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卉：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针灸疗法的接纳与应用

【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苏联医学界对中医针灸疗法普遍持怀疑态度。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中苏缔结友好同盟并展开全面互助合作的背景下，针灸疗法成为两国医学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在双方高层的大力支持下，苏联派遣专家来华学习针灸技术，这些专家回国后有力推动了针灸疗法在苏联的研究、推广和应用。在医学理论、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中苏医疗领域合作机制三重因素推动下，针灸疗法不仅获得了苏联官方的认可，而且被纳入苏联全民免费医疗保健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后，两国在针灸领域的合作也未停止。

【关键词】针灸疗法 苏联 中苏合作 医疗保健 国家医学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苏全面战略合作的背景下，针灸疗法被系统地引入苏联医学界。苏联医学界创造性地将这一中国传统疗法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相结合，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反射疗法体系，并将之纳入苏联全民免费医疗保健体系。这种创造性吸纳外来医学体系并制度化的案例，在世界医学史上实属罕见。尤为重要的是，针灸疗法在苏联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体现了苏联对中国先进医学经验的借鉴吸收，这充分证明中苏合作并不仅仅是苏联援助中国的单向输出。经过数年的理论探索、临床实践和系统验证，针灸疗法深受苏联医学界认可，并得到广泛的临床应用。即便在中苏关系进入冰冻期之后，针灸疗法在苏联也依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目前，中俄两国之间的科学对话日益频繁，学界对两国科学合作历史的研究兴趣也愈加浓厚。然而，关于中苏针灸疗法合作的研究尚不充分，中国学界主要关注针灸疗法在苏联的传播与发展，俄罗斯学界则聚焦苏联对中国医学发展和医学教育的贡献以及中苏领导人的医疗对话等。在涉及中苏针灸疗法合作的研究中，针灸疗法被视为苏联医学界借鉴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典型例证。例如，科贝林（И. И. Кобылин）在《疼痛的历史：情感、语言游戏与痛苦的生物政治学》一文中探讨了中西医学对疼痛的界定以及将针灸疗法这一中医实践纳入西医体系的尝试。纳戈尔内赫（О. С. Нагорных）是研究中苏针灸疗法合作的领军人物，着述颇丰，他在《苏联医生接受“中医”概念的转变：医学伦理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文中考察了针灸疗法在苏联全民医疗保健体系中的作用，以针灸疗法为例，从伦理角度分析了苏联医生对中国民间医学态度的变化，在《关于教授弗·格·沃格拉利克的生平：针灸反射疗法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若干方面》一文中关注苏联针灸疗法奠基人沃格拉利克（В. Г. Вогралика）的医疗活动，在《20世纪50—60年代苏联赴华医生的派遣：医疗卫生合作计划的实施》一文中介绍了苏联医生赴华学习的情况。

鉴于现有研究对中西医疗观念的分歧实质及苏联医学界对针灸疗法从排斥到接纳的转变原因缺少分析，本文拟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ГАРФ）、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和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的馆藏资料为基础，探究针灸疗法在苏联的传播脉络，并从医学这一特定领域着手总结中苏合作的历史经验，以期为中俄关系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材料、新思路。

一、“国家医学”观对民间医药的固有偏见

“国家医学”观念萌生于16世纪末，是当时主导欧洲诸国政治、经济和科学发展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思想影响下的产物。重商主义者认为，劳动力是商业繁荣和国家富庶的重要基础，劳动者越多，产品就越多，而出口商品数量的增加将加快国家财富积累的速度。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Thomas Mun）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指出，由于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最大力量和富源”，故而“应该更加小心谨慎地使这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能够努力工作”。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和刺激出口贸易，欧洲诸国政府开始关注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人口增长问题。英国、法国和奥地利通过人口普查了解本国劳动力的真实状况，德国则率先开展旨在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的医疗实践。18世纪初，“国家医学”概念在德国首先出现，医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显着提升。个体健康不仅是私人问题，而且关涉国家内部安全，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

18世纪70年代，“国家医疗治安”制度开始萌芽。“国家医疗治安”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推动医学知识与实践的标准化、医学组织的结构化、医学专业的规范化以及医生职位的行政化，最终将医生整合到国家医疗体系中，使医疗系统成为国家的管理对象。18世纪末，德国率先推行医疗标准化。此后，“国家医疗治安”制度在欧洲全面推行，俄国也将其视为重要的公共管理工具之一。在“国家医疗治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国家是维护社会和个人道德、身体及经济福祉的唯一力量。

然而，在18世纪的欧洲，毕业于正规医学院校且获得执业资格认证的医生数量极少，导致医疗服务价格昂贵。在此背景下，替代医疗与补充医疗广泛存在于民间，城市和乡村中的行医者主要是江湖游医，如巫医、民俗医士、接生婆以及理发匠（兼职处理伤口，施行放血疗法）。尽管此类行医者提供的医疗服务缺乏科学依据，但是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往往并无更优选择。因此，欧洲诸国政府对江湖游医的行医活动既不鼓励，也不制止。医疗界对江湖游医的态度同样比较宽容，这是因为江湖游医与认证医生的服务对象不同，前者的行医活动并不会影响后者的收入。从18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口增长和军队扩张导致医疗需求猛增，而认证医生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故江湖游医开始泛滥。欧洲诸国随即大力限制江湖游医的数量，在“国家医疗治安”制度下严厉打击他们的行医活动。

受西欧诸国的“国家医疗治安”观念和制度影响，俄国医学界坚决否定正规医疗外的一切替代治疗的价值。俄国医学界认为，江湖游医出于牟利动机向民众提供低质量医疗服务，会损害人体健康，必须予以取缔。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江湖游医中亦不乏治愈大量病人并受到民众尊敬者，俄国医学界的全盘否定态度显然过于激进。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之下，俄国的认证医生和江湖游医被明确区分开来，国家医学和传统民间医学也变得泾渭分明，以至于只有经过官方认证的医生才能合法行医。不过，囿于认证医生的数量极为有限，大部分人口的医疗服务还是依靠江湖游医。

除了提供医疗服务，俄国医生还负责收集、整理、上报有关人口健康状况和发展前景的各类信息。因此，俄国医生同时具备民族志学家的身份，得到了丰富的民间医疗实践的滋养。受过教育的俄国医生有强烈的优越感，自认为远比江湖游医和萨满巫师高明，俄国医学界也不允许医生相信主要依靠咒语和仪式发挥作用的民间医学能治病。当俄国医学界人士面对来自东方的疾病观和医疗观时，他们或留下野蛮落后的印象，或产生居高临下的好奇心。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发展，卫生标准观念开始逐渐形成，成为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俄国医学界看来，背离传统医学实践中既定的卫生规范是极为有害的（今天看来这种传统医学本身也未必符合卫生要求）。然而，俄国农民在患病时更愿意寻求江湖游医的帮助。他们会先尝试家庭疗法（给病人喝薄荷汁、盖皮袄或用萝卜擦身）或者向江湖游医求助，假如仍然无济于事就会求助于附近有威望的地主、牧师或教师，只有在有人强烈建议的情况下，才会把病人送到当地医院。俄国自诩为欧洲文明国家，深受西方科学传统和“国家医疗治安”观念影响，其医学界固执地认为西方医疗观念极其先进，对民间医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当然，在与民间医学的直接接触中，俄国医生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有效性。俄国医生对民间医学的兴趣主要体现在对本土民间医学、藏蒙医学和中医学的探索上。然而，民间医学被证明有效的孤立案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主流医学界对替代医疗的偏见，国家严厉打击庸医的政策使情况更加恶化。

19世纪，针灸疗法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传入俄国：一是由东正教使团直接引入；二是由欧洲其他国家间接传入。1828年，俄国《军医杂志》首次发表了关于针灸疗法的学术论文，中俄医学交流自此发端。俄国医学界将针灸疗法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试图以针灸疗法为切入点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不过，无论是当时俄国的医学专业人士还是普通民众，对针灸疗法的实际疗效都持保留态度。

二、中世纪城市国家与商人

针灸疗法在苏联的传播和接纳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家医学的僵化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医生对针灸疗法的批判态度极为坚决，近乎条件反射。即使有苏联卫生部的官方支持，将针灸疗法纳入苏联医疗保健和医学教育体系也面临重重困难。

（一）苏联医学界早年对民间医药的矛盾态度

在斯拉夫民族的传统认知中，神秘医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治疗体系，凝聚了治疗师、草药师、占星家、巫医、瑜伽师和萨满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它建立在人与宇宙的和谐法则基础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为人类健康的关键前提条件。现代医学认为，神秘医学是一种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在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成立，国家医疗卫生政策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意识形态对医学观塑造发挥了主导作用。总体而言，苏联（俄）医学界对以神秘医学为代表的民间医学态度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帝俄时期打击江湖游医的基本原则得到了继承和强化。1918年6月22日《新彼得格勒报》发布了苏俄政府对江湖游医的警告，将江湖游医治病定义为“欺诈”，但又苦于不能把这些“江湖骗子”送上法庭——他们总能找到被治愈的“感恩”的病人出庭作证，不仅使审判无济于事，还借此扩大了其影响力。卫生委员会号召通过文化手段与神秘医疗作斗争，如通过举办讲座、发行通俗读物和撰写报刊文章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揭发“江湖骗子”的伎俩，同时公开刊登预约正规医生的方式以便患者了解求医途径。此外，在城市、乡村广为流传的神秘医疗广告也受到严厉打击。

另一方面，该报同日同版的《神秘主义都是欺诈吗？》一文又显示了苏俄科学界对神秘主义的好奇与探索。据这篇文章介绍，神秘学家巴尔琴科夫（А. В. Барченко）指出，神秘主义积累的经验与实证科学的最新数据并不矛盾，神秘主义与精密科学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普遍对神秘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如着名的精神病学家、生理学家别赫捷列夫（В. М. Бехтерев）院士领导的彼得格勒大脑和心理活动研究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研究人类的超自然能力，以期发现对大量人群产生心灵感应影响的机制，并将之付诸实践。

内战时期，苏俄医学界在医学观方面的矛盾和摇摆暂时平息，原因在于战争导致正规的医疗资源奇缺，价格极为高昂，面对严酷的现实，苏联政府只能求助于传统医学。20世纪30年代，列宁格勒东方医学倡议小组尝试将中医纳入苏联医疗体系，遭到临床医生的质疑和反对。然而，苏联学界对中医的研究兴趣不减，当时仅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就收藏了50多篇中医研究论文。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韦尔希宁（Н. В. Вершинин）从事西伯利亚药用植物的综合研究，从冷杉中成功提取了樟脑，使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摆脱了樟脑进口依赖，韦尔希宁也因此被授予国家奖章。后来的卫国战争迫使苏联国家医学进一步接纳民间医学，由于制药厂或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故而植物制药被迫成为重要药剂，如从大蒜和洋葱中提取的植物抗生素可以治疗化脓性伤口。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一些植物药剂被列入苏联国家药典。由此可见，苏联官方对民间医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政策的特殊性。

1949年，维亚济缅斯基（Э. С. Вязьменский）撰写的苏联第一部中医着作《中医简史与理论概述》出版。20世纪50年代，在中苏全面合作的历史背景下，苏联学界开启了对中医理论的新一轮系统性反思、借鉴、融合与科学检验。苏联派驻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尊重。在华期间，苏联医学专家积极学习中国民间医学诊疗方法，并对中国民间医学的价值进行重新思考。这一学术实践有效促进了苏联医学专家在临床实践中对中西医结合疗法的探索与应用。

然而，并非所有苏联医生都对中医持肯定态度。1956年11月16日，沃格拉利克在高尔基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做了题为《关于中医基本原理》的报告，西尼岑（Н. П. Синицын）教授则在发言中使用“骗子、萨满教、巫术”等词对中医进行了极为负面的评价，批评沃格拉利克教授鼓励苏联医学界从事“无证据的医学，那些难以称为医学的东西”。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沃格拉利克还被贴上“传统主义者”的标签。

（二）20世纪50年代中苏医疗领域合作的蓬勃开展

1949—1953年，中苏科技合作主要依托短期的外贸合同展开，既没有明确的合作协议，也没有正式的执行机构。1954年10月，中苏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中苏科技合作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苏联派驻中国的医学专家的数量明显增加。

1958年1月，中苏签署《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就共同制定两国科研机构直接合作计划达成一致。该协定特别指出，中国需要向苏联输出包括针灸疗法在内的医学技术。双方还确定了医学合作的四个重点方向：抗生素等主要药物研究、重大流行疾病预防、职业健康与安全、构建中国医学高等教育体系。两国科技合作委员会的通报显示，卫生保健是中国向苏联输出科技成果和提供经验的主要领域之一，两国在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苏联“从中国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民间医学处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伊万诺沃、高尔基、塔什干等城市的医院里“应用了中国的针灸治疗方法”，当时的初步数据表明，针灸疗法“在治疗神经根炎、神经炎和支气管哮喘时有明显的积极效果”。

此后，苏联卫生部大力推动中医传播，苏联医学界也热衷于研究中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这使中苏医疗合作成为科学史和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三）苏联医学界对针灸疗法的系统学习

首先，针灸疗法在苏联的传播得益于医疗保健体系领导者的积极推动。1954年6月，苏联卫生部长科夫里金娜（М. Д. Ковригина）访华，她参观了针灸疗法实验所，充分肯定中医药对苏联人民卫生保健的重要性，并提出派苏联医生来华学习针灸疗法。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柯切尔金（И. Г. Кочергин）是研究和推广针灸疗法的主要倡议者，他曾任全苏中医研究委员会主席，并于1956—1959年任中国卫生部苏联专家组长，在中国期间开展了大量的中医研究工作。他在《关于苏联医生在中国的工作》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中医和针灸疗法的态度，“民间医学的一些理论概念的模糊或不一致不能成为对它漠不关心和态度消极的理由”，“针灸疗法是中国民间医学最常见的、最受欢迎的方法，至少对150~200种疾病有积极的治疗作用”。柯切尔金将针灸疗法与苏联医学科学院士维什涅夫斯基（А. В. Вишневский）的普鲁卡因封闭疗法和苏联医学科学院士菲拉托夫（В. П. Филатов）的组织疗法相提并论，对苏联医学界接受针灸疗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苏联医生积极赴华学习，回国后继续钻研针灸疗法的理论与实践，为针灸疗法在苏联的传播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批赴华学习针灸的医疗专家成为苏联反射疗法学派的奠基人。

1954—1956年，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名誉会员沃格拉利克作为医疗专家赴华。在中国工作期间，他主动学习针灸理论，归国后创建了苏联第一个针灸实验室。沃格拉利克呼吁苏联医学界重视中医研究，因为“中医具有深刻的独创性，它并非源于抽象思想的虚构，而以数百年来丰富的民间经验为基础”。沃格拉利克在医学科学与教育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曾被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和中苏友谊章。沃格拉利克与维亚济缅斯基合着的《中医概要》是最早介绍针灸疗法的俄文着作，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医学史，试图从苏联医学的角度对中医和针灸进行科学解释，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中医理论的精髓，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苏联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沃格拉利克撰写的关于中医的着作还有《中医概论》和《中国针灸疗法原理》。苏联功勋科学家鲁谢茨基（И. И. Русецкий）与沃格拉利克同期来华工作，并学习针灸疗法。1956年，他受中国卫生部邀请，在北京医院开办神经病学高级师资训练班，归国后在喀山进行针灸疗法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成为喀山反射疗法学派的创始人。1959年，他出版了专着《中国针灸疗法》。

1956年，苏联开启第二批医生赴华学习活动。关于这段历史，国内学界有极为充分的研究，本文依据俄罗斯档案略做补充，重点是梳理苏联医生对针灸疗法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发展。德柯琴斯卡娅（Э. Д. Тыкочинская）、乌索娃（М. К. Усова）和奥辛波娃（Н. Н. Осипова）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学习针灸疗法的理论和实践，并向中国医生传授苏联反射疗法的原理和方法。在向苏联卫生部提交的工作报告中，上述三位专家从历史、现实和理论角度对中医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着名的医生和医学文献，许多医学发现要比欧洲早上几个世纪”，针灸疗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原创性反射治疗方法，对许多疾病的疗效显着，其最大优势是成本效益，不需要复杂的昂贵设备，可以在偏远地区广泛应用”，而且在“苏联国内具备推广针灸疗法的先决条件”，通过医生培训就可以复刻已经在中国得到成功验证的理论和实践。针灸疗法的优势与苏联卫生保健观中的全民普及原则相契合，这有力推动了针灸疗法最终进入苏联医疗保健体系。归国后，三位专家在苏联卫生部的支持下继续开展针灸疗法的研究与临床应用。1976年，德柯琴斯卡娅编着的《针刺反射疗法基础》出版，该书除了介绍针灸疗法的基础知识和本质特征，还重点介绍了针灸疗法的应用方法，特别是对周围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过敏性疾病、胃肠道疾病、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此外，该书首次公布了各种因素（机械、电气、辐射和药物）对“活性点”的影响数据。

1957—1961年，苏联陆续派出医学生赴华学习针灸。卡昌（А. Т. Качан）、克利缅科夫（Л. М. Клименко）、科列斯尼科娃（Л. В. Колестникова）和莫洛霍娃（С. Л. Морохова）以学生身份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学习。卡昌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精通汉语。1982年，全苏针灸科学方法中心并入列宁格勒医生培训学院反射疗法系，卡昌担任第一任系主任。1984年，苏联针灸与传统医学协会成立，卡昌当选协会主席。与其他医生不同，卡昌在培训苏联针灸医生的过程中坚持使用中文穴位名称，而不是俄文译名，这使中医概念的历史内涵得以保留。20世纪90年代初，卡昌撰写的针灸着作陆续出版，如《针灸镇痛临床试验》《针灸体穴的解剖定位与临床应用》《中国生物节律学：子午流注》等。

（四）针灸疗法在苏联的广泛传播

中央医师高级进修学院（ЦИУВ）成立于1930年，是苏联医生接受高级培训的机构，在医学研究、临床实践和培训医务人员与管理人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格拉先科夫（Н. И. Гращенков）院士、切特韦里科夫（Н. С. Четвериков）和佩捷林（Л. С. Петелин）先后担任过该学院的院长。1956年，中央医师高级进修学院遵照苏联卫生部要求，开始对进修医生进行针灸疗法培训，这种培训活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

自1957年起，苏联陆续在莫斯科（乌索娃学派）、列宁格勒（德柯琴斯卡娅学派）、喀山（鲁谢茨基学派）和高尔基（沃格拉利克学派）成立了四个主要的针灸疗法教学与研究中心。其中，位于莫斯科的苏联医学科学院针灸疗法感传实验室规模最大，从业人员最多。

20世纪60年代，苏联反射疗法学派形成，针灸疗法和非侵入性低能量影响穴位疗法都被定义为反射疗法。苏联医学界对反射疗法的兴趣日益浓厚，从业医生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苏联各地主要医学研究所相继建立了针灸疗法专业研究机构，如苏联卫生部全苏外科试验医院科学研究所、全苏创伤矫形中央科学研究所、苏联医学科学院外科肿瘤研究所等，诸多分散机构亟须得到集中的协调和指导。

1976年3月17日，苏联卫生部颁布第266号命令，决定成立苏联反射疗法中央科学研究院（ЦНИИР），在反射疗法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其职能包括：科学管理医疗机构的反射疗法部门，向各地分支机构提供反射疗法咨询援助；为从业者编写有关反射疗法的使用说明和手册；研究、总结和传播国内外使用反射疗法（针灸疗法、耳穴疗法、电针镇痛）的经验，将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组织和协调反射疗法临床和基础理论领域的科学研究；组织反射疗法研讨会，定期举办全国性会议；出版有关反射疗法的实用手册、文集和专着。1977年3月4日，苏联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出席研究院成立大会。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卫生部下属的反射疗法科室达到181个，遍布15个加盟共和国。

三、针灸疗法融入苏联医疗保健体系的促因

针灸疗法主要具有三点优势：针对某些疾病疗效显着，不需要昂贵的医疗设备，以及成本效益突出。在此基础上，针灸疗法能够成功融入苏联医疗保健体系还有三方面促因。

（一）医学理论的共识

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源自中国的自然哲学生命观，特别是“气”这一生命能量在人体内的循环。苏联医学界认为“气”的概念缺乏科学理论支撑，苏联政府也要求医学界对针灸疗法进行理论论证。在中苏两国专家集中讨论中医理论的过程中，反对派拒绝将针灸疗法纳入苏联的医疗保健体系。

随着巴甫洛夫的神经生理学反射理论与针灸理论的有机结合，针灸疗法在科学层面受到的质疑逐渐消失，其合法性得到苏联官方认可。针灸疗法在俄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音译的针灸疗法在俄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音译的“чжэнь-цзютерапия”（针灸疗法）改为更具专业性的“иглорефлексотерапия”（针刺反应疗法）、“иглоукалывание и прижигание”（针刺和烧灼）、“акупунктура”（针刺疗法）和“иглотерапия”（针刺疗法）。苏联医学界认为，针灸疗法和按摩、磁场效应一样，都是反射疗法的组成部分。在将西医固有的科学理论与针灸实践结合后，针灸疗法便具有了更强的科学性。

然而，仍有观点认为，反射疗法与针灸疗法在理论上没有共通之处，反射疗法的治疗效果被现代医学描述为“复杂的神经体液反应，最终对身体的局部和整体反应具有刺激、调节和正常化作用”。苏联医学界在处理针灸疗法的科学性证明问题时引入了“西医针灸”的新概念，从神经生理学角度解释针灸的治疗效果，这表明苏联医学界在接受针灸疗法方面与西方医学界达成了某种共识。

（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契合

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里，中医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特征，看似与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不过，针灸疗法与宗教并无关联，这对针灸疗法在苏联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苏联医学界对针灸疗法与藏医进行了区分和切割，藏医与宗教联系密切，相比之下，使用针灸疗法的医生则类似工匠，针灸技术的传承往往是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学习完成的。尽管中国古代传统中医的基础理论与道教和佛教存在一定联系，但是并未超出中国古代哲学的框架。因此，即便中医一度被苏联医学界认为科学性不足，也没有被打上宗教标签，更没有与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产生直接冲突。同时，中国医学界也在推动苏联反射理论与针灸疗法的融合发展，思想的统一进一步化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针灸疗法蕴含的世界观可与社会主义思想基础和民族精神价值进行有机结合，这种东方医学智慧能够在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获得共鸣与认同。

（三）中苏医疗领域合作的推动

其一，中苏关系的发展在科技合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两国医药领域的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其二，中国政府充分认可中医药的重大价值，中国学界的科学研究有助于针灸疗法在苏联获得积极评价；其三，苏联对中国医学成果的接受也表明苏联对中国文化成就的认可，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其四，针灸疗法进入苏联恰逢两国友好关系的高峰期和科技合作的黄金期，故得到了苏联高层领导人的支持。

苏联领导层对中医问题的关注，从1955年中国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被撤职一事可见一斑。事件发生后，苏联驻华大使馆向本国政府汇报称，贺诚因“贬低中医的积极意义并禁止其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而被免职。值得注意的是，贺诚在为自己辩护时引用了《大苏联百科全书》第21卷关于“中国”的条目，其中对中医的描述是“一种神秘且反科学的医疗体系”。此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主任谢尔巴科夫（И. Щербаков）和副主任维诺格拉多夫（И. Виноградов）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到，“中国媒体正在重新审视中医问题，并开始强调其积极方面”，并建议《大苏联百科全书》编辑部在再版时重新考虑对中医的评价，同时责成《苏联医学》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批判《大苏联百科全书》对中医的错误评价。

1957年4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阿布拉西莫夫（П. Абрасимов）致函苏共中央，介绍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情况：“为了吸收民间医生多年积累的知识经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中国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运动，从传统医学医生中培养西医……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开设了传统医学研究所培养人才。”虽然阿布拉西莫夫称针灸是中国民间医学中最受欢迎的疗法，对治疗面瘫、神经根炎、关节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但是苏联医学界总体上“对中国民间医学知之甚少”。与医学界的冷淡态度截然相反，苏联民众在《火星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赴华学习的苏联医生高度肯定针灸疗法疗效的消息后，纷纷致信中国卫生部，要求去中国接受针灸治疗，信件数量达到8000封。苏联大使馆、驻外商务代表处和原红十字会的医院也收到了苏联民众的数百封信件，申请接受中医治疗。在信函的最后，阿布拉西莫夫特别提到，中国医学界已将朱琏的《新针灸学》译成俄文，如能尽快在苏联出版该书，将有力促进苏联针灸医生的培养。阿布拉西莫夫还提出，应派遣医学生和医生团队赴华学习针灸疗法，并在苏联各大城市设立针灸疗法研究所。

阿布拉西莫夫的建议得到苏联卫生部的重视。1957年6月，苏联卫生部长科夫里金娜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在苏联开展中医研究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苏联卫生部研究了大量中医资料，认为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中，“针灸疗法最值得研究”。苏联卫生部向苏共中央汇报了相关工作的进展，提及赴华医生关于针灸疗法的科学报告在苏联神经病学界引起轰动，关于针灸疗法的文章在苏联发表后引发民众的极大兴趣，以及中国赠送500套针灸器具和20套穴位图等事项。苏联卫生部还制定了逐步将针灸疗法纳入苏联医疗保健体系的工作计划：依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医生培训学院开展两期针灸疗法培训班，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内科医生、神经病学医生和理疗师进行培训，每期25~30人；从中国邀请中医专家授课，开展针灸疗法的科研合作；在获取朱琏《新针灸学》的俄文译本后立即出版。1959年，朱琏的《新针灸学》俄文版在苏联正式出版。

1958年5月，苏联卫生部第四管理局向中国派出医生小组，学习气功的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的健身体操——太极拳。第四管理局的前身是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负责高级领导的卫生保健工作，掌握当时最新的医疗技术和治疗药物。显然，在针灸疗法引入苏联两年多之后，其临床疗效不仅得到了苏联高层领导人的认可，而且激发了他们对中医养生保健的浓厚兴趣。

20世纪60年代，尽管中苏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都戛然而止，但是苏联医学界依然重视对中医的研究。1960年4月，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季马科夫（В. Д. Тимаков）和苏联医学科学院士比利宾（А. Ф. Билибин）率团访问中国，代表苏联医学科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签署在重大医学问题方面的科学合作协定。该代表团还考察了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医疗机构，认为中苏开展“中医合作研究的前景广阔”。

四、结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医学界的医疗观始终未能突破西欧理论体系的框架，在其固有的认知中，中医这一古老的东方医疗体系与纯粹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尽管中医在临床治愈率、医疗普及度和成本效益方面的优势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苏联官方仍然试图绕过中医的哲学观来进行临床实践。这种尝试在中药领域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斯拉夫民间医学在植物制药、动物制药和矿物制药方面也有代代相传的经验和传统。然而，放弃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单纯进行临床实践难以轻易奏效。事实证明，苏联后来在针灸疗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反射疗法并未取得显着成效。

在文化迁移的语境下，针灸疗法最终被纳入苏联医疗保健体系，这体现了苏联政府、医学界与民众三方对针灸疗法有效性和经济性的充分认可。苏联医学界一方面秉承从西欧舶来的传统医学伦理，试图保持其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被针灸疗法具有的“平等”和“全民普及性”深深吸引，而这些道德原则恰恰是苏联缔造的医疗保健体系的价值基础。苏联医生尝试理解、接纳并重新阐释针灸疗法独特的医学伦理，探讨将之与苏联医学融合的可能性。中苏两国共同秉持的社会主义理念则使这一进程得以加速推进。

中医药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的国际输出有助于塑造希望与世界分享古老文化成就的大国形象。自21世纪以来，医学探索的许多新进展引发了新的伦理挑战，使现有的医学道德困境日益复杂化。在这一背景下，回顾中苏针灸疗法合作的历程、机制和经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的全球卫生关系模式。

吕卉，历史学博士，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是“文明交流史研究”专题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