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生：孔子基层治理思想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摘　要］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有着治理基层社会的成功实践。孔子的基层治理思想在历代社会治理中都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总结以孔子基层治理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基层治理思想，对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一，充分发挥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构建和谐社会；其二，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强化社会道德建设和价值引领；其三，加强传统礼俗的传承和改造，以优良风气引领基层建设。

［关键词］孔子；儒家；基层治理；“两个结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LSYZD21003）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所见春秋史事研究”（项目编号：21BZS043）的阶段性成果。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始终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并积极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社会。就孔子及弟子本身的经历而言，他们大都曾在基层治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孔子在出任鲁国司空、大司寇之前，曾担任中都宰一职，《孔子家语·相鲁》详细记载了孔子担任中都宰时的举措：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

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

“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孔子十分自信地告诉鲁定公，如果采纳他的做法，不仅可以治理好鲁国，治理天下也没有问题！在孔子的教导下，他的弟子如冉耕、子路、子夏、子羔、子游、仲弓、子贡、冉求等都曾在鲁或卫等诸侯国担任基层长官，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可以说，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成功实践。由于没有国君及执政卿的持续支持，孔子和弟子的政治实践有的并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仅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适应基层社会现实，其影响力渗透至社会各个阶层，深入人心，发挥着强大的思想文化整合作用。它不仅在政治上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而且在文化上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对教育、家庭伦理、政治伦理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认为，深入总结孔子等早期儒家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智慧与理论精髓，能够为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宝贵的启示与借鉴。

一、充分发挥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构建和谐社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这一说法与中国国家的形成尚有一定差距，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进入国家形态时，血缘和地缘一直交织在一起，血缘关系具有突出的特色且一直延续至今。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独具特色，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基本单位包括家庭、家族乃至宗族，正如《白虎通义》中所阐述的：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

《白虎通义》是东汉史家班固对当时政治思想的总结，对“族”的诠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们的认识，“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说明“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凝聚力。“族”作为中国古代基层管理的核心组织形态，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入探讨了血缘和地缘的概念，指出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而地缘关系则与血缘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和义务。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家形态、社会制度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血缘基础仍是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特色。血缘纽带强调的融洽与和谐，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治理实践和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孔子特别重视血缘、家庭和家族，《论语·为政》记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是孔子晚年时（亦有学者认为是孔子年轻未为官时，不确），有人问他为何不参政从政，孔子引《尚书》之言认为在家孝敬父母，亲善兄弟，家庭和谐，把这些融入到社会政治中，就是为政。又以反问“奚其为为政”来进一步强调家庭和谐的重要性。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又如《礼记·礼运》记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从众多的儒家经典记载看，早期儒家把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家族和谐当成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这是切合中国古代实际且有重大意义的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孝，可以称作是“以孝治国”，其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也莫不如此，孝被视为伦理关系的核心要素，儒家思想中强调“家国一体”“家国同构”以及“移孝作忠”的理念，充分展现了血缘、地缘管理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种伦理型国家，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追求和人生目标。

今天的广大基层尤其是农村社会，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基层社会治理，对推动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专门研究宗族历史与文化的钱杭先生指出：

中国农村宗族和新加坡汉人宗族的实例说明，宗族的组织形式、宗族的祠堂、宗族的谱牒和宗族的内在机制，都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地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契合。汉人宗族的本体性意义与现代生活概念，显然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据我看来，汉人宗族真正合理的前景，也许应该是逐渐自愿地消除其残余的强制性，在保持自己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 。

此说有理。宗族文化与今天的社会发展有相当的适配性和契合度。尤其是在农村，具有血缘联络的家族、宗族组成的村落等基层组织，充分展现了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好地遵循、贯彻了国家有关政策，团结互助，制定乡规民约，为基层治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前，随着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社会化养老的推行有助于养老资源的集约发展，但家庭养老作为当前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提倡“老老慈幼”，家庭互助、家族互助、邻里互助，都积淀在儒家思想中。《礼记·王制》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礼记·乡饮酒义》也强调：“民知尊长养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统治者们已经将家庭养老和国家养老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数千年来，这些养老、敬老的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系列难题，让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建立完善的养老体系？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其中，有学者根据调查数据明确指出：

基于中国15省市15县（市）的调查数据，对宗族网络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社会认同做了经验分析，考察了导致家庭及宗族网络和农村养老服务政策的社会认同度差异的关键性因素，这些因素透视出了农村居民对养老服务的社会认同的群体差异性和利益目标的即期性导向。鉴于此，笔者认为，提升农村居民对养老服务社会认同度的关键在于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搭建，无论是社会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应该构筑出政府，社会、宗族网络和家庭“多位一体”的“立体式”社会养老服务保障模式。

由这一分析可知，要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家庭、宗族养老仍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模式，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国家和社会养老，应该在家庭、家族养老的基础上，开展集约化的服务模式，为养老提供高水平的技术等服务，又照顾到老人的“乡土意识”等思想和习惯，真正服务老有所需。

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多措并举，伦理型社会中，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族、宗族作为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内部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注重血缘关系构建，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充分利用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以促进社会和谐。

二、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强化道德建设和价值引领

中国德治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周王朝建立之初就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将德治与民众治理紧密相连。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的以德治国思想实质上是一个双向问题，一是强调提升为政者的素质（犹如今天的“干部政德”）；二是重视人民，强调通过教化，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和思想修养。这对引领新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健全党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是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方针。提升人民的素质修养，可以从源头上有效预防社会矛盾的产生，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提升社会德治水平。

（一）修身提升为政者自身水平

孔子强调为政者个人素质的提升。《论语·子路》记载了他的言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一个统治者，其自身行为端正，就会感召、影响他人，不用命令别人就会听从；而一个人行为不端，即使严令别人也不会顺从，这就要求为政者要注重品行修养。鲁国的执政卿季康子多次向孔子问政，如《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这里，孔子以“正”释“政”，将二者关联起来，强调了统治者要修养自身，提升道德水平的重要性，需要通过自己的“正”实现国家的“正”。

统治者还要选拔合适的官吏进行管理，鲁哀公曾向孔子咨询怎样才能让人民顺从，孔子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强调一定要任用有德行修养的人才，人民才会信服，如果举荐、任用没有道德修养的，民众就会不服。孔子的这些思想，在后世得到了广泛认同，历代统治者在选拔官吏时都强调“德才兼备”，德居于首位。

《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意义重大，当前的基层建设，仍旧需要紧抓干部队伍建设，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传统，代表中国先进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好头、服好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领导干部坚守正道、坚持原则、廉洁清正，不断提升个人素质和领导水平，正是孔子提出的政德思想。基层领导干部离群众最近，直接与群众“对话”，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只有不断提升基层工作者道德修养水平和服务人民的能力，以自身的道德情操、知识水平和举止言行影响群众、示范群众、教育群众；关注基层群众需求，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方能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践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承诺！

（二）教化提高民众道德认识水平

教化思想是孔子德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德政的重要途径。什么是教化？《说文解字》说“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为政者之德居于重要位置。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颜渊问于孔子》篇记载，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回将“入仕”与“入教”并列。他向孔子咨询为政，孔子回答说：为政者修身在先，人民没有不信从他的了；以博爱进行教导，民众就不会遗弃亲情；以节俭教化，民众就会感到知足；以谦让教导，民众就不会产生纷争。在此之上，举荐贤能，远离不孝之人，那民众就知道如何进退了。如果做到这点，这就是很好的教化了。在这里，仁爱、让、俭等都是教化的内容，是德的体现。孔子还主张“有教无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孔子重民思想的体现，是早期的民本思想。

学术界曾经对孔子的重民和教化思想有所误解。如《论语·泰伯》篇中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熹解释此章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这一解读在历代学者中流传，似乎强化了孔子具有愚民思想的观念。近年来公布的新资料改变了我们的认识。郭店楚简《尊德义》说：“民可使道（导）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导）也，而不可强也。”廖名春先生认为：“孔子是说：民众可以让人引导，而不能用暴力去阻止、压制。这是正视民众力量而得出的民本学说，何来愚民思想？”当代学者的具体释读意见虽有不同，但大都赞成孔子并没有提出愚民的思想。有意思的是，新公布的出土文献资料，恰恰包含了众多有关孔子及其后学有关教化的记载，也充分说明了孔子对于民众教化的重视，对我们认识早期儒学原貌具有重要价值。

教化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孔子从教徒授学的育人扩展到以德化人，从而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社会治理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注重“劝民”，一方面有其思想渊源，另一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时代背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对人民的管理和人身控制不断加强，控制鲁国大权的季孙氏就以严酷的政策统治人民，如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主张用法律来制裁人民，约束人民。其他国家的统治也大致如此，孔子却积极劝导季康子通过教化提升民众的觉悟，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这对社会治理有着重要意义。可惜的是，孔子的主张并未推行，到了战国时代，是以严苛的法律统治国民的时代，孟子、荀子对此都提出反对。虽然没有实行，但孔子教化育民的思想，经过历代思想家的提倡，成为后世以道德教化为治国之本的思想基础，也是今天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来源。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作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体，最后都落脚在“民”。教化育民思想的主体即是以民为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传统“民惟邦本”思想得到时代性、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人民利益，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毛泽东同志将“民惟邦本”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共产党员必备的思想道德修养，确保这一理念能够适应并服务于人民的根本需求。他常以历史事件为镜鉴，教育党员干部秉持“为政以德”的原则，深切体恤民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是党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的实际应用和理论升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强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再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突出位置。

《礼记·大学》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可见家庭之“教”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以民为本、以德治国，需要不断提升人民道德修养水平，其途径主要有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个方面，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家庭教育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也有重要价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深度参与基层治理。家教则是人生的启蒙课堂，为一切教育奠定基础，承载着长幼间文化传承的重任。家风则体现了一个家庭的风貌，同时也是社会软实力的直观展现。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有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调人际关系，成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三、加强传统礼俗的传承和改造，以优良风气引领基层建设

礼俗渊源已久，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十分重视礼制，大力倡导尊礼守礼。孔子对夏商周三代之礼曾做过全面考察，其态度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择取，即所谓“因革损益”。孔子的礼学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我们尝试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如下归纳：

首先是强调礼的重要价值。孔子认为，礼是不可或缺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一观点凸显了君臣关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而君臣关系的和谐，更是离不开礼的规范。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问题时强调：“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婚）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礼记·哀公问》）从这一表述来看，孔子认为礼在人生、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中地位重要，只有守礼才能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其次是引仁入礼，将仁的精神融入到礼的实践中。孔子特别注重礼的内在性，而仁又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就仁与礼的关系和内涵来看，学者多认为仁体现在内在性方面，礼体现在外在性、约束性方面。这些看法不无道理。《论语·颜渊》篇记载了颜渊、仲弓、司马牛向孔子问仁的对话，其中颜渊与孔子的对话最为深刻：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向孔子询问何谓仁，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回应，明确了仁与礼的关系。孔子引仁入礼，丰富了礼的内涵，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外在规范，堪称一项伟大的创新。

此外，孔子还不断拓展礼的内涵。在春秋时代，“礼”与“仪”常被混淆，晋国名臣赵简子就曾经向郑国大臣子大叔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认为这是“仪”而非“礼”，并以子产的看法教诲赵简子。明晰“礼”“仪”的区别，对于更好地推行礼乐文化和礼乐政治有重要价值。除引仁入礼外，孔子还赋予礼更多内涵。如孔子提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以看出，孔子对周礼的规定“情有独钟”，这并非因为孔子生活在周代，而是他认为周礼更具“文”的色彩。“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提出礼是规范仁的秩序，必须遵守。当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礼制思想，具有等级性，成为封建统治者控扼天下的“法宝”，但在今天，我们可以抛弃糟粕，将其“身份性”延展出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一定强调其阶级观念，但要强调其所处的身份，在合适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主要规定了士大夫以上阶层的活动，对于广大“乡里社会”，礼的制约性不强，《礼记·曲礼上》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当然，处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乡里社会对礼制也有不少僭越，这自然不是孔子所希望的，因此他在治理中都的时候就对礼俗进行改造、倡导，秉持“质朴、简约、重内在”的基本原则。弟子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十分赞赏：“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可见在孔子眼中，对礼的遵守，不是局限于繁文缛节，而是内心的尊崇。实际上，在担任中都宰时，孔子就反对繁文缛节，反对大操大办，他将原本繁琐的社会等级礼制简化为基层民众易于接受的礼俗约定，既简洁明了又便于执行，同时兼顾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在中都营造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的良好家风，进而促进了尊老爱幼、勤劳朴实、诚信节俭的淳朴民风，因此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积淀而成的一些礼俗，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已经不能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有些甚至成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阻碍，为了推进农村等基层社会发展，移风易俗，推进礼制改革成为必要。因此，党中央强调：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新移风易俗抓手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推动党员干部带头承诺践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正向引导激励，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广清单制、积分制等有效办法。

反观孔子的礼制、礼俗思想，尽管带有一定的保守色彩，然而其在彰显亲情之真挚、简化繁琐礼俗等方面，不拘泥于空洞的形式之礼；强调守礼的内在性，强调礼俗发展延续性、创新性，仍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将孔子的礼学思想和封建社会形成的等级制度、封建礼教等区分开来。

这里可以儒家重视的丧葬礼仪为例进行说明。孔子担任中都宰时，就以实际行动坚守礼制，以“俭”“诚”为礼的基本原则治理社会。如鉴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僭越、奢靡风气，孔子在中都规定最高标准是“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贫困的可以有棺无椁，甚至无棺，草席即可。“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也是孔子的规定，坟是坟堆，上面是封土，甚至有高大的建筑，齐景公喜欢的大臣梁丘据死的时候，就找晏婴商量，要“丰厚其葬，高大其垄”，垄就是坟墓，这也需要人力物力，是等级的象征，所以孔子要求把墓放在丘陵那里，免去了大家的攀比。鉴于奢靡之风盛行，给当时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孔子因此倡导丧事应重内心之哀悼，而非外在之厚葬形式。这里还可以举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渊的例子来说明：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

从以上记载来看，孔子认为颜渊好学而勤勉，是自己最满意的学生，可以视作自己的“接班人”。颜渊早死，孔子十分悲伤，以致“失态大哭”。颜渊的父亲颜路希望借孔子的车来制作椁，被孔子拒绝，孔子强调自己的儿子孔鲤死仍旧是有棺无椁。由此看来，孔子始终坚持以礼来安葬，不僭越礼制、违背礼制规定。

孔子还痛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在商代及以前，贵族阶层热衷用人陪葬，拿活人当祭品，这在考古发现和甲骨文中有大量资料可以印证；到了西周，周公制礼作乐，改革了这些习俗，禁止以人殉葬。但统治阶级为了满足死后的需求，用陶俑、木俑代替活人。孔子对此仍深恶痛绝，推断其将“无后”（断子绝孙），由此可见孔子对丧葬礼仪的态度。但在孔子之后，儒家的丧葬思想和行为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在汉代，统治者强调孝亲，举“孝廉”，三年之丧的期限不断被延长，成为一些人博取关注、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因此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事例。三年之丧，源自古人对亲人的追思和怀念，在今天这种习俗仍有留存，如北方地区，有直系亲属去世，三年不贴春联等相对合理的礼俗，可以说经过了时代的“扬弃”，并无明显不妥。然而，在丧葬仪式层面，一些陋习依旧沿袭至今，诸如铺张浪费、以排场论孝、重死后哀荣而轻生前侍奉。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丧礼竟引入了“热辣劲舞”，这与孔子所倡导的礼之精髓背道而驰，实属不该。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移风易俗”，既要遵循孔子对礼俗认识的本质，又要去除一些繁文缛节。一些传统习俗渊源已久，对社会发展没有造成阻碍，同时也凝聚了亲情血缘，从某种意义上看，都是值得提倡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今天的中国是由古代的中国发展而来，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往往源于儒家思想的总结。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渊源所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相融合，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与使命，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新时代的使命担当，实现了对“天下为公”内涵的升华与创新。因此，治理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只有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坚持“两个结合”，充分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才能更有力地全面推进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