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和危险的状态,以及保持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2]。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深层内容,不仅是社会制度和政权稳固的根本保障,更是国家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基石。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锚定文化安全教育的价值目标,确立文化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健全文化安全教育的课程体系,筑牢文化安全防线,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安全意识和行为习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发扬和创新,是新时代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文化安全教育的基本路径。
一、立足现实,锚定文化安全教育价值目标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背景下,海量的文化信息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逐渐消解了传统的以国家、民族为界线的文化传播格局,文化主体与内容、传播渠道与方式等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态势,这对新时代文化安全教育提出了更高标准,迫切需要各级各类学校立足新时代现实变革需求,明确价值目标,形成国家文化安全育人的高度共识。
(一)坚定文化自信,筑牢国家文化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从横向维度分析,文化自信可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物质财富包括自然科学、技术、语言和文字等的自信,二是对精神财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自信。文化安全教育通过强化意识形态防线和抵御不良文化渗透,为培植学生的文化自信提供坚实保障;同时,学生文化自信的增强又进一步筑牢国家文化安全根基。二者相互促进、辩证统一。文化安全教育通过系统传递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辨别力和免疫力,使学生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公民。
(二)增强文化认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4]文化认同是群体成员对共同价值观、历史记忆、符号体系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文化安全教育通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抵御文化渗透,巩固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向心力,促进国家文化安全与稳定。文化安全教育依托经典文献、传统仪式、节庆活动、大众传媒和纪念场所等,系统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推动学生牢固树立文化认同,增强历史认知、强化文化归属、凝聚价值共识,使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促进文化传承,赋能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文化传承是民族历史记忆、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实践方式的代际延续,是保持文明独特性和生命力的核心机制。文化安全教育通过抵御文化解构风险、强化文化主体意识,为文化传承提供制度保障和思想根基,确保民族文化在开放环境中保持内生稳定性。通过深度梳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脉络,设置中西文明比较、文化符号解码等教学内容,重点解析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核心价值理念,可使学生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系统性认知,从内心深处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文化传播使命感。
二、遵循《纲要》,确立文化安全教育教学内容
《纲要》指出,文化安全包括文化主权、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安全等方面。[5]依据《纲要》等政策文件,以文化主权、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为基本架构,可确定文化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
(一)文化主权教育
文化主权指国家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和根本权利[6],是我国文化安全的底线。它包括国家独立自主选择文化制度、文化发展道路和政策,防止文化“全盘西化”,以及保障文化权益和推动文化发展等方面。[7]当前,我国文化主权安全正面临西方文化渗透等诸多挑战,在大中小学开展文化主权教育是国家文化安全教育的底线要求,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理解我国文化主权的主要内容,了解我国当前文化主权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掌握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方法与手段。
文化主权教育在不同学段有不同的内容要求:于义务教育阶段,需使学生认识到“全盘西化”对国家文化主权的危害,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等对国家文化主权的威胁与挑战,以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两大途径捍卫我国文化主权安全;于高中阶段,要让学生意识到文化安全是国际博弈的重要领域,引导学生加强文化认同学习,形成文化自觉,抵制文化侵略,维护本国文化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地位;于大学阶段,要引导学生加强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探索,从多元文化主权视角理解国际文化安全环境与国家文化主权安全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
(二)文化价值观教育
文化价值观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是非判断、基本态度和价值认知,以及应对文化采取何种的目标、方法、手段等价值定向。[8]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价值认知与价值定向,是文化安全教育的关键所在。
文化价值观教育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与跨文化教育两个层面,其内容要点包括以下方面: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文化基因。为此,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了解并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辨明并舍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文化价值观教育还应从百年时代变局所积淀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学生深入理解革命先辈们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历程中作出的伟大牺牲与卓越贡献,立足于时代潮流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充分领悟红色文化价值,铸牢文化价值观中的红色根基。其二,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本质是多元文化教育,以一国之内不同文化和世界不同文化,包括语言、风俗习惯、艺术等不同表现形式,作为基本教育内容,旨在让学生在多元文化视角中感知文化的多样性,了解文化的差异与共融,于不同文化的冲突中感受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建立“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同时,跨文化教育要避免陷入文化渗透的陷阱,帮助学生辨认境外不良文化,防止不良文化的侵袭与渗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与跨文化教育二者虽紧密结合,但在不同学段其内容重点各有不同:义务教育阶段一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为主,跨文化教育为辅,以增进学生文化自信为主要目标;高中至大学阶段则在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教育的同时,逐步加强跨文化教育,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帮助学生形成开放与包容的多元文化价值观。
(三)文化资源教育
文化资源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创造的文化结晶的总和[10],从可再生性的角度而言,一般分为文化遗产和现代化文化产业两类。文化资源教育是文化安全教育的基础性内容,致力于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文化资源的重要价值、表现特征及维护与应用等内容。
根据文化资源特性,应围绕文化遗产和现代化文化产业两个层面,构建文化资源教育内容体系。其一,于文化遗产教育而言,对小学阶段的学生需培养其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能力,认识到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与不可再生性,树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掌握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对初高中阶段的学生在培养其保护文化遗产能力的同时,需让他们深入认识文化遗产背后的古文化价值,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遗产利用的理解;对大学阶段的学生则更需培养其践行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能力。其二,于现代化文化产业教育而言,文化资源教育可在各学段逐步加强学生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具体来说,对初高中的学生来讲,需逐步了解现代化文化产业在国家文化资源博弈中的重要地位,理解现代化文化产业公益性与市场性并存的特征;对大学阶段的学生来讲,则需正确认识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现代化文化产业在文化资源体系中的作用与运行机制。
三、根据学段,健全文化安全课程体系
文化安全课程是实施文化安全教育的基本路径。为确保文化安全教育的有效实施,需因学段施教,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纲要》对文化安全教育的要求,健全多样化文化安全课程体系,为文化安全教育提供系统性支撑。
(一)义务教育阶段:构筑“三位一体”文化安全课程体系
由专门课程、跨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构筑“三位一体”的文化安全课程体系,是义务教育阶段开展多样文化安全教育的必然要求。其一,专门课程。专门课程是在专门的时间和地点开展教育的组织形式。依据《纲要》等文件,在国家安全课程中设置专门的文化安全教育专题,这是系统化传授文化安全知识的本质要求。其二,跨学科课程。跨学科课程作为融合不同学科知识的教育组织形式,是开展文化安全课程的重要手段。可依据各学科特点,挖掘有关文化安全教育元素,将之有机融入各学科课程中,如《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学习古诗词等传统文化时应注重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这既是语文教学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安全教育的生动体现[11]。其三,活动课程。活动课程注重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将文化安全教育与活动过程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做中学”,强化学生的情感价值体验,在活动情景中整体理解和把握文化安全的相关知识[12],培养学生解决真实情境中文化安全问题的能力。
当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认知发展特点有一定差异。为此,小学和初中的文化安全课程还应依据学生认知的差异性特点,有所区别。小学阶段学生一般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在文化安全课程建构中,应注重课程的启蒙性与趣味性,侧重于开设游戏化、生活化、自然化的文化安全活动课程;初中阶段学生抽象逻辑思维逐渐占主导,对文化安全虽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但仍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因此要注重课程的启发性、参与性和实践性。
(二)高中阶段:构建“多层级”文化安全课程体系
高中阶段的学生抽象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力逐渐成熟,且形成了初步的文化安全意识,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安全知识,但仍存在对文化安全理解认识较浅或比较片面等现象。构建更系统化、更多层次的文化安全课程,是促进高中阶段学生文化安全素养提高的关键。有必要构建普及类、拓展类和提高类三个层级的文化安全课程体系。
普及类课程以文化安全基础知识建构为核心,引导学生建立文化安全基本认知框架。依据《纲要》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等要求,这类课程主要体现为专门课程和跨学科课程。其一,专门课程。在高中阶段设立专门文化安全课程仍是文化安全教育的要求,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安全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本学段必需的文化安全知识,形成系统的文化安全认知架构。其二,跨学科课程。与义务教育阶段相比,高中阶段课程融合层次更加丰富,更注重将文化安全融入多门学科。如《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要求将中西文化相互比较、多科融合,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视角,引导学生深度理解语文和英语课程中文化价值观教育内容。[13]
拓展类课程侧重于课本之外的学习,以加深学生对文化安全知识深度体验与理解为目标。学校应立足于当地文化生态环境,整合学校文化安全资源,开设特色校本课程,丰富学生关于文化安全的受教育体验。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为例,该校依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开设了丰富多彩的非遗类校本选修课程,如岭南压花、粤剧、广绣、广彩、鳖鱼灯等,加强了师生对广东当地非遗文化的深入了解,推动了学校文化安全课程建设。[14]
提高类课程主要指实践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将掌握的文化安全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强调“发挥综合实践活动在促进学生发展中的独特作用”[15],为此许多学校都进行了课程探索。例如,山东淄博中学“十个一”红色文化主题活动课程,通过每日演唱红色歌曲等文化活动,让学生在“听、说、读、写、画、唱、动”中接受红色文化洗礼,促使学生由被动接受为主的文化安全学习模式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践行。[16]
(三)大学阶段:打造“两大课堂融通”文化安全课程体系
大学阶段的学生已经初步形成个性化的文化安全认知,能对一些复杂的文化安全现象进行批判性思考,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文化辨识力。与其他学段的学生相比,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更为多元,时间更为充裕。因此,大学阶段文化安全课程应突出系统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宜建立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互融通的文化安全课程体系。
第一课堂。作为高校人才培养主阵地,第一课堂是系统化开展文化安全教育的主要实施场域,主要以专门课程与跨学科课程为主。其一,文化安全专门课程。大学阶段文化安全专门课程可依托《大学生安全教育》(必修)系统阐述文化安全理念,帮助大学生夯实正确的文化安全观,系统建构文化安全知识。其二,文化安全跨学科课程。主要强调依托各门专业课程和公共必修课程,开展文化安全跨学科教育,实现文化安全教育与专业课程等的有机融合。例如,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大学语文”课程为载体,发挥该课程在文化安全教育中的独特优势,全方位渗透文化安全教育相关内容,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强。[17]
第二课堂。第二课堂主要指通过项目化学习等形式开展文化安全教育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类活动和社会实践教育类活动两部分。其一,思想政治教育类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18]应重视思想政治类教育活动中丰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依托其独特的思想政治属性,培养大学生维护文化安全的责任意识与担当。其二,社会实践教育类活动。大学阶段社会实践活动更倾向于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并积累实践经验。以文化安全为主题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去探究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将知识学习与实践感知相结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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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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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学传统非遗,展时代活力[N].光明日报,2025-3-18(13).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8-9.
[16]红色传承添底蕴,“五育融合”赋新能——淄博中学在守正创新中奋进[N].中国教育报,2023-06-05(8).
[17]董新良.新时代学校安全教育一体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5:281-294.
[18]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J].求是,2025(11):4-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0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学校安全教育一体化研究”(BGA2000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董新良,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学校安全教育中心首席专家;苗荣辉,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德育》2025年第14期】
文章来源于网络。发布者:火星财经,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engcheng.com/article/83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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