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奎 梁丹：精神生产与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维度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从属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理论范畴，遵循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合乎精神生产作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意识生产的规约含义与会话含义。文章依托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现实主体、物质基础、内在动力和价值旨归等维度出发，探赜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双向继承到整合创新的逻辑理路，提出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内容的生产、塑造精神成果传播的主流舆论新格局、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实践路向，继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能提升和价值共享，为非物质生产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决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进行效能提升，实现时代化大众化，进而深植各族群众的心灵深处，需深入剖析其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生产过程，在精神生产维度形成生产、传播与共享的完整链条，更好地激励和引领各族人民群众共担民族复兴责任，共享民族复兴荣耀。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首次提出“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重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推动其写入党章，使其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和根本遵循。这一重大论断的孕育生成擘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彰显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性认知和自觉反思，是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在到民族自觉再到民族自信的蜕变升华。

目前，国内学界从文化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视域开启了相关研究。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已有研究一致认为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根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有助于激发各族群众的精神共识和情感共鸣，构建族群的情感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进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已有研究认为积极正向的民族心态秩序有助于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继而实现对民族情感的合理调控，并在民族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中实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塑的良序互动；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已有研究认为互动仪式是实现情感认同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沉浸式的互动仪式链能够聚焦各族群众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而产生情感连带作用、形成共享的情感体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的情感能量。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都侧重通过各类载体强化各族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未回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精神生产高级形式即意识形态生产部类的本质属性和原初意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下交融汇聚的“精神”写照，是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心理体验和主观印象，彰显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依恋和心理归属，是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复兴伟力的精神纽带和动力支撑，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意识、观念，理应纳入精神生产的研究范畴。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指导思想和研究范式，追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性价值，进而充分发挥其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引领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价值。

二、精神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分析视角

“精神生产”一词产生于近代西方哲学领域，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有范畴，马克思挣脱了黑格尔思辨哲学及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束缚，将精神生产概念纳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阐释这一概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的论述阐明了物质性生产与非物质性生产（即精神生产）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明晰了精神生产的两种形式，即低级形式的社会心理的生产和高级形式的社会意识的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各族群众共同的认知、情感、意志等社会心理为基础的社会意识生产，契合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逻辑理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科学完整的解释视角。

一是各族群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生产主体。与精神生产活动过程中“物”的要素相比，精神生产主体是精神生产活动中的能动存在物，其“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者所从事的、与物质生产分化开来的、在精神领域反映并改造客观存在物的观念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生产主体在意识生产层面泛指各族群众，在物化形态的生产层面特指肩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制定者、思想宣传者、科研工作者、文学创作者、演艺工作者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自发生成的，依赖于精神生产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仅是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要素、民族过程、民族结构、民族意识、文明发展的主动认同，更是各族群众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主题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族际和谐的精神实践。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作为精神生产主体的各族群众产生的意识，精神生产主体的归位是增强其成效的必要条件。

二是各族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生产根基。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构建系统完整的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精神生产成果是物质生产实践发展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是凝聚共识的客观实践活动，倚赖各族群众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实践。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需从其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实践中撷取，在族际互动的社会实践中孕育生成并巩固强化，其实质是精神生产者运用精神生产资料即物质性生产资料（延伸智力的技术手段、延伸体力的技术工具等）和精神性生产资料（历史文化、思想观念、语言文字符号等）塑造各族群众对族际边界和族际关系的理性认知继而进行精神内容再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实践，其实践成效受现阶段的物质发展水平、民族发展现状及民族工作规律的制约，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三是各族群众的共同利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生产动力。“‘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无论是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亦或是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形塑，都离不开利益的内在驱动。个体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依赖于其所从属的摆脱外来限制的社会群体，“民族”是以文化因素为划分依据的、最为普遍的社会群体，“现实的人”通过“民族”而聚类，依托于特定的民族（族群）文化特性（如体质上的种族特征、血缘世系或语言、宗教以及传统习俗等）达成对于族群分野的共识，形成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族群边界和心理认知，进而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各族群众利益的载体和工具，共同的利益是赖以旋转的轴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各民族共同利益的理性关切，旨在通过发挥利益的驱动功能凝聚各族群众的理性共识，促进各民族相亲相爱、互帮互助与紧密团结，进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要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重大利益关切，以此为内生动力汇聚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伟力。

四是各族群众的精神价值共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旨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勾勒了个体差异意识逐渐趋同于中华民族的共性意识并形成群聚效应的美好图景。精神成果的共享是接受（认同）和应用（再生产）的有效衔接和循环统一，彰显了精神生产的双向继承和互动整合。接受即“感知体验——被动接受——主动认同”的依次递进，应用即“自觉实践——精神再生产”的内在升华。接受精神成果的过程是精神成果“人化”的过程，各族群众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并在类化和纵向、横向比较中“继承”其理念和内涵，进而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集体身份的承认与确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成为各族群众的自觉意识。应用精神成果的过程则是精神成果“物化”继而再生产、再创造的过程，各族群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理念并应用于族际互动，在此过程中再生产、再创造出“物化的知识力量”（如政策文本、学术成果、文艺作品等）并指导实践，继而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因此，各族群众的精神价值共享是检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化大众”真理的终极指标。

三、从双向继承到整合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与命运走向，有助于明确政治方向、重铸民族形象、提供精神归宿、推动族际和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生成、发展受特定规律的制约和支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和思维活动，遵循认识和思维的一般规律；作为社会生产的形式之一，“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当前，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聚焦其精神生产与价值共享，秉持精神生产从双向继承到整合创新的特殊规律，以此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识，实现民族工作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现实困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生产与共享有待提升

立足精神内容的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质是一种文化寻根和文化建构，其精神内容的生产就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和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和协同内聚。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内涵、发展路向和显着优势，对维系、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了文化智慧，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应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各族群众共有精神家园的载道、释道、弘道作用，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成为真实、主动、紧密、发展的共同体。当前，多元文化交融碰撞致使中华民族当前，多元文化交融碰撞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磁场功能发挥不足，文化虚无主义的围剿致使中华文化弱化虚化、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淡化，各族文化出现分殊甚至分离倾向，具体表现为个别群众淡化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光荣传统和显着特征，刻意窄化中华文化，将其简单等同于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无视少数民族文化并将其自外于中华文化，忽略了中华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交流交融实际，这些因素成为解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和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消极力量。

聚焦精神成果的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终极目标即促使各族群众成为共担中华民族责任、共建中华民族家园、共创中华民族辉煌、共享中华民族荣耀的意识的共同体，继而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如何形成共同性是其核心要素。当前，受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的“风向标”作用亟待强化。从内生因素看，全面小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了强大的物质力量，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致使个体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出现冲突，在利益的驱使下，个别群众因过分强调个体民族的“民族身份”“民族利益”“民族界别”导致“多元一体”的意识淡漠化、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满足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作用发挥。从外部环境看，当前仍有少数反华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中国实施遏制，借助“三股势力”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依托“跨境民族”这一话语鼓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差异性，强化单元民族认同，严重冲击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认同，与此同时，裹挟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资本逻辑加速攫紧精神生产领域，企图实现伪化、殖民化各族群众精神生活的险恶用心，致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定向聚力作用被削弱、价值理性被曲解。

（二）逻辑理路：作为精神生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铸牢

聚焦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遵循着精神生产的双向继承规律。双向继承是肯定性继承与否定性继承的辩证演绎，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肯定性继承侧重于对精神成果旧价值的肯定，以往各个时代优秀卓越的精神生产成果的价值并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消逝，“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生成是时间继起性和空间并存性的内在统一。从政治维度出发，共同体理念的合法性源头和基本论调可追溯至秦朝奉行的“华夷一统”观念，后历经近代救亡图存时期御侮抗敌的中华民族意识、改革发展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凝练升华为新时代处理民族工作的主线；从文化维度出发，中华“和合”的文化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华夷一统”的政治观念与“和合”的文化理念形塑了各民族的归属意识和自觉认知，促使各民族在兴衰嬗变中逐渐成为基于共同历史叙事和共享精神成果的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母体”精神生产历史的肯定性继承，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和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是各族群众“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继续从事“所继承的”精神生产的活动，彰显了“简单承受——深化完善——发挥拓展”的肯定性继承逻辑，在追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初性内涵的基础上透视、挖掘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价值内涵，通过精神再现、语境再植拓展和丰富了这一论断的时代价值。否定性继承则侧重对精神成果旧价值的否定，包括简单否定、部分修正和根本变革等基本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历经“牢固树立”到“积极培养”再到“铸牢”的政策话语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对“母体”精神成果的简单重塑，还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取舍、扬弃超越的历史过程，结合时代特征对这一政策话语进行了有的放矢的反思性重构和创新性诠释，创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视角、时代内涵和叙事体系，体现了党对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话语创新和时代创新。

着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应恪守精神生产的整合创新规律。整合创新是对双向继承的扬弃超越，整合是精神价值的整体化、系统化，其本质在于求同存异，包括基元的综合交融，民族、地域精神价值的综合交融等，并非各种精神价值的机械叠加，而是各个要素的创新融合。各民族的交流互动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民族、地域精神成果及其价值的互补、相融及整合，深刻地诠释了“多元一体”的核心内涵，既体现了充分尊重“多元”，坚持平等和谐，又凸显了高度认同“一体”，不断凝心聚力，清晰地勾勒了各民族多元互动中“大一统”式宏大政治理想的孕育生成。独特的精神价值系统是划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识，“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这种“精神标记”是民族共同地域和共同心理所孕育的，并在“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的三维动态过程中融通了各民族共有的观念认知，凝聚了各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情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生成于不同地域的“民族精神的标记”进行了整合创新，最终积淀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系统，形成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心理上高度认同的“真正的共同体”。

四、精神生产的效能提升和价值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创新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探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生产机理提供了科学指导，对以“真、善、美”为精神领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要不断强化这一精神成果生产、传播、共享的过程，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拓新的发展格局。

（一）精神成果生产：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内容的生产

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殊意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工作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精神内容的生产是引领并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不断强化各族群众共有的历史记忆，树立和突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演奏族际和谐在精神生产战线的“第一提琴”。

强化各族群众共有的历史记忆。“族群的共同体意识通常是由一系列零碎和任意的历史集合并连贯性施加于群体之上写成的。”各族群众共有的历史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历史记忆的强化和激活要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史实，建构符合各族群众美好愿景的正向公共意识，通过唤醒各族群众共有的历史记忆强化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具体来讲，要不断拓展书写各族群众历史记忆的场域，通过“民族走廊”“一带一路”等空间在场唤醒各民族从古至今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实现从各民族个体记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聚合；要不断丰富激活各族群众历史记忆的方式，通过重大节日、纪念活动、仪式展演等多元物化载体获取不同区域多民族的共同记忆；要持续生产唤醒各民族历史记忆的精神成果，通过生产报刊书籍、新闻报道、影视作品等精神成果“强化民众对于国家意识和国家凝聚力的认知”，以“想象共同体”构建政治共同体，如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发布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峥嵘岁月和历史情境，刻写了百年峥嵘岁月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记忆。

树立和突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文化符号的正向建构功能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精神和整个社会的理性精神，文化符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直接载体和现实表征，也是其定型化的直接手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在场”下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的聚合体，有其特定的“能指”表象和“所指”意象，广泛采撷和凝练了各民族文化的精髓，传递和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企慕，塑造了“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形象。因此，要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构建完整系统的中华民族形象视觉表达体系，确保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空间性在场，拓展承载二者的社会空间，挖掘表征其价值和意义的历史文化资源，立足时代语境熔铸升华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时代化意涵，进行“元符号性”“元形象性”的重构升级，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利用前沿科技实现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跨界融合和时尚转化，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更为广阔的认同空间，进而引发情感共鸣、实现群聚效应；其次，要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承载文化，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表征和传承载体，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实现“文化习得”和“文化融通”的重要战略部署和有效路径，要结合地域实际建立“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长效机制并提供专门的政策、资金、人才支持，为民族间的交融互动奠定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

（二）精神成果传播：塑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流舆论新格局

精神成果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流通环节传播媒介作用的发挥，一般通过复制物质载体、利用传播者的“活劳动”（即教育和宣传）等两种方式进行传播，其实质即使精神生产主体思维中的精神内容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存在于接受者的思维当中，并实现“自在”到“自觉”的有效转化。因此，“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位引领，建立分众传播的受众共同体，拓展创新传播媒介。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位引领，实现精神生产话语权的有效回归。“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阶级社会场域中的精神生产话语权不再单纯指某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而是被赋予了特定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蕴含着统治阶级的阶级诉求、政治表达和价值立场等多维元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有鲜明阶级属性和人民属性的精神生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为各族群众谋利益的使命彰显，其精神生产话语权的回归关乎以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及文化安全，是重构民族工作话语叙事体系、秉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人”属性、继而实现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必然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生成性视角考察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现实掣肘，提升精神生产话语议题的前置性和预设性，规避“话语脱钩”；以系统性视角构建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互动机制，注重“话语主体（谁来说，给谁说）→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载体（怎么说）”三大要素的有机互动和良性循环；以实效性视角探索精神生产话语权回归的有效路径，彰显话语公信力，提升话语说服力，强化话语解释力，实现主体意识的自觉认同和理性回归。

建立分众传播的受众共同体，适应分众时代不同受众群体的多元需求。哈罗德·拉斯韦尔在考察国家传播过程时将传播主体划分为“三类专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主体可以此为依据分为三类，即党政领导干部传播群体、媒体传播群体以及家庭成员和教师传播群体，三类主体不仅要各司其职，还要多方联动发挥“中继站”的作用以形成传播的协同效应。“世人的主义结构框架”相距甚远，因此，精神成果的传播主体要精准聚焦不同受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以此为导向建立精准的“用户画像”，定制个性化的宣传教育策略以实现精准化供给。例如，针对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可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将其纳入立德树人的全过程；针对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薄弱的民族地区受众群体要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好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族团结故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托运牧场、叶城二牧场结合牧区实际成立了“马背宣讲队”“牦牛巡边宣讲队”，用“包谷馕式”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值得参考借鉴。此外，要加强不同受众群体的互动互通，共同架起沐浴在中华文化底蕴与各民族文化中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之桥梁，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拓展创新传播媒介，延伸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由传播技术迭代与革命而衍生的新传播媒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实现了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转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极具意识形态属性的意象文本，传统的复制物质载体及单向灌输式的宣传教育已无法实现其传播效果，需借助新传播媒介使其成为具象化、可视化的传输形态，通过“看似无关”的生活化景观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受众群体的意念空间。因此，传播主体要充分利用新传播媒介的虚拟空间，进一步拓展受众范围，结合新传播媒介即时性、互动性、多元化等特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内容进行全新的编码和解码，以图像展演、声音叙事、场景创设等多元化传播方式增强各民族共同记忆的数字化表达，增强各族群众共有记忆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使各族群众在视觉、听觉、知觉等多重感官系统相融合中获得沉浸式体验，通过情感共鸣促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群众的“无意识共识”。

（三）精神成果共享：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精神生产成果只有在共享的过程中才能将“观念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实现精神内容的再生产和再创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将“多元一体”的抽象意识变为自觉实践的递进过程，符合从认同到践行的精神成果共享机理，其中，认同是共享精神成果的核心环节，因此，要回归精神生产的共享属性，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增进情感认同，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鸣共情。情感认同具有激励和调节个体行为的驱动作用，使个体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产生情感上的心理相关性并内在的制约个体以某种感情强度付诸行动。“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根植于情感认同的意识认同，旨在以“情感唤醒”调试和刺激各族群众合理的行为选择，通过情境在场和个体体验实现各族群众和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有机耦合，并在感知和互动中引导各族群众的情感走向进而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因此，要高度关注各族群众的情感需求，紧扣个体情感需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点，科学回应各族群众的关注热点、思想堵点和情绪沸点，结合情感需求构建凸显个体“在场性”的情感情境，基于体验、领悟、认同情境所表达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知识图式和浓烈情感达成个体与情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为个体情感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正向升华注入新的心理动力。

构建价值理性，创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识系统。价值理性即“令人向往的某些状态、对象、目标或行为，它超越具体情景而存在，可作为在一系列行为方式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各族群众的情景体验为基础，通过各族群众的自觉反思形成价值判断进而生成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和根基。因此，要充分发挥其导向功能，弥合个体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分歧，提炼萃取二者的共性价值，突出各民族和谐交往的互嵌状态和中华儿女对国家的责任担当，挖掘和弘扬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特质的人物和事件（如新疆党徽大叔阿布都加帕尔·猛德的光荣事迹），继而凝聚价值共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族群众自愿信奉和自觉遵守的共同价值，并以此为准绳进行价值反思，弥合理性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张力，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个体自觉的价值追求和意志品格。

推进实践自觉，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律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价值共享归根到底需转化为个体实践，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认知、民族情感和民族规范的高度认同转化为自主自觉的行为方式，使个体的行为逐渐趋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再生产、再创造。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生成的自觉实践能够深化各族群众的认知体验、纠正各族群众的认识偏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广泛地开展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实践活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重大历史节点、传统节日、典礼节庆为契机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场域，润物无声地推进各族群众的实践养成和自律行为，在实践中共享精神成果，丰盈精神世界。

李俊奎，法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梁丹，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