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星：“自由国际秩序”的身份危机、焦虑管理以及混合战争

摘要：本体安全理论认为，焦虑是人社会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焦虑促使人们追求权力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塑造未来。在此过程中，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有助于个体与他人分享经验、与他人合作以获得对未来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群体焦虑管理策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阐释国家安全化行为的动机、作用机制、社会效果，并把该策略扩展到自由国际秩序的群体焦虑管理。对自由国际秩序来说，一方面通过把焦虑转化为对主要他者的恐惧，抑制秩序内国家群体焦虑，让国家服从于秩序内的霸权，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秩序维护意义体系，通过意识形态构建道德标准，协调秩序内部关系和与主要他者的竞争。本文以混合威胁安全化为案例，分析自由国际秩序为了应对身份危机，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叙事界定威胁，塑造对手，恢复与主要他者的对抗性惯例关系的安全化行为的动机，进而分析该秩序以应对他者的混合战争为由管理群体焦虑，协调内部立场，加强联盟内部秩序的逻辑、效果以及可能的结果。

关键词：焦虑管理策略；自由国际秩序；身份危机；混合威胁安全化；安全化动机；作用机制

2020年，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政客对中国华为公司的通信技术进行无端指责，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污蔑华为是“中国情报系统安放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称“中国输出数字专制”，敦促各国不要使用华为技术，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背离自己的价值”。他们认为对华为的妥协就意味着损害所谓的“民主、人权、经济独立性和国家安全”。这种无端指责印证了傅莹女士在会议现场的感受：美国对中国，包括对华为的攻击体现了“弥漫在西方内部的一种焦虑情绪 ”。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焦虑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但长期以来，焦虑作为一个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概念，没有得到国际安全研究者们的关注。研究者们更多关注对恐惧的研究，因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安全的自助行为是由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定威胁的恐惧导致的，而且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严格区分焦虑和恐惧以及两者对国家行为的影响。21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和平与安全，诸如不可预测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无法理性解释的激进原教旨主义的传播、突发性大规模疫情的流行等，引起人们对无法控制之未来的普遍焦虑。近年来，随着本体安全理论的发展，焦虑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得到理论化研究。

一、本文的理论框架：群体焦虑管理策略

1.1焦虑与本体安全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本体安全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该理论认为，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动不居，个人在无意识和实践意识层面上都会感受到弥散性的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由于未来不可知，个体无法预期或者掌控未来，从而产生焦虑感。对此，人们唯一能够做的是“需要对他们周遭的自然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持有相对稳定的期待。”保持稳定的身份，个体就能够有效发挥能动性，同时，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他者预期。拥有相对稳定身份的个体在与主要他者的互动中形成惯例。稳定的身份和惯例可以抑制个体的存在性焦虑，帮助个体在意识层面暂时“忽略”未来的不可知性，以发挥能动性，从容应对近前的事务和危险。因此，处于本体安全状态的个体可以“对支配自己社会生活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自信地做出预期，既使是概率性的预期……个体知道如何行事因而如何保持自我。”相反，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的个体则陷入“一种深度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不知道应该应对当下哪一些威胁，暂时忽略哪一些威胁，因而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该如何勉强应对。”换言之，本体不安全的个体会时时刻刻感受到存在性焦虑，容易陷入不知所措、深度无能为力的状态。

近年来，在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思想的基础上，以巴哈尔·鲁梅利利（Bahar Rumelili）为代表的研究者对焦虑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化研究，进一步探索焦虑与恐惧的关系以及焦虑的类别。存在主义认为，焦虑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状态，是先于概念的，没有具体的概念化的对象，焦虑是恐惧、内疚、羞耻等情绪的基础。与焦虑不同，恐惧是概念化的，有确定的对象。就死亡而言，关于死亡的焦虑源于死亡所造成的“非存在”（non-being）的可能性，死亡之后绝对的不可知性（unknowability），因此，关于死亡的焦虑没有具体概念化的对象。相反，对死亡的恐惧则有确定的具体的对象，如疾病、交通事故等。面对死亡的焦虑时，人们常常把焦虑转化为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只有恐惧才可以被面对，并采取防范措施加以应对，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遵守安全驾驶规则等。

关于非存在的焦虑是人的本体焦虑，此外，个体还需要面对精神和道德层面的焦虑。在精神层面，个体需要维持意义体系的确定性，因为个体通过意义体系理解和塑造现实，并且在分享意义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因此，如果失去意义体系，个体会感到茫然无措。在道德层面，个体需要寻求明确的道德标准以确保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如果个体善恶难分，则会因无法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感到自责、内疚。因此，个体需要在由传统和权威维护的意义体系中寻找确定性，也需要维护明确的道德标准。在群体层面，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分别为个体提供了意义体系、道德标准，让个体对群体产生归属感，在心理上与生命更稳定、更持久的群体融为一体，个体因此期待融入群体成为群体的一部分，以超越个体生命存在，超越死亡所造成的“非存在”，从而抑制个体的存在性焦虑。

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焦虑说明焦虑是一种集体和结构性的现象，这把对本体安全的分析从个体层面提升到群体、社会、国家、国际秩序的层面，对焦虑的控制因此而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控制焦虑是无政府状态下对权力的利己竞争的背景。其中，个体依附于秩序和意识形态，可以与他人分享经验、与他人合作以获得对未来不可知性的控制。由于国家拥有控制并塑造未来的权力，一方面国家通过把焦虑转化为对某些具体事物或者他者的恐惧，在降低群体焦虑的同时让群体服从国家权威；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社会秩序构建意义体系，确立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意识形态构建道德标准，把群体内部的权力竞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和范围内，协调对主要他者的立场。由于对焦虑的控制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本文用焦虑管理来表示国家对群体焦虑的控制策略。

1.2群体焦虑管理策略：国家安全化行为的社会心理学阐释

本体安全理论对三种类型的焦虑、焦虑与恐惧的关系的研究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个体、群体、国家等行为体的社会性意味着本体焦虑、精神层面的焦虑、道德层面的焦虑交织互动，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影响着行为体的身份构建以及与他者的惯例性关系；第二，当稳定的身份和与他者的惯例性关系遭到破坏时，行为体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会时时刻刻在意识层面感受到焦虑，容易陷入深度无能为力、无所适从的状态；第三，由于焦虑是先于概念的，没有具体的概念化的对象，因此，当行为体在意识层面感受到焦虑时，常常会以非本真的方式抑制焦虑，如把焦虑转化为恐惧、在意义体系中寻求确定性、依附于意识形态等。

在以上三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行为体以非本真的方式抑制焦虑这一常量有助于搭建起本体安全理论和安全化理论之间的桥梁，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群体焦虑管理策略。首先，个体在应对存在性焦虑时倾向于把焦虑转化为恐惧，从国家层面分析，由于国家拥有控制、塑造未来的权力，当群体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时，国家可以有意识地、倾向性地把焦虑转化为对某些具体事物或他者的恐惧，以抑制群体的存在性焦虑，这正是国家安全化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动机：即有意识地将焦虑转化为恐惧，将威胁归咎于外部实体，抑制群体焦虑，维护本体安全，从而也产生对国家实体安全的关切。其次，在国家安全化过程中，威胁是在特定的社会意义体系中通过话语把相关事物或实体命名为威胁，并且道德标准促使群体对威胁达成一致的感受，使得国家非常规的安全政策和措施得到群体的支持。因此，社会秩序的本质是为国家提供管理群体焦虑的共享意义体系和道德标准，这解释了国家的安全化行为获得成功的社会心理机制。最后，对国家来说，群体的存在性焦虑是一种潜在的可利用的社会心理情绪，可用以加强社会秩序和维护国家权威，即国家的安全化行为可以利用共享意义体系和道德标准，调动政治资源，进一步加强社会秩序，控制内部群体之间的竞争，并使群体服从于国家权威，协调群体与主要他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国家安全化行为产生效果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群体焦虑管理策略有助于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阐释国家安全化行为的动机、作用机制和社会效果，也有助于加强安全化理论的社会心理学基础。本文将把国家的群体焦虑管理策略扩展到自由国际秩序的层面，并分析自由国际秩序在面临身份危机时，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塑造主要他者，并以应对他者的混合战争安全战略实践管理秩序内部焦虑的动机、安全化行为成功的机制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

二、自由国际秩序的身份构建

国家身份的形成具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即国家在国内与国际两个社会场域进行身份构建，从个体认知到国家主导的身份叙事的形成主要在国内层面进行，与主要他者的互动的身份构建主要在国际层面进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假定由单一国家主导的有边界的国际秩序也具有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国际秩序在秩序内外两个社会场域构建其主要身份的过程。自由国际秩序由美国单极霸权主导，内部各国形成中心—边缘、主导者—跟随者等社会秩序并拥有“自由民主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该秩序与主要他者形成安全竞争关系。因此，把本体安全理论应用到对自由国际秩序身份构建的分析中具有逻辑基础，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发端于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 Wilson）的以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原则实施战后和平协定的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自由国际秩序并没有真正建立。二战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继承威尔逊的思想，着手建立大国合作和强制和平机制，与苏联协调立场，创建了联合国。随着冷战的到来，以遏制苏联为主要战略目标，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民主国家，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进行“民主改造”，组建北约，构建起西方民主国家集体安全体系；建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要机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成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建七国集团，促进以开放市场、资本自由流通、自由国际贸易为特征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通过美西方在联合国和各类国际性经济、货币、贸易组织中的制度性权力和影响力构建由美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和规则。在冷战的阴影中，自由国际秩序完全建立起来。

与伊肯伯里的观点不同，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是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单极霸权为标志的国际秩序，他认为伊肯伯里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期间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国际的。也有学者把自由国际秩序划分为两个阶段：二战后至冷战期间以自由多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自由国际秩序第一阶段和冷战后以后国家自由主义（postnational liberalism）为主要特征的自由国际秩序第二阶段。本文参照伊肯伯里的界定，重点分析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后新的身份构建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2.1自由国际秩序身份构建的理论基础

在美国的领导下，自由国际秩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同时也失去了近半个世纪的主要他者——苏联。在冷战胜利的光环下，美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叙事和政策在自由国际秩序内外两个社会场域构建自由国际秩序新的身份和主要他者。苏联解体之后，自由国际秩序内部自信地认为，西方式民主将是所有国家的最终政府形式。该叙事以所谓的“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存论、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建构自由国际秩序新的身份。根据这些理论，尤其是“民主和平论认为西方民主体制可以确保国家内部政治和平与稳定，民主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形成相互依赖关系，维持地区和国际和平”。因此，美西方自诩其西方式民主是建立国际安全和繁荣的世界新秩序的唯一可靠基础。一方面，在自由国际秩序下，“民主政体”被认为具有“善治”的能力，能够为公民提供安全、教育、医疗等服务，促进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环境。另一方面，“民主政体”鼓励社会公开公平对话，有利于激发科技和管理创新、创业精神，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民主和平论”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认为国家存在的价值在于其能够为公民福利，特别是为公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提供公平保障，除此之外，国家主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这意味着国家主权是一种责任，应以和人权相关的“新文明标准”来衡量一国主权的合法性。此观点消解了“主权的不可超越性 ”，主张当一国内部出现大规模灾难而该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保护其公民时，国家共同体应该进行“干涉”，履行国际社会“保护的责任”。这一主张削弱了《联合国宪章》中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为西方式民主国家以所谓的人权、人道主义问题为由干涉非西方式民主国家的主权提供理论支持。另外，该理论还主张，“为了防止民主国家内在的和平性被非民主国家恶意利用以获取优势，民主国家不得不适用更严厉的国际行为准则”，为西方国家“以先发制人式的武力干涉、政权更迭等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治理需要国际制度，诸如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联盟等国际制度以促进国际合作，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分享信息消解国际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促进国家之间保持稳定关系。国际制度的规范意义促使国家以合乎规范的途径实现自己的利益，国家对规范性的承诺和遵守有助于塑造国家身份。同时，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主权没有绝对性，是可交易可转移的，国家需要将适当的主权让渡给自由国际秩序的集体行动机制，唯有此，才能建立各国在安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分工的机制性保障。更重要的是，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遵守契约，形成集体行动机制的基础，结成“自由安全共同体”，更容易达成和平。在这一点上，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持有了一致的主张。

美西方自诩西方式民主是国际安全和繁荣的唯一可靠基础，这种集体安全观具有内在的排他性和与他者的对抗性，这是因为“民主和平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由两个基本意识形态立场组成：对西方式民主的自恋式的、自怜式的欣赏和对非西方式民主的无端的、恶意的贬低。一方面，这一集体安全观的排他性促使国家之间根据权力和利益，在自由国际秩序内部形成中心—边缘、主导者—跟随者等意义体系。另一方面，在这一集体安全观与他者的对抗性叙事中，西方式民主被构建为“善的、法制的、文明的、有竞争力的、道德的”，非西方式民主是“恶的、专制的、不文明的、没有竞争力的、不道德的”，这形成了自由国际秩序的道德标准。如本文构建的群体焦虑管理策略所述，社会秩序的本质是为国家提供管理焦虑的共享意义体系和道德标准，因此，自由国际秩序根据建立在“民主和平论”基础上的基本意识形态立场，构建内部的意义体系和道德标准，并在该秩序中构建主要身份和与他者的关系。

2.2自由国际秩序“民主拓展者”身份的构建

“民主和平论”在美西方国家建立并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战略中得以实践，并体现在以“拓展民主”为目标的安全和外交政策中，在秩序内外两个场域构建“民主拓展者”身份。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提出“世界新秩序”已经来临。所谓的新秩序以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为标准，并以美国为领导者，干涉国际和地区事务，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1994年，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把经济安全、军事优势、全球民主化作为该战略的三大支柱。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不久，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通过“保卫自由文明的战争”叙事，把全球反恐战争纳入“拓展民主”战略的框架，“拓展民主”成为“这个被恐怖化的时代的关键的全面战略和道德责任之一。”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制定了“可持续的民主拓展”战略，持续增加“拓展民主”倡议的资金，大幅增加对中东和中亚地区国家“民主资助”项目的资金。在2021年的“民主峰会”上，拜登（Joe Biden）政府宣布了“民主复兴总统倡议”，提供4.244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和捍卫人权。”

在自由国际秩序内部场域，“民主拓展者”身份得到主要西方国家的支持，推动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扩展民主”。1999年，北约的“新战略构想强调民主制度是北约集体安全的基础之一”。欧盟在《里斯本条约》中宣示，“拓展民主价值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道德义务”。 2006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上表示，美西方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历史性”时刻，因为“这些干预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仅仅改变了政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支配相关国家的价值体系。”

在自由国际秩序外部场域，“民主拓展”战略不断得到加强并得以实施。北约和欧盟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加入联盟的前提条件，引导大多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华约成员国进行相应的“民主化政权改造”。1994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通过武力干涉波黑，并把波黑改造成所谓的“民主国家”。1998年，北约介入科索沃危机，2008年，经过“民主改造”后的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得到多数西方国家的承认。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建立了一个亲西方的临时政府并对阿富汗进行“民主改造”。2003年，美国带领多国部队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进行所谓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改造”，宣称“（美国）将帮助年轻的伊拉克民主取得成功，伊拉克的胜利将是21世纪斗争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重大胜利”。除了武力干涉，美西方还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目标国家制造政治对立，在东欧、中亚发动“颜色革命”。

2.3自由国际秩序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倡导者”身份的构建

在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美西方国家在自由国际秩序内外场域推动构建该秩序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倡导者”身份，通过制度和规范加强内部协调以获得对未来不可知性的控制。1993年欧盟成立，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1999年欧元诞生，欧盟和北约向东欧顺利扩张, 七国集团于1998年扩展为八国集团，1999年二十国集团成立，并于2008年前后发展壮大。美西方通过这些组织和机制，主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资本、人力、生产资料跨国流动，推动各国开放市场，推动相关国家进行西方式“民主改革”。

由于美西方大国在联合国拥有较大的制度性权力和影响力，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下的维和行动受自由国际秩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以“民主和平论”为理论依据，美西方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海地等国家和地区通过武力干涉改变其政权之后，推动联合国部署维和行动进行后续的“民主政体建设”，迫使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为美西方“民主拓展”战略分担资金和安全压力的工具之一。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规模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投资。根据经济相互依存论的逻辑，美西方国家希望把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同样的逻辑，美西方也希望把俄罗斯纳入自由国际秩序，支持俄罗斯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经济私有化。俄罗斯于1992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8年加入八国集团。中国、东南亚、东欧、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2005年左右达到顶峰，衡量全球化规模的国际贸易总额，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率从1989年的37%，到2000年上升到50%以上，到2008年，达到了创纪录的61%。

2.4自由国际秩序的“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秩序”身份的构建

冷战结束，两极世界格局消亡，美国领导人或者国家政策常常以直白的言语宣示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领导者”的身份。1990年，布什宣称“美国的领导地位无可替代”。2009年，奥巴马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和平与安全、正义与机会。这就是我们，历史要求我们继续这么做”。拜登政府于2021年、2023年、2024年主导召开“民主峰会”，极力维护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秩序。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秩序身份给秩序内部的国家行为分配价值，区分好与坏、可取与不可取的行为，国家之间产生社会等级，形成中心与边缘，领导者与服从者等各种国家关系，协调秩序内部合作，保持秩序的稳定性。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多以美国马首是瞻，尤其在以“拓展民主”为名的各种武力干涉行动中派兵参与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

从冷战结束到2005年前后，在自由国际秩序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话语、实践、与主要他者的互动构建出该秩序的三重主要身份：“民主拓展者”“国际制度和规范倡导者”“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秩序”，并稳定地维持着这些身份。在本体安全状态下，美西方自信地预期，经过“民主拓展”，最终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将被改造成西方式民主国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因此一度非常流行。自由国际秩序看起来将会“产生所预想的效果”，并且该秩序似乎“会很长寿”。

稳定的身份不仅可以抑制自由国际秩序的本体焦虑，还可以抑制该秩序在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焦虑。秩序内部国家通过依附于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确定的意义体系、明确的道德标准，得到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自我肯定，进一步巩固了对西方式民主的肯定和对非西方式民主的否定。如群体焦虑管理策略所述，国际秩序的本质是为国家群体提供管理焦虑的共享意义体系和道德标准，以便秩序内部国家能够协调、合作，获得对未来不可知性的控制。因此，自由国际秩序以“自由民主价值观”建立共享意义体系，构建道德一致性，促进秩序内国家通过合作控制未来，维持与他者的对抗性惯例关系，抑制对未来不可知性的焦虑。然而，民主本质上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途径之一，美西方却错误地把西方式民主制度等同于和平与繁荣，把途径当作目的，并完全否定了非西方式民主制度通向和平与繁荣的可能性，因此，自由国际秩序身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巨大挑战，引发身份危机。

三、自由国际秩序的身份危机

自由国际秩序内部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非西方式民主国家进行耗时费力的政权更迭和“民主改造”，往往会遭到这些国家内部强调主权和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反抗，导致西方式民主国家既付出了巨大资源，又很难得到“民主改造”预想的结果，在西方式民主国家内部引发政治、经济压力。在建立和维护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和规范中，自由国际秩序内部国家不断地让渡主权，由此把大量决策权交给国际机构或多边机制，与民众对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的珍视发生冲突，给民族主义、极右翼势力的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全球化中，尽管一些国家从中受益，但是资本、人力、生产资料跨国流动，特别是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让美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过度金融化，最终导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在自由国际秩序内部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活力中迅速成长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推动世界政治由单极向多极转变，自由国际秩序不得不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全面挑战。

3.1来自秩序内部的挑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由国际秩序身份构建在秩序内外两个场域不断地遭到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及主要西方大国的经济实力。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严重消耗美国实力，美国国内民众厌战情绪蔓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基本失败”，阿富汗战争“不值得打”。在海地，美国主导的长达三十年对海地的“民主改造”，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和平行动等并没有给海地带来设想中的民主和平，更尴尬的是，海地的各类选举不断地催生大量暴力冲突。美西方政治精英和民众认识到，“民主改造”是一个极端困难的社会工程，常常会以失败告终。“民主改造”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民主拓展”政策和行动的“合法性”，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民主拓展者”身份、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领导者”身份带来挑战。2017年的盖洛普民意显示，美国民众对美国世界领导能力的看法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和极右翼势力高涨，民众不再信任传统政治精英，推助代表反建制派的特朗普于2017年当选总统。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放弃“民主拓展”政策，该报告指出：“我们……对美国为世界树立的积极榜样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很现实，明白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强加于他人，这也不是进步的必然结果。”这一政策得到英国政府的积极支持，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回应道，“那个由英国和美国试图通过干涉主权国家，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

自由国际秩序对秩序内国家主权的削弱，引发关于主权、国家权力与利益、国家身份认同等争议。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于2016年退出欧盟，撕裂了欧盟的团结。在法国、匈牙利、土耳其、波兰、爱沙尼亚等国家，民族主义大受欢迎，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曾主张，应该“用‘基督教民主’取代自由民主，以保护源于基督教文化的生活方式。”极右翼政党在法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迅速兴起，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世界金融危机加重了美西方国家原本因资本、人力、生产资料跨国流动而导致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萎缩，阶级对立，加上美西方国家在中东和北非发动的战争以及这些地区国家的内战、冲突、动荡，引发大量难民涌向欧洲国家。难民带来宗教和文化冲突，增加了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福利压力，引发自由国际秩序内部国家民众的普遍不满。秩序边缘国家，以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欧洲”加入欧盟后，原本指望通过拥抱“自由民主”以解决各自的国内经济问题，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逐年下降。难民危机爆发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拒绝欧盟的强制难民安置配额，被欧盟官员指责“违反法治、侵犯人权和蔑视民主”。2015年前后移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分歧加大，中东欧国家开始对西方政治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民主价值观”产生怀疑。

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美国主导制定该秩序的制度和规范，以维护自身的霸权利益。然而，当这些制度和规范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美国则对这些制度和规范置之不理，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动摇了该秩序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倡导者”身份的稳定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反对几乎所有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国际制度和规范，认为欧盟和北约已经过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放弃《京都议定书》，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采取强硬立场，实施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推助经济逆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总额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8年的61%下降到了2020年的52%。特朗普政府的话语和政策，以及美国总统选举争端，从自由国际秩序内部撬动了其“民主拓展者”“国际制度和规则倡导者”“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秩序”身份的根基。

3.2来自秩序外部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持续地对自由国际秩序发起挑战。2008年，俄罗斯利用自由国际秩序中“保护的责任”的规范，以保护俄罗斯公民和防止种族清洗为名，反击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的军事行动。2014年，以同样的名义，俄罗斯迅速控制克里米亚，介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干预下，中亚的“颜色革命”戛然而止。特别是俄罗斯于2015年介入叙利亚内战，阻止了美西方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企图，直接打击了美西方中亚和中东的“民主拓展”战略。2014年，俄罗斯主导成立欧亚经济联盟，该联盟在货币、金融、能源、市场等方面的一体化深入发展，吸引了东欧，特别是分散了西巴尔干半岛国家潜在的与欧盟合作的注意力，对欧盟自诩的“民主吸引力”构成威胁。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东和北非国家经济萧条，失业率高企，2010年前后“阿拉伯之春”爆发，美西方把此运动比作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的“民主革命”浪潮，认为这是“拓展自由国际秩序”大好机会，曾任荷兰外交大臣的罗森塔尔（Uri Rosenthal）兴奋地描述，“突尼斯、开罗、亚力山大港的街头抗议景象，让我们想起了1989年的布拉格、莱比锡和布加勒斯特。美西方寄希望于“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革命”力量，期待“大中东民主计划”能够开花结果。然而，“阿拉伯之春”并没有按他们预设的脚本发展，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发生政权更迭，叙利亚、也门陷入长期动荡，“伊斯兰国”趁乱发展壮大，阿拉伯国家民众反美情绪加剧。“阿拉伯之春”最终的结果，极大地冲击了自由国际秩序的“民主拓展者”身份。

而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在技术创新和新型制造业方面成为第五代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的领跑者。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扩大国际贸易，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大幅增长，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发展权成为第三代人权的核心，推动发展议程成为联合国论坛的优先议程。中国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增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股权比重、投票权、话语权，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带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发展合作领域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制度性权力得到增强。“全球南方”崛起打破了原本由七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事务决策权的局面，形成“南北方共同治理的新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持续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解决地区冲突、气候变化、能源及粮食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在自由国际秩序之外，推动形成许多新制度和新规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全过程民主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意义体系和道德标准造成冲击，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平崛起，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的“民主拓展者”“国际制度和规则倡导者”“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秩序”三重身份的合法性。

四、自由国际秩序身份危机的安全化应对——以混合战争为例

自由国际秩序在内外两个场域无法维持身份的稳定和与他者的惯例性关系，无法抑制存在性焦虑。如本体安全理论所述，当行为体在意识层面感受到焦虑时，常常会通过把焦虑转化为恐惧、在意义体系中寻求确定性、依附于意识形态等非本真的方式抑制焦虑。由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意义体系和道德标准具有内在的排他性和与他者的对抗性，因此，该秩序通过安全化，把焦虑转化为对主要他者的恐惧，特别是对他者的具体实体或事物的恐惧，通过将威胁归咎于主要他者，从而也产生对实体安全的关切，维护实体安全利益。近年来自由国际秩序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界定威胁、塑造他者，并以混合战争的应对战略作为安全手段管理秩序内部存在性焦虑，协调内部关系，应对主要他者。

4.1混合威胁安全化与混合战争

为了把自由国际秩序的焦虑转化为对主要他者的恐惧，安全化叙事的第一步就是把来自秩序内外的挑战自由国际秩序身份的各类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命名为“混合威胁”。美西方认为，“专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经常地胁迫性使用政治、经济、军事、能源、信息等混合战术，干涉自由国际秩序内部的民主进程和制度，通过网络攻击、制造虚假信息等方式破坏民主国家的政治稳定。这种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混合威胁常常低于军事行动的门槛，恶意地利用民主国家的和平性，让民主国家无法有效应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在对混合威胁进行命名之后，美西方利用俄罗斯2014年控制克里米亚和2015年介入叙利亚内战、2020年的新冠疫情、2022年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把混合威胁归咎于主要他者——俄罗斯和中国，并全面启动安全战略实践。借用战争隐喻，美西方指责主要他者“发动混合战争威胁自由国际秩序的安全”。根据混合威胁安全化的逻辑，混合战争被定义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为了达到特定目标，通过协调运用诸如外交、军事、经济、技术等常规和非常规手段，实施的低于正式战争烈度的胁迫性和颠覆性的混合行动”。自由国际秩序对混合威胁的定义非常宽泛，几乎可以涵盖影响自由国际秩序身份的所有事件，让整个秩序持续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主要他者发起的混合战争促使秩序内部准备随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或先发制人的安全措施，为应对混合战争做好政治动员。

自由国际秩序启动混合威胁安全化和应对混合战争的政治动员后，从2014年开始，“混合威胁”和“混合战争”迅速成了国际安全领域的“热门词汇”。2014年9月，北约宣布准备应对“混合战争”的具体挑战，以强有力地回应俄乌冲突。这种情感性叙事把自由国际秩序内部和外部两类不同性质的挑战“合乎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创造出这样的政治话语：“俄罗斯是引发自由国际秩序存在性焦虑的罪魁祸首”。北约指责俄罗斯“试图通过实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能源勒索等混合行动破坏北约民主国家的稳定。”同时，无端指责中国使用“恶意的混合网络行动、对抗性言论和虚假信息，针对北约盟友并损害联盟安全”，诬陷中国“试图控制关键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战略物资和供应链……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建立别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关系并增强其影响力。”可以看出，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混合战争”指责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贸易、网络、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甚至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强硬的言辞、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都被认为是“混合战争的组成部分”。这种应对混合战争的政治动员，体现了自由国际秩序在本体不安全状态下的关键症候，即陷入“一种深度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不知道应该应对当下哪一些危险，暂时忽略哪一些危险。”这正是该秩序在本体不安全状态下采取安全化行为的社会心理状态。

4.2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叙事构建与主要他者的对抗性关系

如群体焦虑管理策略所述，国家安全化行为的动机是有意识地、倾向性地把威胁归咎于外部实体，抑制群体焦虑，维护本体安全，产生对实体安全的关切。混合威胁安全化使得自由国际秩序对未来不可知性的焦虑被转化为恐惧，这种恐惧既有具体的源头俄罗斯和中国，也与他者的具体实体相关。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工业能力、能源、贸易、科学技术等对自由国际秩序具有的优势地位，破坏其身份稳定性的方方面面。混合威胁安全化叙事把俄罗斯和中国构建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传统对手——“专制国家”，推动恢复与主要他者的对抗性的惯例关系。《北约2022战略概念》明确指出，“俄罗斯联邦是对盟国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指责“中国宣称的野心和胁迫性的政策对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因此，北约声明将采取对抗性措施来应对混合威胁，宣称，“虽然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但我们将实施全领域、全方向的威慑、防御、竞争和拒止。我们强调有必要大幅加强威慑和防御，作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承诺的支持，以保护彼此。”自由国际秩序恢复与主要他者的对抗性的惯例关系，推动“地缘政治的回归。”这种抗性惯例关系的回归正如米特森所指出的那样，是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的行为体的“（非理性的）程序化的认知和行为反应。”因为惯例关系“让认知环境变得稳定……可以让个体对无所适从、极度恐惧的混乱局面产生免疫”，从而抑制存在性焦虑。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心理状态下，“地缘政治的回归” “冷战2.0”等话语大行其道，这正是自由国际秩序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叙事维持本体安全的逻辑所在：由于自由国际秩序曾在冷战中大获全胜，通过这些话语把当今世界情势定义为其曾熟知的冷战认知环境，期待在此环境中能够获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控制，赢得与主要他者的竞争。

4.3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加强自由国际秩序内部的“秩序”和“权威”

混合威胁安全化叙事推动自由国际秩序构建秩序内的共享意义，维护秩序中心国家和集团如美国、北约、欧盟的“权威”，增强秩序边缘国家对秩序的忠诚度。拜登政府在“全球民主峰会”上反复强调“关键时刻”，警告“面对民主和普遍人权在世界各地面临的持续和令人担忧的挑战，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捍卫”，号召其他国家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参与抗衡威权主义的共同事业。北约强调自身在应对他者的混合战争中“对跨欧洲—大西洋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它确保了我们的和平、自由和繁荣”，强调“作为联盟，我们将继续团结以捍卫我们的安全、价值、民主的生活方式。”欧盟则强调自身的协同作用，以“协同所有相关（应对混合战争）工具产生增效作用，并促进所有相关行为体的密切合作”。同时，欧盟强调加强与北约在态势感知、战略沟通、网络安全、危机预防和应对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由于他者发动的混合战争被定义为颠覆性质的行动，其最终目标是从内部颠覆自由国际秩序，因此，“如果每个国家能够保护自身不受混合战争的威胁，那就是为保护整个自由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这种共享意义中，自由国际秩序内部边缘国家如立陶宛、波兰、捷克等国家不惜以本国的经济利益甚至实体安全为代价，以情绪化的高分贝的对抗性话语、有损自身利益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等方式挑衅俄罗斯或者中国，在自由国际秩序内部追求地位、荣誉，在由传统和权威支持的意义体系中寻求确定性，抑制精神层面的焦虑，维护国家本体安全。

通过指责他者发动混合战争，自由国际秩序进一步加深了与主要他者的意识形态对抗。由于自由国际秩序的以“自由民主价值”为基础的安全观具有内在的与他者的对抗性，北约和欧盟把主要他者对自由国际秩序身份的挑战构建为威权与民主、专制与自由、非正义与正义之间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对抗，指责“专制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发动了混合战争。《北约2022战略概念》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等‘专制行为体’企图以混合战争破坏自由国际秩序的民主制度并推行专制治理模式，它们干扰我们的民主进程和制度，直接或通过代理人采用混合战术，针对性地破坏我们公民的安全。”在意识形态对抗中，安全化叙事和政策能够得到最广泛的政治支持，非理性地压制反对意见。例如，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中国、俄罗斯等主要他者的支持，被指责是受到中国、俄罗斯的认知战的影响，或者被指责得到了中国、俄罗斯的“资助”。同时，自由国际秩序内部面临的一系列引发焦虑的问题如民粹主义的兴起、民众对民主制度不信任等都可以统统“甩锅”给俄罗斯、中国，包括指责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2017年法国和德国的选举等，否认秩序自身的问题，维护“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推动秩序内国家依附于意识形态，抑制个体、群体、国家在道德层面的焦虑。

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中心国家”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把自身身份危机引发的存在性焦虑，特别是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焦虑，转变成了可利用的社会心理情绪，加强了被领导者和边缘国家对秩序的依附和忠诚，让被领导者和边缘国家对自由国际秩序产生归属感，产生成为超越个体国家存在的整个秩序的一部分期待，从而抑制个体国家的存在性焦虑，加强内部的“社会秩序”和“领导者、中心国家的权威”。

4.4混合威胁安全化推动社会生活的“泛安全化”

在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构建的共享意义和道德标准中，自由国际秩序内国家容易对恐惧和威胁达成一致的感受和评估，大多数国家积极支持混合威胁安全化进程，几乎没有国家或群体质疑混合威胁安全化的合理性和应对他者的混合战争各项措施的必要性，进一步促进了混合威胁安全化进程。北约和欧盟在强调加强自身的反混合战争战略的同时，加强同其他伙伴的战略合作，如强化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太国家的合作，在贸易、军事、科技、网络等方面强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遏制与围堵力度，推动北约“亚太化”。应对他者的混合战争的必要性预设了一个逻辑假设：他者所有的政治行为实质上都可能是为潜在的全面对抗做准备。混合威胁安全化推动经济、科技、网络、能源、供应链、历史、文化等领域议题出现全面的“泛安全化”趋势，推动北约成员国从以安全为中心的合作转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全面合作，推动欧盟进一步加强内部的安全合作并加强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形成整个秩序与主要他者的全领域、体系性对抗。

在国家层面，在危险无处不在的与主要他者的对抗中，社会生活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泛安全化”趋势，群体“不是在确定的环境下，甚至也不是在已有知识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而是在怀疑、预兆、挑战、恐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较合理地解释了美国政府无端指责华为5G技术，威胁封禁TikTok等“后真相政治”现象。在“泛安全化”的政治环境中，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根据现实利益随意破坏国际制度与规则，发动全球关税战，侵蚀自由开放的市场原则和国际贸易，威胁占领盟国领土，破坏“自由安全共同体”，这都将进一步引发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

五、结 语

美西方自恋式地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将为世界带来和平，认定非民主国家将恶意利用其所谓的“和平性”。然而，该秩序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和西方优势，而非真正服务于世界和平。“民主和平论”的本质是美西方以简单的二分法把世界分割为“自我”和“他者”，认为“他者”是“自我”的安全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他们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方式消灭“他者”，或者把“他者”改造成“自我”，通过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他者”在经济上服务并依附于“自我”，通过国际制度和规则规约“他者”的行为，确保“自我”享有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欧盟安全研究院在其报告中所期待的最终安全状态：“一个由善治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是对我们的安全最好的保护。”

在当今动荡变革的世界中，自由国际秩序选择把对未来不可知性的焦虑转化为对主要他者的恐惧、在意义体系中寻求确定性、依附于意识形态等“被动的、软弱的、胆怯的”等非本真的方式管理焦虑。自由国际秩序通过混合威胁安全化把焦虑转化为对主要他者的恐惧，构建与主要他者的对抗性惯例关系，通过构建应对混合战争的必要性，为地缘政治解决方案构建共享意义和道德标准，协调内部关系和政治立场。虽然 “地缘政治的回归” “新冷战”等话语和战略暂时性地抑制了自由国际秩序身份危机引发的焦虑，但是，这些话语和战略忽视了当今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融合性，无疑将会阻碍自由国际秩序主导者正确地认识当今的世界，无法真正获得对未来的控制，从而必将会引发更多的存在性焦虑，形成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战略与无法掌控未来的焦虑之间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进而引发该秩序的全面危机。

何星，男，江苏南京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军事外交。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