“抑郁症杀人”的原因及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讨论。

过去，抑郁症常与暴力损伤、自杀案件关联，但当其行为触及杀人，案发时的动机、其刑事责任能力如何界定、司法鉴定依据何在，成为热议焦点。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向静为神经医学博士、犯罪心理学博士后，为公安局特邀司法精神病学暨犯罪心理学专家。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抑郁症杀人并不罕见，她基于裁判文书网668份文书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所致命案的发生率并不低，呈逐年上升趋势, 以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者为主，作案动机多为家庭矛盾为主导的现实性动机与病理性动机相结合的混合动机。

8月18日，被害人家属向东莞市检察院申请抗诉，未获支持。随后，他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上诉，除原判的7万余元外，还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64.3万元，并将向广东省检察院申请刑事抗诉，诉求是判处杨某东死刑立即执行。

与此同时，杨某东方面也已提出上诉。9月16日，其母亲对中国新闻周刊称：“一切交给法律。”

四分钟内捅刺近百刀

陈某某和杨某东是大学恋人，两人在2021年5月结婚。陈默称，姐姐因不堪忍受杨某东的控制欲提出离婚，“姐姐见朋友，他也要跟着，经常电话轰炸，甚至跟踪”。

2024年3月1日，因琐事争吵后，陈某某提出离婚并搬离二人住处。7天后的3月8日，杨某东在陈某某公司楼下以自杀相威胁，要求陈某某乘车沟通离婚事宜，并驾车从佛山至东莞市新塘村。

其间，两人在车内争吵，杨某东殴打并掐了陈某某的脖子，其后又捡起路边砖头砸伤挣脱下车的陈某某，并开车追撞。

判决书载明，在一分钟内，杨某东开车共撞了陈某某三次。陈某某被撞后逃至附近一废品站板房内，紧随而至的杨某东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捅刺陈某某的颈部、胸腹部和四肢多刀。120医生到场后宣布陈某某已死亡。

尸检报告显示，陈某某身上的创口有136个之多，其中胸腹部刺穿伤53处，有刀伤86处。案发地监控显示，从杨某东撞人后下车到出废品站驾车离开，仅持续约四分钟。

“他不是抑郁症”

刑法第18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需要提出的是，抑郁症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当前司法界的看法仍不一致。

张忠律师是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刑民交叉业务中心总监，此前曾任职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经法定程序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也已有共识，但对抑郁症，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法院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抑郁症属于广义精神疾病，可以作为量刑时从轻的考量，也有法院持相反意见，甚至不支持当事人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他自己就曾代理过类似案件，“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抑郁症属于精神病，也称精神障碍。”向静表示，《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明确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与《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两个诊断标准，抑郁发作归属于“心境障碍”的类别。

在此背景下，杨某东是否患有抑郁症、案发时是否处于发病期、抑郁症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是该案需要确认的一连串核心问题。

向静介绍，精神病司法鉴定通常在侦查阶段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经上级机关审批后，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精神病鉴定机构实施。鉴定小组一般由三名具有司法鉴定人资格的专家组成。刑警在送鉴前需准备完整的材料，包括被鉴定人的既往病史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现场勘验记录、电子数据及其他证据，并向看守所同监舍人员取证，以全面反映其案发前、案发中及案发后的行为表现与精神状态，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显示，精神检查中记录了杨某东关于个人概况及案情等的自述。躯体检查方面，“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辅助检查中的简明精神病量表提示中度焦虑忧郁，汉密顿抑郁量表显示，可能有中度抑郁症状。

向静指出，医学上多依赖量表评分推断病情，自评量表由被评估者自行填写，他评量表由经培训的医生等专业人员依据短时观察、访谈及相关资料评定，但仍难免受主观或情境因素影响。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等技术可作为辅助诊断手段，但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尚不成熟。

既往病史方面，意见书指出，杨某东自述有抑郁症，未就医诊断。他的父亲和妹妹有精神异常就诊史。判决书中显示，杨某东的妹妹曾于2021年确诊为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杨某东的父亲在案发后就精神方面的问题进行治疗。

“他不是抑郁症。”陈默认为，家人从不知道杨某东有抑郁症，“他平日很正常，只是不爱说话”。 她对杨某东家族病史表示怀疑，称杨某东父亲是案发后才去鉴定，“这一切都是为了减轻刑罚”。

东莞市检察院在《不抗诉理由说明书》中也对上述问题回应称，申诉人提出案发前杨某东无抑郁症，与杨某东的聊天记录及其母证言等在案证据不符。

鉴定之争

早在1989年，《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就明确，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承担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实践中，我国庭审中对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采信率高。据统计，全国各级各类司法机关对鉴定意见的采信率高达90%，在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其采信率也能达到88.9%。

然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威性和决定性一直存在争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曾提出，司法实践上通常由精神病鉴定专家直接得出有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检察官与法官不再作任何判断，完全采纳精神病专家的鉴定结论。

矛盾首先体现在对鉴定意见本身的分歧上。张忠表示，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刑事案件中最容易出现“打架”的证据类型之一。

威海市中级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刘净瑜在2023年发表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质量对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之探析——以王某故意杀人案为例》中指出，司法机关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王某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出现了无刑事责任能力、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3 种互相矛盾的鉴定意见，涵盖了刑事责任能力的全部可能结果。

在张忠看来，鉴定意见的分歧主要源于司法精神病类鉴定缺乏客观的、可量化的科学标准。

一方面，是鉴定材料的局限性。向静指出，鉴定人多依赖知晓被鉴定人情况者提供的日常情况、行为表现、精神状态描述等言词材料得出鉴定意见，但言词材料受个体认知影响，易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实践中部分被鉴定人及家属为减轻或免除刑罚，还存在故意编造、夸大精神症状的情况，严重影响鉴定准确性。

选材方面，向静表示，讯问信息量大，虽有同步录音录像，但刑警难以逐字逐句记录，而有时判断是否存在抑郁症状或其他病理性精神症状，仅依据记录中零散的言词信息推断，记录偏差可能直接导致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

此外，精神病鉴定是一种回溯性判断。向静指出，鉴定需依赖刑警调查取证辅助判断，但实践中鉴定程序常于案发数周甚至数月后启动，被鉴定人当前精神状态与实施危害行为时可能已存在显著差异。

以本案为例，鉴定日期为2024年4月3日，即案发26天后。如何在事后精准推断作案当日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成为鉴定核心难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案发时辨认与控制能力的评估。向静表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考察可结合《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依据作案动机、作案前先兆、作案当时情绪反应、审讯或检查时有无伪装、对作案行为的罪错性认识等18个条目综合判断。

“即便如此，评估仍存在主观推论空间。”向静坦言，作案动机的形成、是否伪装、究竟是病理性精神症状支配所致还是反侦查行为等问题复杂度高，需结合犯罪心理学、侦查学等学科知识进行剥茧抽丝，梳理关联证据链加以判断，而当前鉴定专家多为精神科医生，在一些疑难复杂案件中，精准还原行为人作案时状态存在难度，由此引发的鉴定差异及重新鉴定需求在所难免。因此，可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以破解“以鉴代审”的难题，平衡司法鉴定意见采信权重。

本案中，被害人家属代理律师欧阳武斌认为，无论是杨某东作案前有预谋的搜索杀妻后果，还是作案时回应围观者是夫妻在打架，到杀人后将血衣脱掉，欲驾车逃离，“都不是一个失去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能做到的”。他还称，杨某东为了逃避极刑，有故意伪装迷惑鉴定专家之嫌，如称不记得被害人具体情况，不回应是否有撞人及捅杀等问题。意见书的精神医学评定中也指出，杨某东对案件关键问题多回避。

关于被鉴定人能否成功伪装抑郁症，向静认为，长期伪装精神障碍难度高、代价大，近年来，现实中成功伪装的案例较为罕见。张忠也指出，或存在部分被鉴定人心理素质强、善于伪装的情况，“但伪装与真实精神病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他建议在可行范围内对被鉴定人进行更长期、连续的观察，如持续一月或以上的跟踪观察或24小时监控，以降低主观误判。

对意见书的重重质疑下，被害人家属曾三次向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均未获支持。

陈默称，东莞检察院的回复“仍坚持以鉴定意见为准”。

欧阳武斌则表示，二审将继续申请司法鉴定，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说明鉴定意见形成的依据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