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中国增长的奇迹

笔者在2025年《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了“渐进转轨数理经济学体系创新与中国实践”一文，文章很长，20000余字。为了通俗易懂和阅读方便，我在原文基础上加以扩展，分专栏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中转载，今天发出之九。

一、1978-2010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

前面已述，虽然就业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在1957-1977年间，中国实际GDP平均增长4.97%。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格罗宁根大学平均增长的数据为-1.21%， 亚洲生产率组织1971-1977年平均增长的数据为-2.04%。然而，我们将1978-2023年国民经济相关数据，输入（8）式计算，就二元体制经济运行的差值分析看，46年GDP平均增长率为9.02%，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10%。从构成上分析，劳动力和资本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体制性剩余要素潜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7个百分点；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释放的溢值潜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9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6个百分点。

1978年前后对比，即使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计划行政经济时期为负，而在改革开放年代平均为正。因此，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

总计观察，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人口劳动力大部分时期还上行增长的阶段，即使没有发生1957-1977年大的动荡情况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平均经济增长的最大速度也就是6%。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贡献了34.39%的动能，使4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了9%的水平上。

从阶段划分看，1978-2010年是中国改革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体制发育和扩大的阶段，显着地释放了禁锢在体制安排各种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余，使经济高速增长获得了改革释放的巨大潜能。期间GDP实际增长率平均为10.02%，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3.7%，对其进行分解，劳动和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1.45%，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1.38%，广义技术进步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0.87%。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36.27%。

二、2011-2023年经济增长放缓的分析

2011-2023年，渐进转轨进入了二元体制并存和胶着的时期，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特点是：一是体制改革增长的动能边际递减。经济体制较容易的改革都完成大半，剩下的体制改革需要攻坚克难；一些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和行政执法等，向计划配置和行政方式复归。二是国内人口变动进入收缩状态，国际经济循环遇到逆全球化的影响。人口增长和结构进入低增长、负增长、少子化和老龄化阶段，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中美经济关系趋冷等，从国际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占GDP比例下降方面，也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从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看，这一时期GDP实际增长率为6.48%，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实际增长率为1.58%，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比1978-2010年下降了一半。将全要素生产率名义增长进行分解，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为-0.09%；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转移贡献经济增长率下降为0.30%；资本要素由于总资产中低效率国有经济资本占社会总资本比率从20.55%上升到40.33%，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70%；将流量土地出让金作为资本投入计算，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40%；城镇原有商品化改革房交易以及棚改和拆迁征地货币化安置住宅资产化等溢值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1.60%。城镇住宅资产溢值和土地流量资本投入产出二者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上升到了2.00%。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和1998年开始的住宅商品化、土地有偿出让、棚改和征地拆迁货币化安置等改革，没有其交易资产化溢值和产出的支撑，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会落入4%上下的中速增长区间。

三、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增长历史核算算式

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来源解释，与对中国未来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再获得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其计算在模型上不同。

（8）式的作用，就是分解1978年以来，中国高速增长的改革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式子的第一部分是城镇住宅资产化溢值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和三部分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化改革配置改善获得的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说明的：一是全要素生产率re1来源机理。式中偏差值z下年比上年缩小(xt-1-xt)，表达偏差x值向标准值y的接近，意味着闸口z抑制得到放松和改善，体制性剩余要素每年转移一部分，并得以正常利用，要素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机理。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其从无价值的生活资料成为了有价值的资产。当其资产化后，由于禁止交易的开关0得以打开成为1，在市场上一旦交易，则发生了零到市场价的溢值流量，于是买卖双方的帐户都有了相等的一笔收入和支出。从宏观国民经济核算讲，在城镇原无价值住宅一定的交易率及数量情况下，其分配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国民收入，在生产法增加值以外形成了余值，实际上也发生了土地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计划经济时期，包括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土地视为无价值资源和生产资料。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港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建设工厂、住宅和办公、商业和其他服务业楼宇需要土地。地方政府从农村城郊集体无价值和低补偿征用为国有土地后协议出让，21世纪初改变为地方政府在行政垄断土地市场上竞价出让。土地出让金是否应当进入GDP核算，在学术界发生了争论，有学者认为不应当计入，（许宪春，2009）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计入（李静萍，2008）。但是，名义土地出让金额一些年份中太大，统计操作中若直接以溢值的方式计入，残差实在太多。对此，实际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因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形成行业增加值，还有金融行业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住宅按揭贷款利息增加值，以及后来居民自己产权的住宅要给自己交纳房租等方式， 还是以生产法计入了GDP的核算。

然而，出让金收入和支出，在渐进转轨经济中，本质上是土地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应当是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的GDP余值。笔者考虑已有生产法统计的实践，将边际出让土地作为当年新增的流量资本，除以总资本并乘以资本产出系数的方式，计算了土地资产化改革给经济带来的新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