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吴景超：试画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吴景超谈史论世》读后

历史人物一般总会出现两次，一次在他参与创造的历史中，一次在后人的记述和再述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第二次“出现”的意义和影响往往更大。近代中国文化人在动荡变革的时代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代际变迁，也重构了知识和权力、学者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在现代中国建设中起到奠基作用的群体，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在拷问着国人，他们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对当下依然有借鉴意义。正因此故，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尤有价值。

对于这一群体文献和思想的开掘，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火爆“出圈”成为“网红”，乃至被网友奉为“嘴替”，另一种则渐渐升温，在慢热的认识中受到越来越多重视。吴景超无疑是后者。近年来，他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等旧着陆续出版，但他的思想至今还有许多散落在图书馆里泛黄的书页中，所幸在《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之后，吕文浩先生又选编了规模更大的《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吴景超谈史论世》（学苑出版社，2025年）。这本书侧重历史社会学、农业经济与海内外移民、灾民状况与救灾工作、美苏经济状况及制度比较等领域，在更显着的广度和深度上为我们展示了吴景超的学问和思想。

作为一种“阐释性”记录的调查报告

《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一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从国史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收录吴景超对中国历史主要是秦汉经济和制度史的研究，第二编“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出路”收录了他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思考，第四编“美苏经济状况及制度的比较”收录关于美国和苏联的观察和研究。相比而言，第三编“各地灾情与救灾工作视察记”比较独特，乃是吴景超对四十年代后期各地灾情的考察以及救济工作的规划和建议。对于有的读者而言，这部分内容数字多，文风硬，读起来或许感到枯燥，但若对二战之后的中国史有深入了解之兴趣，那么，收录于本书的16篇文章无一不值得细读。因为，这些文章里记录了吴景超作为一名官员视察各地所看到的受灾景象，以及他对于各地救济工作特点、问题的分析，不啻为一份详尽而真实的社会史料，其中关于湖南灾民“掘食埋尸”、各地难童地狱般生活的记载，读来触目惊心，勾起我读《资本论》中童工困苦生活的感受。实际上，如果要写一本以20世纪中国为题材的《资本论》般的着作，吴景超的这些“调查报告”正是不可或缺的。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吴景超的调查报告有“解剖麻雀”的价值，作为一种“阐释性”记录，既浸润着他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思想内核，又为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提供以现实为基础的学理解释。比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篇中，吴景超以一个县的税收为例，为该县百姓的付出和所得算了一笔细账，发现县府取之于民的太多，而用之于民者太少，得出结论：“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满，此为最基本的原因。”再如《摊派猛于虎》一篇，观点鲜明，坦言农民承受政府负担太重，同时又以浙江某县乡公所的会议记录为材料，详细列出这个乡公所一年之内向老百姓要了多少钱和东西，从而说明“现在中国农民的生活，可谓痛苦已达极点，而造成这种痛苦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的苛捐杂税，便是下级政府的各种摊派”，提出裁军、改良税制等建议。以今天的“后视之明”来看，在吴景超撰写这些文章的四十年代后半期，他的分析虽可谓透彻，政策建议却无法落地实行，不过，我们万不能因此认为吴景超“书生气”“迂阔”，而不妨暂时搁置特定历史情境的限制，使他这些文章的价值更清晰的显现出来。我想，这也应是本书编者吕文浩在“导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超前探索》中以“超前”二字概括吴景超志业的缘由之一，“吴景超关于建设现代中国的种种方案，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广泛参考近代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可惜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几十年间缺乏发展经济的和平稳定环境，经济建设未能大规模地开展。吴景超的诸多主张虽超前于时代而减损了其实践价值，但它们的理论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采用“跳进跳出”之法阅读吴景超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吴景超乃至于以他为代表的那一批民国知识分子，均需采用“跳进跳出”之法。所谓“跳进”，即进入其人所处的语境、所持的心境，读其文，理解其为何如此立论；所谓“跳出”，即搁置其历史背景，再读其文，理解其关于普遍真理和共同价值的内涵，以及审时阅世的方法论意义。针对吴景超的这些文章来说，不“跳进”，就没法理解他的言说对象和问题意识，容易将这些文章看作过时的断烂朝报；不“跳出”，则没法读懂他作为文化人的情怀和追求，会将他的文章仅视为“文本”而充作写论文的“材料”，忽略其在治学与理政上的现实价值。

循此理路，来读这本书，更能从中获得启发。比如，在《一个内乱的分析——汉楚之争》中，吴景超提出“在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与民众的幸福，最有密切的关系，那便是内乱问题”，他又说，这个问题以往只有历史学家研究，学社会科学的人却没有分析，其实，内乱古今中外皆有，“这种超乎时间空间而存在的事实，正是社会科学的好材料”。经过对汉楚之争的研究，吴景超提出内乱有起点、有归宿、有中间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并总结出一个规律：“苛政——人民不安——革命——现状推翻——群雄争权——统一完成——善政——和平恢复”。在次年的《革命与建国》一文中，他又对这八个阶段作进一步总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苛政至现状推翻，可以称为打倒旧政权的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一时期。第二期自群雄争权至统一完成，可以称为创立新政权的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二时期。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复，可以称为建国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三时期。”如果联系吴景超在前文中提出的，“如想判定某次的革命是否成功，不能以推翻旧势力为标准，不能以成立新政权为标准，而应以新政权成立后，看他是否能为民众谋幸福为标准”，再结合三十年代初期他写作两文的时代背景，更可体会其现实所指，以及源于中国历史特性的政治伦理。而这，或许也是吴景超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虽然，人们常说横为社会、纵为历史，但作为专门之学，出于学科自律以及学术史传统的原因，历史学家首先看重的往往是描述“是什么”，“为什么”则是后考虑的问题，至于探寻“规律”，寻求“借鉴”则更为现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不愿或不屑为之。社会科学则不但要对历史问一个“为什么”，还要借此对现实“怎么办”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浇的还是现代中国建设之“块垒”

作为有过从政经历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中，自然包含了更多资政的考量。不过，作为学者，他始终保持了与职业政治家不同的理性和严谨。这一点在《阎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应阎锡山之邀，他来到了太原。阎表示对吴景超发表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颇感兴趣，吴也对阎正在搞的土地村有的政策有所了解，但实地考察之后还是提出了诸如地价确定、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老弱抚养等方面的疑惑，并希望阎吸取中外历史上土地分配中的教训，以免重蹈历史覆辙。在这里，我们读到了一个学者济世的热情与观世的冷静，面对实权人物伸出的橄榄枝，吴景超保持了积极而审慎的态度，以学术固有的平和和严谨揭开了政客口号式蓝图的本相。

1947年3月，吴景超离开官场，重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这一期间，他撰写了一系列美苏两国经济制度比较的文章，本书收录了9篇。如前所述，这些文章同样有其具体历史语境，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因此，权衡美苏发展模式的利弊，于吴景超而言，和研究秦汉的人口、婚姻等一样，所要浇的还是现代中国建设之“块垒”。

其实，通读《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一书，我们可以大体感受到吴景超心目中的现代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它首先是现代的，在经济、政治、司法、社会文化事业等方面，均恪守现代理念，与世界接轨，因而必须革除一些“从来如此”的东西。比如，在《西汉遗留下来的几条仕宦之路》中，吴景超提出“父兄”“同乡”“亲戚”“师友”这四条仕宦之路都应该“封闭”，代之以选举与考试两条大道，非如此，政治无法走上轨道。同时，现代中国又是从古代中国生长而来的，传统的治国方法和机制不能简单“一抛了之”，而应加以改造。因此，在《论幕僚制》一文中，吴景超在分析古代中国幕僚的形态和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从行政的需要看去，幕僚是不可少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废除这个制度，而是如何改进这个制度，使他发生最美满的效果”，进而对用幕僚的人、当幕僚的人都提出了务实的建议，比如，幕僚应根据对一个问题的多年研究或长期经验说内行话而不是说一些“常识”，更不是道听途说；用幕僚的人应该听取多方意见而不是为少数人见解所囿，幕僚的意见不能取消或抹煞主管官吏的意见，只应是后者的补充。这些文字实际上擘画了从古代的幕僚制向现代的政治的专家顾问制转变的路径和方法。

由此再看全书四编，分别从历史、现实、操作和镜鉴等维度构成了现代中国建设方案之梁柱。因此，我们不妨把这本书看作吴景超以及他所代表的知识群体的“施政纲领”，用钱昌照的话说，“试画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如前所述，在近代中国纷纷扰扰的大变局中，这份蓝图并未实现，或许也无法全部实现，但其部分内容比如转移农业人口、节制生育等实际上已被吸收到其他蓝图之中变为现实。更重要的是，治学的问题意识、世界视野和价值关怀，以社会科学视角考察历史的方法，在周密调查和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的行政取向，这些渗透在本书中的学术精神，必将超越其内容本身，随着吴景超一次又一次被重读而发挥更长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研究员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5年8月6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