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广昌故事：悲壮的辉煌

广昌，地处原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的交界点，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中央苏区最早的全红县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五次来到广昌，点燃广昌土地革命烈火，深入推进了广昌土地革命运动。他于1930年2月在广昌行军途中吟成的诗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使广昌作为红色文化的地理标记，广为人知。其中“风卷红旗过大关”这句词中，风起云涌、红旗招展、雄关超拔、高歌猛进等意象，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在创建和巩固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中，广昌所拥有、所体现的重要地位。在土地革命进程中，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广昌是起始点之一，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又与在广昌发生的两场战役密切相关。

关于广昌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战略地位，一般说它是连接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纽带”和中央苏区的“战略锁钥”。由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它顺理成章成为国共双方军事争夺的焦点，成为红军御敌的“北大门”。

面对敌人有计划、有准备的步步进逼，临时中央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脱离实际的指挥。他们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方针，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1934年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构筑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并与国民党东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兵锋直指广昌城下。博古、李德等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9个主力师在广昌同敌人决战。1934年4月10日，广昌保卫战打响，博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至28日战斗结束，历时18天，先后发生大小战斗近百次。在广昌县城以北近20公里的旴江东西两岸，广大红军将士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生死大搏杀，阵地数易其手，战场情景异常惨烈。广大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作战，毙伤俘敌2600余人，但也付出了伤亡5500余人的惨痛代价。广昌保卫战最终以中央苏区北大门失守而告终。

广昌保卫战失利，北大门失守，在红军指战员和党中央高层引起极大震动，由此在认识上发生两个深刻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催生党中央和红军高级领导同志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略战术，提出疑问和深刻反思。事实上在广昌保卫战前，不少人就对“左”倾军事路线、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有意见，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反对的意见更加普遍，态度更加坚决了。比如，4月14日广昌激战正酣，聂荣臻与军团首长联合向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人长时间的对峙，而应采取运动防御，机动地消灭敌人。”广昌保卫战结束的第二天，彭德怀痛斥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当时在后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一些原来支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同志也开始觉悟，转变态度，其中张闻天是最典型的代表。张闻天在广昌保卫战结束后质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胜利吗？1934年5月上旬，在中革军委会议上讨论广昌战役的失败问题时，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论，批评说这次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结果使红军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并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这些质疑和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是党和红军力图摆脱“左”倾错误指挥的开始。

第二个变化，是战略上的重新选择。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苏区腹地。至1934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控制了西起龙岗，北至广昌，东迄建宁、泰宁、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等广大地区，中央红军被压缩在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于都、会昌、长汀、宁化8个县狭小区域内，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必须作出应对危机的新的战略决策。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的战略选择问题，“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会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可以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是正确的。如果还死守苏区，不突围西出，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有人或许提出疑问，既然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就回电表示同意战略转移，那么为什么一直拖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才出发远征呢？而且，出发的时候，仍然显得有些匆忙。

实际上，共产国际6月25日回电中，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这句话显然有鼓励打气的意思，从而使博古、李德等人觉得，实施战略转移的步骤并不那么急迫。战略转移，也就成了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此外，如何实施战略转移，也需要一个谋划和准备过程。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广昌又发生了一件与战略转移有关的大事，这就是高虎脑战役。

北大门广昌（城）的丢失，致使中央苏区的北部屏障被打破。此前，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东、西、南面的用兵主要是“围”与“防”。当中央苏区广昌、建宁、筠门岭、龙岗四面的门户相继失守以后，国民党军六路进攻的重点放在广昌南部。当时，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两路军集中9个师的重兵，向广昌南部的高虎脑地域推进，妄图攻占红都瑞金。高虎脑离中央苏区核心地域仅100余公里，是红都瑞金的重要屏障。

为了阻敌南进，给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时间，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的红三、红五军团和红十五师，奉命在广昌南部的大寨脑、高虎脑至驿前一带构筑了纵深10余公里的生死防线。此次战役以高虎脑地域为中心，史称“高虎脑战役”。从1934年7月下旬打响，至8月底结束。中央红军5个师，在广昌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猖狂进攻，致使国民党军平均每天南进的速度不到1华里。高虎脑战役历时41天，共发生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蜡烛形、宝峰山战斗，是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最为惨烈的战斗。这次战役，歼敌7100余人，红军将士4780余人和数百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

高虎脑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失利以后，红军取得的一场极为关键的胜仗。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挽回第五次反“围剿”全局性的失败，但这次战役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场战役滞止了国民党军进占中央苏区腹地的速度，提振了红军将士的士气，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正是在高虎脑战役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在制定《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以后，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具体谋划和准备。中央红军之所以在10月上旬能够顺利及时实施战略转移，与高虎脑战役41天的胜利阻击是分不开的。

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迄今90多年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已深深地烙在老区人民的心中。在广昌保卫战中，博古、李德等领导人指挥有错，但广大红军将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崇高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中，展现出来的对党忠诚的革命信念、顾全大局的政治品格、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对党和人民的奋斗事业具有永恒的思想激励和时代价值。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期间，广昌苏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参战，大力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将士，开展拥军优属。特别是在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中，广昌苏维埃政府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洗衣队、做饭队、救护队、慰问队等，支援红军作战。红军战斗到哪里，人民群众的支援就到哪里。在这两次战役中，广昌地方武装纷纷奔赴前线，配合红军作战，英勇杀敌，先后有2000余名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广昌苏区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光照日月，永载史册！

（作者：陈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7月30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