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久久延续的文明，如浩荡江河，润物无声，流动不居，除却自身的不竭动力外，还能海纳百川，于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是一种乐于且善于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开放体系，形塑了极为恢宏的文明格局。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的交锋交流终致交融，中华文明无时无刻不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丰富了自身，也馈赠与他者。即使向来被视为闭塞区域的四川盆地，其所孕育的三星堆文明，也极具东、西方文明的许多特色，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无怪乎李学勤先生曾断言：“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千百年来的积淀与融汇，决定了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皆与交流互鉴须臾不离。所谓“文明”，历来概念定义繁多，但总体而言，大致是指某一特定的人类集群，或者指该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经过长期积累，它普遍拥有和孕育相应的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及疆域面积，同时产生与之匹配的精神成果且愈益积累，形成或强或弱的社会政治整合力、科技创造力、军事力量和思想文化精髓。一种文明，往往可能涵括多种语言、习俗，同时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形态和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样态。于此可见，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是各国推进自身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国情。因而文明多样性是客观常态，也是人类社会弥足珍贵的共同财富。
中华文明是拥有五千年不曾断裂过的伟大文明，之所以未遭毁灭，就在于人类遗传基因与国家文化基因两个方面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然而此“自根自生”的文明根性并不拒斥吸收他者之优长。纵观人类文明史，中国主要是一种文明实体。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将中华文明列入世界三大轴心文明之一。虽然轴心时代距今已远，但人类直到今天还在该时代产生的基本范畴中思考，也还依赖其产生的信仰生活。复兴因此成为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事件，轴心时代之后的每一次人类社会变革都要回顾轴心时代，从中获得灵感与启示。在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复兴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秦汉时期，它是对轴心时代诸派思想的整合重构；第二次是隋唐时期，它将中国和印度两大轴心文明的主要思想融合汇总；第三次是宋明时期，它在借鉴其他文明（佛教）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轴心时代的本土核心价值，重振了轴心时代的中国精神。中华文明的三次复兴堪称文明对话的典范，它既包括文明体内部不同思想、文化、学说、流派间的整合熔铸，化于一炉；也包括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借鉴，互相助益。更为可贵的是，在连绵不绝的对话过程中，中华文明实现了自我的嬗变转型、返本开新。其实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离不开驰而不息的交流互鉴。可以说，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对话能力甚或是“对话基因”，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容纳之量”，文明体足够博大，可将不同空间、类型的文明质素与族群信仰汇聚一身；二是“消化之功”，历代中国贤哲用自身的超前洞见与高超智慧吸纳各色文化为我所用，终融为一体，日用而不觉；三是“中和之道”，千百年来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相继进入中国，百舸争流，皆能彼此尊重，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可以说，那些构成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观念都是在与他者文明的对话融合中升华为中华文明走向普遍性的因素。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延续在根本上是靠着文明意识的内聚力，换言之，这是一种深刻至民族文化基因内核的文明意识。比如，自古中国的士大夫文官政治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相伴相生且彼此影响：秦汉尤其是隋唐以下的中国社会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社会充满流动性，士不是世袭的，是从另三个层级通过科举考试而产生，从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阶层利益。“士”集政治、文化为一体，“士”之一元是“理一分殊”意义上的“一”,代表着整全与最广大的“公”。反观西方，欧洲中世纪则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文明经验。近代以来随着实力的扩张，带有浓厚文化霸权意味的西方中心论又因之而生。
今天，这种通过文明对话实现彼此交流互鉴，进而维系世界文明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方式依然具有极大价值。举目前程，对话之势不可逆转，但仍会遭遇诸多挑战与困难。如，我们会遇到“话语之争”。客观上世界各国对于我们的理念理解各有不同，因此中国的主张既是各国文明对话的重要参考，但同时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分歧。采取怎样的跨语际、跨文化、更易懂、更迅捷的有效对话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再如，我们会面临“路径之争”。毕竟各国对于实现自身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着不同的道路选择，中国需要尊重它们的意愿。同时还要警惕某些国家仍走“输出模式”的老路。基于此，我们应当响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大保护各国文明的呼吁，充分发挥中国致力于协助各国保护各自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中的作用；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以多种途径与方式来逐步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积极倡导以科技及数字化手段将各国文明融入生活。
在风云激荡的今天，奠基于5000多年厚重滋养的中华文明，早已摆脱近代以降“蒙尘”的境遇，如何于更高层次与更深层次上推进各国通过对话实现深度互鉴，避免文明鸿沟、超越文明隔阂，将成为一项极其重大的世界性课题。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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