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兴：从周道看西周国家治理

交通道路作为重要的战略设施，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先秦时期，西周王朝为实现对广阔疆域的有效统治，便已构建了连接王都和四方边域的道路交通网络。这些道路在《诗经》等周代文献中被称为“周道”“周行”。

周道如砥——西周的道路网络。《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代道路修得又平又直，主要是为了满足马车行驶的需要。马车从商代晚期以来逐渐得到运用，在西周则成为最重要的战争和交通工具。这就使得道路建设与维护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事业。为了保障道路的安全通行，周道还配有一系列设施。这些设施包括关塞、津梁、行道树等。此外，周道还有统一的轨距，即所谓“车同轨”，使马车在道路上合辙而行，更加稳定和安全。周人也很注重对道路的维护，如《国语·周语》记载：“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在雨季结束后，需要修复被雨水冲坏的道路;在河流水位下降之后，则需要赶紧架设因洪水受损的桥梁。《周礼·地官司徒》又讲：“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这是说城邑附近的道路上需设置庐、宿、市馆，以便行旅往来。

大体言之，周道网络以宗周(今西安)与成周(今洛阳)之间的道路为中轴，再分别以宗周和成周为焦点，向四方大小诸侯国延展辐射。在关中，由宗周往西可串联周原以及位于宝鸡一带的散、夨、西虢等诸侯国，往北溯泾水而上可通往位于泾水中游的要地豳和位于泾水上游的共邑、获国，往东南穿越丹水河谷可通往位于汉水流域的邓、鄀、楚等诸侯国，往东从河、渭之间渡河可以抵达河东，通往位于晋南地区的郇、韩、晋、霍诸国。在东方，由成周往北渡过盟津，可以沿着太行山一路北上，勾连卫、邢、燕等诸侯国;往东经由郑州一带可通往位于东土的曹、宋，再进一步通往鲁、滕、薛以及更远的齐国;经由郑州一带折而向南，自郐、许之间分而为二，东线往南经过胡、蔡，再进一步通往位于淮河上游的息、蒋、江、黄等国，西线则经由应、申，可通往位于汉水沿岸的邓、鄀和位于随枣走廊地区的曾、噩等国。此外还有一些连通上述路线的支线，如晋、虞之间，鲁、卫之间，宋、陈、蔡之间均有周道相连。西周王朝正是借助这一周道网络，联结四方诸侯国，再利用诸侯国控扼各个战略要津，以达到统驭天下的目的。

马车与周道的组合，极大地提升了西周王朝的疆域统治能力。《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穆王之所以能够巡行天下，便是有赖于周道体系的形成。

道通国兴——周道的功能。周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周道首先是行军之路，其修筑与维护也常与军事行动有关。西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常伴随着数以百计的战车出动，对行军道路的要求很高。因此，军队出征需要依托于周道系统，在周道尚不完善的地区，还需要对道路进行开拓和维护。中甗铭文记载周昭王派遣中提前开拓南征的行军路线，并建设王师行营。紧急军情的传递也依赖于周道。多友鼎铭文记载：“用猃狁放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位于泾水中游的军政重地京师，在遭受猃狁的侵犯后，就迅速派遣使者赶往王都向周王汇报，并请求增援。也正由于周道的畅通，多友所率军队及时地将猃狁驱逐出境。

在西周王朝的日常统治中，周道变得愈发重要。周王巡视四方，诸侯朝觐，群臣会同，王朝政令往还，均要依赖周道。《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狩”，“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其说虽然比较理想化，但金文记载表明巡狩、朝聘之事确为西周所有。晋侯苏钟铭文记载周宣王亲自巡省东国、南国，应侯见工钟铭文记载应侯见工在成周觐见天子，夨令尊及作册申尊铭文记载周公子明保在成周殷见群僚、诸侯。此外，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又命其“遹泾东至于京师”“尃奠王令”，即到成周和京师去传布命令，都是通过周道实现。

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诸侯国之间的社会交往，如婚、丧、聘、问之礼，亦由周道往来。堇鼎铭文记载“燕侯令堇饔太保于宗周”，便需从位于今北京房山的燕国，沿太行山东麓的周道南下，从盟津渡过黄河，再折而向西前往宗周。伐簋铭文记载周王派遣使者“伐”前去探望鲁侯，也是从王都出发沿周道前往位于今山东曲阜的鲁国。《诗经·齐风·南山》有云：“鲁道有荡，齐子由归。”这里说的鲁道，实际上就是指齐、鲁之间的周道。齐国嫁女于鲁，即循两国之间的周道而行。借助周道的便利，天下的诸侯、邦伯在共同的礼制文化基础上，交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

周道还便利于西周王朝疆域内的物资流通。东都成周作为东部周道网络的中心枢纽，不仅“四方入贡道里均”，而且是四方物资的积聚之地。北方太行山两麓、东方海岱地区以及南方淮汉地区的物资，均可通过周道向成周聚集。西周晚期兮甲盘铭文记载周王命令兮甲“政司成周四方积”，就是专门负责管理由四方输送而来的物资。这些物资既包括四方诸侯的贡赋，也包括周人从各地获取的战略物资。西周的物资通道，以由成周通往南方地区的金道锡行最为着名。传世曾伯漆簠铭文叙述曾伯“克逖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具既俾方”。这是讲曾国为维护金道锡行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繁阳是南方金道锡行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位于今河南新蔡一带。春秋初戎生钟铭文记载：“嘉遣卤积，俾谮征緐繁阳，取厥吉金。”晋国的戎生也要循周道前往繁阳，去用食盐等物资换取南方的铜料。从宗周通往晋南的周道，则成为西周王朝运输运城解池所产盐卤的要道。西周中期的霸伯簋铭文记载“丼叔来祷卤”，就反映出周王朝曾派遣大臣丼叔前往晋南督理盐政。

总而言之，拥有较高通行效率的周道网络，对西周国家治理，乃至文明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周道网络不仅强化了王朝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统治，而且使周王朝在疆域内推行统一的礼制和文化成为可能，使中央与各地的人员与物资往来变得频繁而稳定。以此为基础，整个天下的疆域和族源不一的人群，均以周王为核心，凝结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西周文明体系由此形成。王朝疆域内各个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高度的同质性和同步性，并且相互影响。因此，周道的开辟建设，成为西周兴起的标志之一，而周道荒废，则成为周王朝衰颓的象征。西周王朝崩溃之后，其道路遗产被春秋列国继承和发展，成为诸侯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进入战国时期，既有的天下道路干线仍然发挥作用，列国内部道路网络的建设与维护更是成效显着。这为秦统一之后，修筑驰道和推行“车同轨”政策奠定了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