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成都银行迎来“75后”董事长，零售短板怎么补？

地处西部地区首家资产规模超过万亿的城商行，成都银行（601838.SH）迎来重要人事变动。

成都银行8月17日公告显示，董事长王晖已提交辞职报告，原因为“组织工作调动另有任用”。成都银行还在公告中对王晖近20年来的成绩进行了梳理和肯定，披露千字长文表达感谢。

新任董事长也在同日确定。根据该行公告，成都市委决定由成都农商行董事长黄建军担任成都银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并提名为董事长一职。

王晖任期内，实现了成都银行从一家区域城商行跨越到A股上市银行第一梯队。经营业绩方面，2024年成都银行实现营业收入229.82亿元，同比增长5.89%，归母净利润128.58亿元，同比增长10.17%，继续位列上市银行前列。

然而成都银行2024年四季度的资本充足率为13.88%，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5.74%。2025年一季度，成都银行资本充足率继续下滑至13.45%。

截至8月18日收盘，成都银行股价18.03元/股，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4%，总市值763.34亿元。近期成都银行股价高位在6月27日，收报24.76元，创下股价历史新高。

2022年8月升任黄建军，执掌成都农商行期间，该行资产规模从2022年末的7212亿元增至2024年末的9142.63亿元。此次接替王晖，意味着黄建军将与来自成都农商行目前担任成都银行行长的徐登义这对老搭档又开始在新阵营“搭班子，能否继续通力合作使成都银行迈上新台阶？

1 成都银行和农商行“将帅对调”，意欲何为？

王晖与成都银行结缘20年。2005年他加入成都银行担任党委委员、行长职务，2018年1月起升任党委书记、董事长至今，任职期间推动该行于2018年1月成功登陆上交所主板，成为四川省内首家上市银行。上市后，成都银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截至2024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1.25万亿元，存款总额攀升至8800亿元，贷款总额突破7400亿元，分别较2018年1月31日上市前增长2.8倍、2.8倍和5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7.81%，连续5年位居A股上市银行首位，股价连续4年位居A股上市银行前四位。

成都银行2024年度报告显示，王晖2024年薪酬为55.6万元，排列第二，并持有该行17.47万股股票。

新董事长黄建军1975年11月出生，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职称。

黄建军此前曾在成都银行有着丰富的工作履历，曾担任多个关键岗位。他历任成都市商业银行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兼目标督查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等职务。随后担任成都银行高新支行行长、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西安分行党委书记兼行长等重要职位。

2020年6月，黄建军转任成都农商银行行长，2022年5月升任该行董事长。此次属于重新回归成都银行。黄建军从成都农商银行获取的预发2024年度薪酬55.25万元，与王晖2024年税前薪酬相差不大。

董事长变更前，成都银行行长也进行了更迭。2024年12月20日该行公告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已核准徐登义该行副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在取得副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后，徐登义担任成都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职务。

徐登义与王晖均是西南财经大学毕业，也同样是“老建行人”。出任成都银行行长前，徐登义为成都农商行副董事长、行长。如今随着黄建军担任成都银行董事长，同意味着这对成都农商行的老搭档又开始在新的阵地“搭班子”。

两家银行董事长对调，这对银行将起到哪些关键性作用？对此，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则认为，首先体现了地方党委对于金融机构领导层的统筹安排和战略布局。王晖与黄建军两位在银行业务管理方面均有丰富的经验，这种高层人事调整通常旨在优化管理结构、促进业务协同以及增强风险控制能力。

“具体来说，王晖转战成都农商行担任掌舵人，有望将他在成都银行积累的丰富城市商业银行管理经验带到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农商行更好地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服务效能。而黄建军重返成都银行担任董事长，则可以利用他对该行内部运作及文化的深刻理解，继续深化金融创新，加强风险管理，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都银行在区域内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这样的调整有利于两家银行根据各自定位和市场需求进行精细化管理和特色化发展”。余丰慧称。

而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键人员与重要岗位员工轮岗指导意见》，高管同一岗位任职原则上不超过7年。而王晖在成都银行担任董事长7年。

不仅成都银行与成都农商行高管互换。近年来，同城银行高管互换屡见不鲜。

例如北京银行行长杨书剑调任华夏银行董事长，华夏银行行长关文杰出任北京农商行董事长。4月上海农商行行长顾建忠出任上海银行董事长；随后，上海银行副行长汪明拟任上海农商行行长。天津银行现任董事长于建忠，此前担任天津农商银行董事长；渤海银行监事长白新宇出任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董事长。

2023年4月，时任重庆银行副行长的隋军出任重庆农商银行行长，目前为代理董事长；2023年8月，时任重庆农商银行副行长的高嵩调任重庆银行担任行长；2023年11月，重庆银行副行长周国华调任重庆农商银行副行长；2025年，重庆农商行副行长张培宗调任重庆银行副行长。

余丰慧表示，同城银行高管互换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和竞争的加剧，银行需要不断调整其战略方向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通过高管互换，可以引入具有不同经验背景的领导者，促进新思路和新方法的实施，有助于推动银行的战略转型。

其次，银行间的高层互换是金融机构内部人才培养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做法能够帮助银行培养出更全面、更具适应性的管理人才，同时也为员工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增强了组织内部的活力和创新力。

再者，资源整合与协同效应。同城银行之间存在一定的地域和资源优势互补性。通过高管互换，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最后，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要求。高管互换也是银行强化风险管理的一种手段。不同的管理者带来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经验，有助于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2 资本充足率承压

近年来，成都银行发展迅速，2018年上市当年资产总额为4923亿，到2025年一季度，已达到1.335万亿。不过成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却未能及时跟上，长期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2021年四季度末至2023年四季度末，成都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13.15%、12.89%；同期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分别为15.13%、15.17%、15.06%。

2024年四季度，成都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88%，依然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5.74%；一级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74%、9.06%，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2.57%、11%。2025年一季度，成都银行该等指标继续下滑，资本充足率13.45%，一级资本充足率9.4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84%。

余丰慧指出，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都有所下滑的情况下，“为确保资本水平符合监管要求并支持业务增长，成都银行需要采取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措施，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也是增强资本实力的有效途径。”

实际上，成都银行已经连续三年发行资本工具。具体来看，2025年5月，2023年7月，成都银行申请发行50亿元资本工具；2024年5月申请发行150亿元资本工具；2025年5月成都银行又获批发行不超过110亿元的资本工具。

3 依赖对公贷款，业绩增速放缓

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政策东风，成都银行迈入高速发展快车道，成为专注于对公政信业务的西部头部城商行。

成都银行的业绩可圈可点，自2017年开始至2024年末，该行交出了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增长的“成绩单”，其中营业收入从96.54亿元一路攀升至229.82亿元，净利润从39.13亿元升至128.5亿元。但自2021年开始，该行业绩增速放缓明显。

2021年至2024年，该行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22.54%、13.14%、7.22%、5.89%，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9.92%、28.24%、16.22%、10.1%。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分别为58.17亿元、30.12亿元。

业绩承压的背后，既有行业原因，也与公司自身业务结构的挑战相关。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净息差持续承压成为银行业普遍的难题，成都银行也未能幸免。

该行2021年-2024年净息差分别为2.13%、2.04%、1.81%、1.66%。2025年一季度其净息差为1.58%，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平均值从2021年末的2.08%降至2024年末的1.52%，截至一季度再次下滑至1.43%。

利息净收入是影响净息差的核心因素。2021年-2024年，该行利息净收入分别为144.22亿元、165.19亿元、176.54亿元、184.61亿元，增速从21.94%逐步下滑至14.54%、6.87%、4.57%。市场利率下行与行业竞争加剧，让传统盈利模式承压明显。

在利息收入增长乏力的态势下，非息收入对整体营收增长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2021年至2024年末，该行非息净收入从5.32亿增长至7.1亿，投资收益从21.29亿元增长至36.24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从3.46亿元增至6.92亿元，表现较为突出。

在市场利率持续下行、银行业息差不断收窄的背景下，拓展非息收入是当前银行普遍的做法，不过该行非息收入在总营收中的占比不足20%，占比相对有限。同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在较大波动性，而投资收益还受市场环境影响明显，这部分收入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难以完全弥补传统息差收入放缓的缺口。

2021年至2024年期间，成都银行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持续增长。其中贷款总额分别为3896.26亿元、4865.84亿元、6244.48亿元、7413.19亿元。长期以来，该行的贷款规模，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公贷款。

2022年该行对公贷款总额为3795.87亿元，2023年同比增长32.02%至5011.17亿元，2024年对公贷款总额达到6026.17亿元，增速为20.25%。与此同时，对公贷款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由2022年的77.81%增至2023年的80.08%，2024年进一步增至81.15%。

而零售贷款规模占比逐年下降，由2022年的1069.97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233.31亿元，增速为15.27%。2024年达到1387.02亿元，增速为12.46%。零售贷款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已由2022年的21.93%下降至2023年的19.71%，2024年进一步降至18.68%。

个人贷款（包括垫款）业务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及其他”、“个人经营贷款”。从个人贷款业务规模看，个人购房贷款2024年年末规模为999.07亿元，其次是个人消费贷及其他，规模为220.95亿元、个人经营贷业务规模167.01亿元，分别较2023年增加了84.14亿元、40.73亿元、28.8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银行2024年个人购房贷款的不良贷款为7.75亿元，较2023年的4.1亿元增加了3.65亿元，同比增长89%，不良贷款率也由0.45%上升至0.78%。个人消费贷款及其他、个人经营贷款的风控水平要高于个人购房贷款。两项业务的不良贷款率，一个从2023年末的0.71%降至2024年末的0.69%，另一个维持在0.97%。

早在上市之初，成都银行便提出“大零售”战略和转型业务格局，此后在2019年明确“精细化、数字化、大零售“三大转型方向。但6年过去后，再回头看成都银行的零售业务整体发展缓慢。

面对业绩增速放缓，这家深耕成都本地的万亿城商行将帅齐换后，未来业务增长点将聚焦哪些领域？又会通过哪些方式提高零售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